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续资治通鉴》 卷第八十三

　　【宋纪八十三】起昭阳作噩八月，尽阏逢阉茂七月，凡一年。

　　○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元祐八年（辽大安九年）

　　八月，辛酉，太皇太后不豫，帝不视事。

　　壬戌，遣使按视京东、西、河南、北、淮南诸路水灾。

　　戊辰，赦天下。

　　吕大防、范纯仁、苏辙、郑雍、韩忠彦、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閤，问太皇太后安。太皇太后谕曰：“今病势有加，与公等必不相见，且善辅佐官家。”又曰：“老身殁后，必多有调戏官家者，宜勿听之。”乃呼左右赐社饭，曰：“明年社饭，当思老身也。”

　　九月，戊寅，太皇太后高氏崩。自垂帘以来，召用名臣，罢废新法苛政，临政九年，朝廷清明，华夏绥安。杜绝内降侥幸，裁抑外家私恩，文思院奉上之物，无问世细，终身不取其一。人以为女中尧、舜。

　　己卯，诏以太皇太后园陵为山陵，命吕大防为山陵使。　　庚辰，遣使告哀于辽。

　　戊子，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苏轼出知定州。

　　冬，十月，丙午，中书舍人吕陶言：“太皇太后保佑圣躬，于今九年，一旦弃四海之养，凡在臣庶，痛心泣血。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为疑，以不必言而言。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，屏黜凶邪，裁抑侥幸，横恩滥赏，一切革去，小人之心，不无怨憾。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，上惑圣听，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，更改政事，今日陛下既亲万几，则某人宜复用，某事宜复行。此乃治乱之端，安危之机，君子小人消长之兆，在陛下察与不察也。昔元祐初，臣任台谏官，尝因奏事帘前，恭闻德音宣谕云：‘朝廷政事，于民有害，即当更改。其它不系利害，亦不须改。每改一事，必说与大臣，恐外人不知。’臣思此语，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，固非出于私意，盖不得已而后改也。至如章惇悖慢无礼，吕惠卿奸回害物，蔡确毁谤不敬，李定不持母丧，张诚一盗父墓中物，宋用臣掊敛过当，李宪、王中正邀功生事，皆是积恶已久，罪不容诛。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，皆是生民之便，所逐之臣，尽是天下之恶，岂可以为非乎！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，多以私恩遍及亲党，听断庶务，或致过差。及至仁宗亲政，有希合上意，言其阙失者；仁宗降诏，应明肃垂帘时事，更不得辄有上言。圣德广大，度越古今，陛下所宜法而行之。”

　　戊申，群臣七上表，请听政。

　　太皇太后既崩，人怀顾望，莫敢发言。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，上疏曰：“陛下方总揽庶政，延见群臣，此乃国家兴替之本，社稷安危之基，天下治乱之端，生民休戚之始，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，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。先太皇太后，性严正不可干犯，故能斥逐奸邪，裁抑侥幸。虽德泽深厚，结于百姓，而小人怨恨，亦不为少，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、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，此离间之言，不可不察也。初，太皇太后同听政，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，皆言政令不便。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，既改其法，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逐，陛下与太皇太后亦顺众言而逐之。其所逐者，皆上负先帝，下负万民，天下之所仇疾而共欲去之者也，岂有憎恶于其间哉！惟陛下辨析是非，斥远佞人。有以奸言惑听者，明正其罪，付之典刑，痛惩一人以警群慝，则帖然无事矣。

　　此辈既误先帝，又欲误陛下，天下之事，岂堪小人再破坏邪！”苏辙方具疏进谏，及见祖禹奏，曰：“经世之文也。”遂附名同进而毁己草。疏入，不报。　　后数日，祖禹又言：“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，罢王安石、吕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旧政，故社稷危而复安，人心离而复合。乃至辽主亦与其宰相议曰：‘南朝遵行仁宗政事，可敕燕京留守，使边吏约束，无生事。’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，则中国人心可知。今陛下亲万机，小人必欲有所动摇，而怀利者亦皆观望。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，先太皇太后之勤劳，痛心疾首，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，守元祐之政，当坚如金石，重如山岳，使中外一心，归于至正，则天下幸甚！”

　　吕希哲言：“君子小人用心不同，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，坐法沈废者，朝思夜度，唯望乘国家变故、朝廷未宁之时，进为险语以动上心。其说大约不过有三：一谓神宗所立法度，陛下必宜修复；二谓陛下当独揽干纲，不可委信臣下；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。三者之言，行将至矣，陛下不可以不察。”吕陶亦以为言，皆不报。

　　辽阿噜萨古之败于玛古苏也，辽主以耶律托卜嘉代为西北路招讨使。托卜嘉自以尝荐玛古苏，有旧恩，遣人招致之。玛古苏声言约降，托卜嘉遽信之，逆于镇州西南沙碛间，禁士卒无得妄动。已而玛古苏率师骤至，裨将耶律绾、徐盛见其势锐，不及战而走，托卜嘉被害。托卜嘉，仁先之子也。庚戌，赠侍中，谥贞悯。

　　玛古苏既胜，准布诸部皆应之，冠倒塌岭。

　　壬子，辽遣使籍诸路。癸丑，命乌库节度使慎嘉努率兵援倒塌岭。

　　甲寅，辽主驻藕丝淀。

　　乙卯，命以马三千给乌库部。

　　丙辰，辽有司奏准布掠西路群牧。

　　丁巳，辽振西北路贫民。

　　己未，辽以燕国王延禧生子，肆赦，妃之族属并进级。

　　壬戌，辽以枢密直学士赵延睦参知政事兼同知南院事。

　　己巳，辽主命广积贮以备水灾。

　　庚午，复内侍乐士宣等六人。苏辙奏：“陛下方亲政，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，而推恩先及于近习，外议深以为非。”后数日，复出内批，以刘惟简、梁从政等四人并除入内内侍省职。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，帝曰：“止为禁中阙人，兼有近例。”辙曰：“此事非为无例，盖谓亲政之初，先擢内臣，故众心惊疑。”帝释然曰：“除命且留，俟祔庙取旨可也。”

　　十一月，范祖禹请追改内侍除命，不报。庚寅，因请对，曰：“熙宁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三新法，悉变祖宗之政，多引小人以误国，勋旧之臣屏弃不用，忠正之士想继远引。又用兵开边，结怨外夷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徙。赖先帝觉悟，罢逐两人；而所引群小已布满中外，不可复去。蔡确连起大狱，王韶创取熙河，章惇开五溪，沈起扰交管，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种谔兴造西事，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。先帝临朝悼悔，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。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，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，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，李稷、陆师闵行茶法、市易于西川，刘定教保甲于河北，民皆愁痛，比屋思乱。

　　赖陛下与太皇太后起而救之，天下之民如解倒悬。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，窥伺事变，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，如得至左右，必进奸言。万一过听而复用，岂惟正人不敢立朝，臣恐国家自此陵迟，不复振矣。”又论：“汉、唐之亡，皆由宦官。自熙宁、元丰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辈用事统兵，权势震灼。中正兼干四路，口敕募兵，州郡不敢违，师徒冻馁，死亡最多；宪陈再举之策，致永乐摧陷；用臣兴土木之工，无时休息，罔市进之微利，为国敛怨。此三人者，虽加诛戮，未足以谢百姓。宪虽已亡，而中正、用臣尚在，今召内侍十余人，而宪、中正之子皆在其中。二人既入，则中正、用臣必将复用，惟陛下念之。”

　　时绍述之论已兴，有相章惇之意，祖禹力言惇不可用，帝不悦。

　　丙子，御垂拱殿。

　　辽枢密使阿苏使人诬奏蕃部掠漠南牧马及居民畜产，招讨使萧托辉不急追捕，罪当死，辽主命免其官。托辉负气，怒则须髯辄张，每有大议，必毅然决之，虽辽主有难色，未尝遽已，见权贵无少屈，竟为阿苏所陷，时人惜之。

　　十二月，乙巳，范纯仁言：“臣多疾早衰，自叨宰执以来，益为职事所困。窃位已将五月，辅政讫无寸长，上负国恩。又况蒙命之始，已招弹击之言。伏望察其至诚，退之以礼。”诏不允。帝语吕大防曰：“纯仁有时望，不宜去，可为朕留之，且趣入见。”

　　问：“先朝行青苗法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先帝爱民之意本深，但王安石立法过甚，激以赏罚，故官吏急切，以致害民。”退而疏陈其要，以为“青苗非所当行，行之终不免扰民。”

　　初，太皇太后寝疾，召纯仁曰：“公父仲淹，在章献垂帘时，唯劝章献尽母道，及仁宗亲政，惟劝仁宗尽子道，可谓忠臣，公必能继绍前人。”纯仁泣射曰：“敢不尽忠！”至是群小力排垂帘时事，纯仁奏曰：“太皇太后保佑圣躬，功烈诚心，幽明共鉴。

　　议者不恤国是，一何薄哉！”因以仁宗禁言章献垂帘时事诏书上之曰：“望陛下稽仿而行，以戒薄俗。”韩忠彦亦言于帝曰：“昔仁宗始政，群臣亦多言章献之非，仁宗恶其持情甚薄，下诏戒饬。陛下能法仁祖则善矣。”

　　甲寅，仿《唐六典》修官制。

　　丁巳，辽遣使来吊祭。

　　出钱粟十万赈流民。

　　辽中京留守窦景庸卒，谥肃宪。　　是月，苏轼赴定州。时国事将变，轼不得入辞。既行，上书言：“臣日侍帷幄，方当戍边，顾不得一见而行；况疏远小臣，欲求自通，难矣。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。古之圣人将有为也。必先处晦而观明，处静而观动，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。陛下圣智绝人，春秋鼎盛，臣愿虚心循理，一切未有所为，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，以三年为期，俟得其实，然后应而作，使既作之后，天下无恨，陛下亦无悔。由此观之，陛下之有为，惟忧太早，不患稍迟，亦已明矣。臣恐急进好利之臣，辄劝陛下轻有改变，故进此说，敢望陛下留神。社稷宗庙之福，天下幸甚！”

　　范纯仁之将入也，杨畏尝有言，纯仁不知。至是吕大防欲用畏为谏议大夫，纯仁曰：“上新听政，谏官当求正人；畏倾邪，不可用。”大防曰：“岂以畏尝言公邪？”纯仁始知之。大防素称畏敢言，且先密约畏助己，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。及大防充山陵使，甫出国门，畏首叛大防，上疏言：“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，乞赐讲求，以成继述之道。”疏入，帝即召对，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，畏遂列上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、邓温伯、李清臣等行义，各加品题。且密奏万言，具陈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，乞召章惇为相。帝深纳之，遂复章惇资政殿学士，吕惠卿为中大夫，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。给事中吴安诗不书惇录黄，中书舍人姚勔不草惠卿、中正诰词，乞追回除命，皆不听。

　　先是水官锐意回河，请曰：“河流浅狭，权堰断，使水势入孙村口。”论奏以千百数。诏率下河北转运司议，同列多畏恐，不敢正言，或以不知河事为解。转动副使赵偁，独居中持议，不少假借，每沮却之，因上《河议》，其略曰：“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，工费骚动，半于天下；复为分水，又四年矣。古所谓分水者，回河流，相地势，导而分之，盖其理也。今乃横截河流，置埽约以扼之。开浚河流，徒为渊潭，其状可见。况故道千里，其间又有高处，故累岁涨落，辄复自断。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，复修宗城废堤，闭宗城口，废上下约，开阚村河门，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。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，一二年可以就绪，而河患庶几息矣。”　　○哲宗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绍圣元年（辽大安十年）

　　春，正月，丙申，夏国遣使来贡。

　　赵偁又上言：“先帝灼见河势，且鉴屡闭屡塞之患，因顺其性，使之北行，此万世策也。自有司置埽创约，横截河流，回河不成，因为分水。初决南宫，再决宗城，三决内黄，水皆西决，则地势西下，较然可知。今欲弭息河患，而逆地势，戾水性，臣未见其能就效也。臣请开阚村河口，修平乡、巨鹿埽、焦家等堤，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；如此，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。”

　　水官又请权堰梁村，缕断张包等河门，闭内黄决口，开鸡爪，疏口地，回河东流。

　　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、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，且会逐司定议。偁议以为：“东流阔处无二百步，益以涨水，何可胜约！去岁尝开鸡爪十五余丈，未几生淤，形势可见。一日东流既不容，北流又悉闭，上壅横溃之患，可胜道哉！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，修西堤以备涨水，因其顺快，水流既通，则河将自成矣。”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，而众相论难，累日不决。乃周视东北流，较形势，审利害，会逐司诰之，曰：“将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，可乎？”水官曰：“不可。张包存则东流败矣。”诏使曰：“审尔，则水之趋北，势也，奈何逆之？”由是从偁议，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。会诏中格，复罢。

　　是月，辽主如春水。

　　准布别部侵辽，四捷军都监特默死之。

　　二月，丁未，以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，以兵部尚书邓温伯为尚书右丞。清臣首倡绍述，温伯和之。时进用大臣，皆从中出，侍从、台谏，亦多不由进拟。范纯仁乃言于帝曰：“陛下亲政之初，四方拭目以观，天下治乱，实本于此。舜举皋陶，汤举伊尹，不仁者远。纵未能如古人，亦须极天下之选。”帝不纳。　　己酉，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。己未，祔神主于太庙。

　　甲子，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，罢避高遵甫讳。

　　是月，夏国进马，助太皇太后山陵；复遣使再议易地，诏不允。

　　三月，壬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　　癸酉，以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。

　　乙亥，尚书左仆射吕大防罢。大防位首相逾六年，当国日久，群怨皆归。及宣仁始祔庙，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，因疏列神宗简拔之人章惇、安焘、吕惠卿等，以备进用。大防亦自求去位，帝亟从之，诏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。后二日，改知永兴军。

　　乙酉，御集英殿，试进士，策曰：“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，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，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，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，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。夫可则因，否则革，惟当之为贵，圣人亦何有必焉！”李清臣之词也。

　　戊子，徙封徐王颢为冀王。

　　癸巳，诏赈京东、河北流民，贷以谷麦种，谕使还业，蠲今年租税。　　丁酉，赐礼部奏名进士、诸科九百七十五人及第、出身。时考官取进士答策者，多主元祐。及杨畏覆考，乃悉下之，而以主熙、丰者署前列，拔毕渐为第一。自此绍述之论大兴，国是遂变矣。

　　是日，苏辙罢。先是辙上疏曰：“伏见御试策题，历诋近岁行事，有绍复熙宁、元丰之意。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，行大有为之志，其所设施，度越前古，盖有百世不可改者。在位近二十年，而终身不受尊号，裁损宗室，恩止袒免，减朝廷无穷之费；出卖坊场，顾募衙前，免民间破家之患；黜罢诸科诵数之学，训练诸将慵惰之兵；置寄禄之官，复六曹之旧；严重禄之法，禁交谒之私；行浅攻之策，以制西夏；收六色之钱，以宽杂役。凡如此类，皆先帝之睿算，有利无害。而元祐以来，上下奉行，未尝失坠也。至于其它，事有失当，何世无之！父作之于前，子救之于后，前后相济，此则圣人之孝也。

　　汉武帝外事四夷，内兴宫室，财用匮竭，于是修盐铁、榷酤、均输之政，民不堪命，几至大乱；昭帝委任霍光，罢去烦苛，汉室乃定。光武、显宗，以察为明，以谶决事，上下恐惧，人怀不安；章帝即位，深鉴其失，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，后世称焉。本朝真宗，右文偃武，号称太平，而群臣因其极盛，为天书之说；章献临御，揽大臣之议，藏书梓宫，以泯其迹；及仁宗听政，绝口不言。英宗自籓邸入继，大臣创濮庙之议；及先帝嗣位，或请复举其事，寝而不答，遂以安静。夫以汉昭、章之贤与吾仁宗、神宗之圣，岂以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！愿陛下反覆臣言，慎勿轻事改易。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岁不用之人，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，大事去矣。”奏入，不报。

　　辙又具札子言：“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，自当宣谕臣等，令商量措置。今自宰臣以下，未尝略闻此言，而忽因策问进士，宣露密旨。譬如家人，父兄欲有所为，子弟皆不与知，而与行路谋之，可乎？”帝固不说，李清臣、邓温伯又先媒蘖之。及面论，帝益怒，遂责辙以汉武比先帝，辙曰：“汉武，明主也。”帝曰：“卿意但谓武帝穷兵黩武，末年下哀痛之诏，岂明主乎！”帝声甚厉，辙下殿待罪，众莫敢救。范纯仁从容言曰：“武帝雄才大略，史无贬辞，辙以比先帝，非谤也。陛下亲政之初，进退大臣当以礼，不可如呵斥奴仆。”邓温伯越次进曰：“先帝法度，为司马光、苏辙坏尽。”

　　纯仁曰：“不然。法本无弊，弊则当改。”帝曰：“人谓秦皇、汉武。”纯仁曰：“辙所论，事与时也，非人也。”帝为之少霁。辙平日与纯仁多异，至是乃服，退，举笏谢曰：“公，佛地位人也。”归家，亟具奏，乞赐屏逐，诏以辙为端明殿学士、知汝州。　　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，有“风节天下所闻”及“原诚终是爱君”之语，帝怒，命别撰词。

　　辙止散官知汝州，安诗寻亦罢为起居舍人，从虞策、郭知章等言也。

　　河内尹焞应举，见发策黜元祐之政，乃叹曰：“尚可以干禄乎！”不对而出。焞少师事程颐，谓颐曰：“焞不复应进士举矣。”颐曰：“子有母在。”焞归，告其母陈，母曰：“吾知汝以善养，不知汝以禄养。”颐闻之曰：“贤哉母也！”于是终身不就举。

　　夏，四月，甲辰，命中书舍人蔡卞同修国史，以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，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，右朝散郎周秩、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。

　　召淮南转运副使张商英为右正言。商英在外久不召，积憾元祐大臣，攻之不遗余力，上疏言：“神宗盛德大业，跨绝今古，而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刘挚、吕大防，援引朋俦，敢行讥议。凡详定局之见明，中书之勘会，户部之行遣，言官之论列，词臣之诰命，无非指擿决扬，鄙薄嗤笑，翦除陛下羽翼于内，击逐股肱于外，天下之势，岌岌殆矣！今天清日明，诛赏未正，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，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，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。”又指吕大防、梁焘、范祖禹为奸邪，以司马光、文彦博为负国，言吕公著不当谥正献，甚者至以宣仁双吕、武。始，商英在元祐时，作《嘉禾颂》，以文彦博、吕公著比周公，又作文祭司马光，极其称美，至是乃追论其罪。又言：“愿陛下无忘元祐时，章惇无忘汝州时，安焘无忘许昌时，李清臣、曾布无忘河阳时。”其以险语激怒当世概类此。

　　辽主驻春州北平淀。　　乙巳，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，帝曰：“止用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，百姓何有不便邪？”范纯仁曰：“四方利害不同，须因民立法，乃可久也。”帝曰：“令户部议之。”

　　阿里骨遣使来献狮子。

　　丙午，以旱，诏恤刑。　　庚戌，以知江宁府曾布为翰林学士。布自瀛州徙江宁，诏许入觐，遂有是命。布言先帝政事，当复施行，且乞改元以顺天意。

　　以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。

　　台臣共言苏轼行吕惠卿制词，讥讪先帝：壬子，诏轼落职，如英州。　　范纯仁上疏曰：“熙宁法度，皆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，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。

　　至垂帘时，始用言者，特行贬窜，今已八年矣。言者多当时御史，何故畏避不即纳忠，而今乃有是奏，岂非观望邪？”

　　辽自准布侵边，诸属国多从之叛。边臣间有斩获，诸部亦有降者。而玛古苏猖獗太甚，辽主乃以耶律额特勒为都统，耶律图多为副都统，耶律图鲁为都监，往讨之。　　癸丑，诏改元绍圣。

　　白虹贯日。

　　以侍讲学士范祖禹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知陕州。先是帝欲以祖禹代苏辙，而沮之者甚众。祖禹力求出，乃有是命。

　　太子少师致仕冯京卒。帝临奠，蔡确之子渭，京婿也，于丧次阑诉父冤。甲寅，诏复确右正议大夫。

　　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。

　　以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、知定州。

　　壬戌，以资政殿学士、提举洞霄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惇赴召，沙县陈瓘随众道谒。惇素闻其名，独邀与同载，访当世之务，瓘曰：“请以所乘舟喻，偏重其可行乎？或左或右，其偏一也。明此，则行可矣。”惇默然。瓘复曰：“天子待公为政，敢问将何先？”惇伫思良久，曰：“司马光奸邪，所当先辨。”瓘曰：“公误矣，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也。果尔，将失天下之望。”惇厉色曰：“光辅母后，独掌政柄，不务纂绍先烈，肆意大改成绪，误国如此，非奸邪而何？”瓘曰：“不察其心而疑其迹，则不为无罪。若指为奸邪，又复改作，则误国益甚矣。”乃为惇极论熙、丰、元祐之事，以为：“元丰之政，多异熙宁，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。温公不明先志，而用母改子之说，行之太遽，所以纷纷至今。为今日计，唯当消朋党，持中道，庶可救弊。若又以熙、丰、元祐为说，无以厌服公论。”瓘辞辨忼慨，议论劲正，惇虽迕意，亦颇惊异，遂有兼收元祐之语，留瓘共饭而别。　　范纯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，知颍昌府。帝既亲政，言者急论垂帘时事。纯仁数称疾求罢，最后出居慈孝寺，请降诏以禁约言者，帝不从。纯仁连章求罢，许之。陛辞日，命坐，赐茶，慰劳甚渥。帝曰：“卿耆德硕望，朝廷所倚赖，今虽在外，凡时政有可裨益者，但入文字言之，无事形迹。”纯仁顿首受命。

　　命曾布修《神宗正史》。

　　丙寅，罢五路经律通礼科。　　丁卯，诏诸路使：“免役法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。”

　　邓温伯言：“旧名润甫，昨避高陈王讳，今请复旧名。”从之。　　戊辰，同修国史蔡卞上疏言：“先帝盛德大业，卓然出千古之上，而《实录》所纪，类多疑似不根，乞验索审订。重行刊定，使后世无所迷惑。”诏从之，以卞兼国史修撰。

　　己巳，辽除玉田、密云流民租赋一年。

　　是月，知汝州苏辙，降授左朝议大夫，徙知袁州。责词略曰：“垂帘之初，老奸擅国，置在言路，使诋先朝，反以君父为仇，无复臣子之义。”中书舍人林希所草。老奸，盖阴斥宣仁也。希典书命，自司马光、吕大防、公著、刘挚等数十人之制，极其丑诋。

　　一日，草制罢，掷笔于地曰：“坏尽名节矣！”

　　闰月，壬申，以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诸路提举常平官。

　　癸酉，罢十科举士法，从井亮采言也。　　翟思言：“先帝正史，将以传示万世。访闻秉笔之臣，多刊落事迹，变乱美实，以外应奸人诬诋之说。今既改命史官，须别起文，请降旨取《日历》、《时政记》与今《实录》参对。。”从之。

　　甲申，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门下侍郎。

　　以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、知宣州。

　　乙酉，以工部尚书李之纯为宝文阁待制、知单州，御史刘拯言其为中丞时阿附苏轼故也。

　　丙戌，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，每苗税一石，出米五升，自来年为始，专充赈济；从之。

　　贬通判杭州秦观监处州茶盐酒税，以刘拯言其影附苏轼、增损《实录》也。

　　丁亥，诏神宗随龙人赵世长等迁秩赐赉有差。

　　戊子，诏：“在京诸司所受传宣中批，并候朝廷覆奏以行。”　　癸巳，命知苏州吕惠卿改知江宁府。

　　乙未，章惇入见，遂就职，命提举修《神宗实录》、《国史》。

　　戊戌，诏改隆祐宫曰慈德宫，前殿曰慈德，中曰仁明，后曰寿昌。

　　以黄履为御史中丞。元丰末，履尝为中丞，与蔡确、章惇、邢恕相交结，每确、惇有所嫌恶，则使恕道风旨于履，履即排击之，时谓之“四凶”，为刘安世所论而出。至是惊复引用，俾报复仇怨，元祐正臣，无一得免矣。

　　帝之初即位也，程颢知扶沟县，以檄至河南府，留守韩宗师问：“朝事如何？”颢曰：“司马君实、吕晦叔作相矣。”又问：“果作相，当如何？”曰：“当与元丰大臣同。若先分党与，它日可忧。”宗师曰：“何忧？”曰：“元丰大臣皆嗜利者，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，则善矣。不然，衣冠之祸未艾也。”至是其言乃验。宗师，绛之子也。　　庚子，辽赐西北路贫民钱。

　　五月，壬寅，罢修官制局。

　　甲辰，罢进士习试诗赋，专治二经。

　　辽主驻赤勒岭。

　　己酉，诏以王安石《日录》参定《神宗实录》、《正史》。

　　初，安石将死，悔其所作，命从子防焚之，防诡以它书代。至是蔡卞即防家取以上之，因芟落事实，文饰奸伪，尽改元祐所修。

　　辛亥，刘奉世罢。　　奉世为人，简重有法度，常云：“家世唯知事君，内省不愧作士大夫公论而已。得丧，常理也。譬如寒暑加人，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，正须安以处之。”时以章惇用事，力乞外。乃罢为真定府路安抚使，兼知成德军。

　　癸丑，诏：“中外学官，非制科、进士、上舍生入官者，并罢。”

　　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。

　　甲寅，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：“先帝辟地进壤，扼西戎之咽喉，如安疆、葭芦、浮图、米脂，据高临下，宅险遏冲。元祐初，用事之臣委四寨而弃之，外示以弱，实生戎心。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，列其名氏，显行黜责。”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、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。惇奏曰：“弃地之议，司马光、文彦博主之于内，赵昪、范纯粹成之于外，故众论莫能夺。若孙觉、王存辈，皆闇不晓事，妄议边计者。至于赵昪、范纯粹，明知其便，而首尾异同以傅会大臣，可谓挟奸罔上。夫妄议者犹可恕，挟奸者不可不深治。”帝以为然。

　　右正言张商英言：“先帝谓天地合祭非古。”诏礼部、太常详议以闻。

　　以右正言上官均为工部员外郎。章惇方欲擅权，恶均异论，故罢均言职。寻以均权发遣京东西路刑狱。

　　戊午，辽有司言：“德勒诸部侵边，统军使出战不利，招讨使以兵击破之。敦睦宫太师耶律安努及其子殁于阵。”　　己未，以礼部侍郎杨畏为吏部侍郎。

　　初，吕大防既超迁畏，畏知章惇心复用，时惇居苏州，有张扩者，惇妻之侄，畏托扩致意云：“畏度事势轻重，因吕大防、苏辙以逐刘挚、梁焘辈；又欲并逐大防及辙，而二人觉之，遽罢畏言职。畏迹在元祐，心在熙宁、元丰，首为公辟路者也。”及惇赴召，百官郊迎，畏独请间，语多斥大防。有直省官闻之，叹曰：“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，亦如今日见章相公也。”惇信畏言，故又迁吏部。

　　乙丑，尚书左丞邓润甫卒。润甫首陈绍述，遂登政府。章惇议重谪吕大防、刘挚，润甫不以为然，曰：“俟见上，当力争。”无何，暴卒。

　　丁卯，嗣濮王宗晖卒。

　　是月，高丽国王运殂，遣使告于辽，辽遣萧遵列等赙赠。　　六月，知永兴军吕大防降授右正议大夫、知随州，知青州刘挚落职，降授左朝议大夫、知黄州，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、知袁州，以台谏交章论列故也。

　　来之邵等言知英州苏轼诋斥先朝，甲戌，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

　　壬午，封高密郡王宗晟为嗣濮王。　　癸未，以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同知枢密院事。

　　甲申，礼部言太学博士詹文奏乞除去王安石《字说》之禁，从之。

　　乙酉，诏知郓州梁焘改知鄂州，知成德军刘安世改知南安军，管句西京崇福宫吴安诗监光州盐酒税，知虢州韩川改知坊州，权知应天府孙升改知房州，并落职降官；从左司谏翟思言也。

　　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言：“吏部侍郎、新除庐州王钦臣，傅会吕大防以致进用，岂可以侍从职名，寄之方面！所有制词，未敢撰进。”诏钦臣除集贤殿修撰、知和州。　　诏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守本官、知怀州，以刘拯言公著父子世济奸邪故也。

　　丙戌，诏蔡确追复观文殿学士，赠特进。

　　戊子，诏翰林学士兼侍讲蔡卞充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。

　　辛卯，三省以监察御史周秩所上二章进呈。读至“向者有御批，欲增隆皇太妃仪物，又如治平中议濮事。吕大防所以求去”，帝曰：“大防何尝有言！今秩越次及之，是迎合也。”又读至“邪说甚行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”，帝曰：“此言，激怒也。如秩趋操甚狂，若置之言职，朝廷无安静之理。”遂罢秩知广德军。

　　己亥，辽禁边民与蕃部为婚。

　　秋，七月，庚子朔，辽主猎于赤山。

　　丙辰，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尝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、苏辙事，帝曰：“去冬以宫中缺人使令，因召旧人十数辈，此何系外廷利害，而范祖禹、丰稷、文及甫并有章疏，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，希纯等又缴奏争之，何乃尔也！”安焘对曰：“闻文及甫辈上书，亦为人所使。”帝曰：“必苏辙也。”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皇后族人迁官诰，有曰“昔我祖妣正位宸极”，其言失当，及变乱奉祀礼文、荐牙盘食等数事，乃诏落希纯职，知亳州如故。

　　丁巳，三省言：“范纯仁、韩维朋附司马光，毁讪先帝，变乱法度，纯仁复首建弃地之议，滋养边患。”诏纯仁特降一官。

　　初，章惇请谪纯仁，帝曰：“纯仁持议公平，非党也，但不肯为朕留耳。”惇曰：“不肯留，即党也。”帝勉从惇请。

　　是日，追夺司马光、吕公著等赠谥，贬吕大防、刘挚、苏辙等官，诏谕天下。

　　元丰末，神宗尝谓辅臣曰：“明年建储，当以司马光、吕公著为师保。”及公著卒，吕大防奉敕撰《神道碑》，首载神宗语，帝又亲题其额。及章惇、蔡卞欲起史祸，先于《日历》、《时政记》删去“以司马光、吕公著为师保”语，又请发光、公著冢，斫棺暴尸。三省同进呈，许将独不言。惇等退，帝留将问曰：“卿不言，何也？”将曰：“发冢斫棺，恐非盛德事。”帝曰：“朕亦以为无益公家。”遂寝其奏。会黄履、张商英、周秩、上官均、来之邵、翟思、刘拯、井亮采，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，未正典刑，大防等罪大罚轻，未厌公论，凡十九疏。章惇悉以进呈，遂诏追光、公著赠谥，毁所立碑，夺王岩叟赠官，贬大防郢州居住，挚蕲州，辙筠州。曾布密疏请罢毁碑事，不报。　　苏颂方执政时，见帝年幼，诸臣太纷更，常曰：“君长，谁任其咎邪？”每大臣奏事，但取决于宣仁，帝有言，或无对者。惟颂奏宣仁，必再禀帝，有宣谕，必告诸臣以听圣语。及言者劾颂，帝曰：“颂知君臣之义，无轻议也。”又曰：“梁焘每起中正之论，其开陈排击，尽出公议，朕皆记之。”由是颂获免，而焘与外祠。

　　初，李清臣冀为相，首倡绍述之说，以计去苏辙、范纯仁、亟复青苗、免役法。及章惇相，心甚不悦，复与为异。惇贬司马光等，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，将悉窜岭表。　　清臣进曰：“更先帝法度，不能无过，然皆累朝元老，若从惇言，必大骇物听。”帝然之。戊午，诏曰：“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吕大防、刘挚等，各以等第行遣责降讫。至于射利之徒，胁肩成市，盍从申儆，俾革回邪，推予不忍之仁，开尔自新之路。今后一切不问，议者亦勿复言，所有见行取会《实录》修撰官以下及废弃渠阳砦人，自别依敕处分。”

　　来之邵、刘拯等乞复免役钱法。

　　是月，准布诸部侵辽之倒塌岭，尽掠西路群牧马去，东北路统军使耶律实埒以兵追及，尽获所掠而还。

　　辽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言：“西边诸蕃为患，士卒远戍，中国之民疲于飞挽，非长久之策。为今之务，莫若城于盐泺，实以汉户，使耕田聚粮，以为西北之费。”言虽不行，识者韪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