《战国策》 附录

　　刘向书录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战国策书，中书余卷，错乱相糅莒。又有国別者八篇，少不足。臣向因国別者，略以时次之，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补，除復重，得三十三篇。本字多误脱为半字，以「赵」为「肖」，以「？」为「立」，如此字〔一〕者多。中书本号，或曰国策，或曰国事，或曰短长，或曰事语，或曰长书，或曰脩书。臣向以为战国时，游士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\，宜为战国策。其事继春秋以后，讫楚、汉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，以杀青，书可缮写。

　　〔一〕姚本「字」，一本作「类」字。　　敘曰〔一〕：周室自文、武始兴，崇道德，隆礼义，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，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。敘人伦，正夫妇，天下莫不晓然。论孝悌之义，惇篤之行，故行义之道满乎天下，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。远方慕义，莫不宾服，雅颂歌咏，以思其德。下及〔二〕康、昭之后，虽有衰德，其纲纪尚明。及春秋时，已四五百载矣，然其余业遗烈，流而未灭。五伯之起，尊事周室。五伯之后，时君虽无德，人臣辅其君者，若郑之子产，晋之叔向，齐之晏婴，挟君辅政，以並立於中国，犹以义相支持，歌说以相感，聘覲以相交，期会〔三〕以相一，盟誓以相救。天子之命，犹有所行。会享之国，犹有所耻。小国得有所依，百姓得有所息。故孔子曰：「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？」周之流化，岂不大哉！及春秋之后，眾贤辅国者既没，而礼义衰矣。孔子虽论诗、书，定礼、乐，王道粲然分明，以匹夫无势，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，皆天下之俊也，时君莫尚之。是以王道遂用不兴。故曰：「非威不立，非势不行。」

　　〔一〕姚本集，「曰」下有「夫」字。

　　〔二〕姚本刘作「其德下及」。曾作「德下及」。钱作「以思其德下及」。集作「其恩德下及」。记本「以思其德」，一作「恩德其上」。「下及」，一无「下」字。　　〔三〕姚本集作「朝会」。　　仲尼既没之后，田氏取齐，六卿分晋，道德大废，上下失序。至秦孝公，捐礼让而贵战爭，弃仁义而用诈譎，苟以取强而已矣。夫篡盗之人，列〔一〕为侯〔二〕王；诈譎之国，兴立〔三〕为强。是以传〔四〕相放效，后生师之，遂相吞灭，并大兼小，暴师经岁，流血满野，父子不相亲，兄弟不相安，夫妇离散，莫保其命，湣然道德绝矣。晚世益甚，万乘之国七，千乘之国五，敌侔爭权，盖〔五〕为战国。贪饕无耻，竞进无厌；国异政教，各自制断；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；力功〔六〕爭强，胜者为右；兵革不休，诈偽並起。当此之时，虽有道德，不得施谋\；有设之强〔七〕，负阻而恃固；连与交质，重约结誓，以守其国。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，弃捐於世，而游说权谋\之徒，见贵於俗。是以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、陈軫、代、厉之属，生从横短长之说，左右倾侧。苏秦为从，张仪为横；横则秦帝，从则楚王；所在国重，所去国轻。

　　〔一〕姚本钱、刘同。曾作「例」。

　　〔二〕札记今本误重「侯」字。　　〔三〕姚本钱、集作「立」。曾作「兵」。　　〔四〕姚本一作「转」。鲍本「传」作「转」。○

　　〔五〕鲍本「盖」作「尽」。○

　　〔六〕姚本曾、集作「巧」。刘作「功」。　　〔七〕鲍本「不得施谋\，有设之强」作「不得施设，有谋\之强」。○

　　然当此之时，秦国最雄，诸侯方弱〔一〕，苏秦结〔二〕之，时六国为一，以儐背秦。秦人恐惧，不敢闚兵於关中，天下不交兵者，二十有九年。然秦国势便形利，权谋\之士，咸先驰之。苏秦初欲横，秦弗用，故东合从。及苏秦死后，张仪连横，诸侯听之，西向事秦。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〔三〕，据崤、函之阻，跨陇、蜀之饶，听眾人之策，乘六世之烈，以蚕食六国，兼诸侯〔四〕，并有天下。杖於谋\诈〔五〕之弊，终於〔六〕信篤之诚\，无道德之教，仁义之化，以缀天下之心。任刑罚以为治，信小术以为道。遂燔烧诗书，坑杀儒士，上小尧、舜，下邈三王。二世愈甚，惠不下施，情不上达；君臣相疑，骨肉相疏；化道浅\薄，纲纪坏败；民不见义，而悬於不寧。抚天下十四岁，天下大溃，诈偽之弊也。其比王德，岂不远哉！孔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〔七〕。」夫使天下有所耻，故化可致也。苟以诈偽偷活取容，自上为之，何以率下？秦之败也，不亦宜乎！

　　〔一〕姚本集、曾无「弱」字。　　〔二〕姚本钱、刘，「结」下有「从」字。

　　〔三〕鲍本「固」作「国」。○　　〔四〕姚本一本下有「而」字。

　　〔五〕鲍本「谋\诈」作「诈谋\」。○

　　〔六〕鲍本「於」作「无」。○札记今本「於」作「无」。丕烈案：「无」字是也。

　　〔七〕札记今本「格」误「假」。　　战国之时，君德浅\薄，为之谋\策者，不得不因势而为资，据时而为〔一〕。故其谋\，扶急持倾，为一切之权，虽不可以临国〔二〕教化，兵革〔三〕救急之势也。皆高才秀士，度时君之所能行，出奇策异智，转危为安，运\亡为存，亦可喜。皆可观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。　　〔一〕姚本脱字。

　　〔二〕鲍本无「国」字。○

　　〔三〕姚本钱，「革」下有「亦」字。

　　曾子固序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，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闕。臣访之士大夫家，始尽得其书，正其误谬，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復完。

　　敘曰：向敘此书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。及其后，诈谋\用而仁义之路塞，所以大乱。其说既美矣。率〔一〕以谓此书，战国之谋\士，度时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，则可谓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。　　〔一〕鲍本「率」作「卒」。○

　　夫孔、孟之时，去周之初，已数百岁，其旧法已亡，其旧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，以为不可改者，岂將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之时，所遭之变，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〔一〕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固异，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適变也，不必尽同；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岂好为异论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谓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。

　　〔一〕鲍本无「也」字。○

　　战国之游士则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於说之易合。其设心注意，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，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臏、吴起、李斯之徒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，亦灭其国。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悟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时適变，法〔一〕不同而考之无疵，用之无敝，故古之圣贤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

　　〔一〕鲍本「法」上有「为」字。○

　　或曰，邪说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绝之。则此书之不泯，不泯〔一〕其可乎？对曰，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將明其说於天下。使当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后以禁则齐；使后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后以戒则明。岂必灭其籍哉？放而绝之，莫善於是。故孟子之书，有为神农之言者，有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於此书之作，则上继春秋，下至秦、汉之起，二百四五十年之间，载其行事，固不得而废也。

　　〔一〕鲍本「不泯」两字不重。○札记今本「不泯」两字不重。

　　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三十二篇。崇文总目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云。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。〔一〕

　　〔一〕札记今本在首，鲍本在刘向序录下。吴氏识此序后云：「国策刘向校定本，高诱注，曾巩重校，凡浙、建、括苍本，皆据曾所定。剡川姚宏续校注最后出。予见姚注凡两本，其一冠以目录、刘序，而置曾序于卷末；其一冠以曾序，而刘序次之。盖先刘氏者，元本也；先曾氏者，重校本也。」丕烈案：当在此与下李文叔诸跋连者为是。今本在首，影抄梁溪安氏本如此。据吴氏云，知为姚氏一本，然亦非鲍本，尤误。

　　孙元忠书阁〔一〕本战国策后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馆，即取曾巩三次所校定本，及苏颂、钱藻等不足本。又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。比巩所校，补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。八年，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，又得一百九十六字，共五伯〔二〕五十签。遂为定本，可以修写黄本入秘阁。集贤本最脱漏〔三〕，然亦间得一两字。癸酉岁臣朴校定。右十一月十六日书阁本后孙元忠〔一〕札记今本「阁」误「閤」。下同。吴引不误。　　〔二〕札记今本「伯」作「百」。吴引作「百」。

　　〔三〕札记今本「漏」误「误」。吴引不误。

　　孙元忠记刘原〔一〕父语此书舛误特多，率一岁再三读，略以意属之而已。比刘原父云：「吾老当得定本正之否耶？」

　　〔一〕札记今本「原」误「元」。吴引不误。　　姚宏题右战国策，隋经籍志：三十四卷，刘向录；高诱注，止二十一卷；汉京兆尹延篤论一卷。唐艺文志，刘向所录已闕二卷，高诱注乃增十一卷，延叔坚之论尚存。今世所传三十三卷。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，今十篇，第一、第五闕。前八卷，后三十二、三十三，通有十篇。武安君事，在中山卷末，不知所谓。叔坚之论，今他书时见一二。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，舛误尤不可读。南丰所校，乃今所行。都下建阳刻本，皆祖南丰，互有失得。

　　余顷於会稽得孙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愨，殊为疏略。后再扣〔一〕之，復出一本，有元忠跋，并標出钱、刘诸公手校字，比前本虽加详，然不能无疑焉。如用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