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忠集》 卷十六·居士集卷十六

　　论序一首论二首或问一首

　　〈正统论原本七首附〉

　　正统论序〈康定元年〉

　　臣修顿首死罪言。伏见太宗皇帝时，尝命薛居正等撰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事为《五代史》，凡一百五十篇，又命李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，藏之秘府。而等以梁为伪。梁为伪，则史不宜为帝纪，而亦无曰五代者，于理不安。今又司天所用崇天历，承后唐，书天至十九年，而尽黜梁所建号。援之于古，惟张轨不用东晋太兴而虚称建兴，非可以为后世法。盖后唐务恶梁，而欲黜之，历家不识古义，但用有司之传，遂不复改。至于等，初非著书，第采次前世名号，以备有司之求，因旧之失，不专是正，乃与史官戾不相合。皆非是。

　　臣愚因以谓正统，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。三代用正朔，后世有建元之名。然自汉以来，学者多言三代正朔，而怪仲尼尝修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与其学徒论述尧、舜、三代间事甚详，而于正朔尤大事，乃独无明言，颇疑三代无有其事。及于《春秋》得“十月陨霜杀菽”，二月“无冰”，推其时气，乃知周以建子为正，则三代固尝改正朔。而仲尼曰行夏之时，又知圣人虽不明道正朔之事，其意盖非商、周之为，云其兴也，新民耳目，不务纯以德，而更易虚名，至使四时与天不合，不若夏时之正也。及秦又以十月为正。汉始稍分后元、中元，至于建元，遂名年以为号。由是而后，直以建元之号加于天下而已，所以同万国而一民也。而后世推次，以为王者相继之统。若夫上不戾于天，下可加于人，则名年建元，便于三代之改岁。然而后世僭乱假穷者多，则名号纷杂，不知所从，于是正闰真伪之论作，而是非多失其中焉。

　　然尧、舜、三代之一天下也，不待论说而明。自秦昭襄讫周显德千有余年，治乱之迹不可不辨，而前世论者靡有定说。伏惟大宋之兴，统一天下，与尧、舜、三代无异。臣故曰不待论说而明。谨采秦以来讫于显德终始兴废之迹，作《正统论》。臣愚不足以知，愿下学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。

　　正统论上〈康定元年〉

　　《传》曰“君子大居正”，又曰“王者大一统”。正者，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；统者，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。由不正与不一，然后正统之论作。

　　尧、舜之相传，三代之相代，或以至公，或以大义，皆得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是以君子不论也，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。及后世之乱，僭伪兴而盗窃作，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，周平王之有吴、徐是也；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，前世谓秦为闰是也。由是正统之论兴焉。　　自汉而下，至于西晋，又推而下之，为宋、齐、梁、陈。自唐而上，至于后魏，又推而上之，则为夷狄。其帝王之理舛，而始终之际不明，由是学者疑焉，而是非又多不公。自周之亡迄于显德，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，或理或乱，或取或传，或分或合，其理不能一概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：周、秦之际也，东晋、后魏之际也，五代之际也。秦亲得周而一天下，其迹无异禹、汤，而论者黜之，其可疑者一也。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，以隋承后魏则无始，其可疑者二也。五代之所以得国者虽异，然同归于贼乱也，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，其可疑者三也。夫论者何？为疑者设也。尧、舜、三代之始终，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，固不待论而明也。后世之有天下者，帝王之理或舛，而始终之际不明，则不可以不疑。故曰由不正与不一，然后正统之论作也。　　然而论者众矣，其是非予夺，所持者各异，使后世莫知夫所从者，何哉？盖于其可疑之际，又挟自私之心，而溺。于非圣之学也。

　　自西晋之灭，而南为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北为后魏、北齐、后周、隋。私东晋者曰：隋得陈，然后天下一。则推其统曰：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。私后魏者曰：统必有所受。则推其统曰：唐受之隋，隋受之后周，后周受之后魏。至其甚相戾也，则为《南史》者，诋北曰虏；为《北史》者，诋南曰夷。此自私之偏说也。

　　自古王者之兴，必有盛德以受天命，或其功泽被于生民，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，岂偏名于一德哉？至于汤、武之起，所以救弊拯民，盖有不得已者，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，一以彼衰，一以此胜，此历官、术家之事。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，缪妄之说也，不知其出于何人。盖自孔子殁，周益衰乱，先王之道不明，而人人异学，肆其怪奇放荡之说。后之学者，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，反从而附益其说，以相结固。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，由汉以来，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。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。　　惟天下之至公大义，可以祛人之疑，而使人不得遂其私。夫心无所私，疑得其决，则是非之异论息而正统明。所谓非圣人之说者，可置而勿论也。

　　正统论下〈康定元年〉

　　凡为正统之论者，皆欲相承而不绝，至其断而不属，则猥以假人而续之，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。　　夫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斯正统矣，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唐是也。始虽不得其正，卒能合天下于一，夫一天下而居正，则是天下之君矣，斯谓之正统可矣，晋、隋是也。天下大乱，其上无君，僭窃并兴，正统无属。当是之时，奋然而起，并争乎天下，有功者强，有德者王，威泽皆被于生民，号令皆加乎当世。幸而以大并小，以强兼弱，遂合天下于一，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，犹有说焉。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，考其迹则皆正，较其义则均焉，则正统者将安予奋乎？东晋、后魏是也。其或终始不得其正，又不能合天下于一，则可谓之正统乎？魏及五代是也。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，则正统有时而绝也。故正统之序，上自尧、舜，历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而绝，晋得之而又绝，隋、唐得之而又绝，自尧、舜以来，三绝而复续。惟有绝而有续，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。

　　然诸儒之论，至于秦及东晋、后魏、五代之际，其说多不同。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谁乎？是汉人之私论，溺于非圣曲学之说者也。其说有三，不过曰灭弃礼乐，用法严苛，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。五德之说，可置而勿论。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，然未原秦之本末也。　　昔者尧传于舜，舜传于禹。夏之衰也，汤代之王；商之衰也，周代之王；周之衰也，秦代之王。其兴也，或以德，或以功，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。初，夏世衰而桀为昏暴，汤救其乱而起，稍治诸侯而诛之，其《书》曰“汤征自葛”是也。其后卒以攻桀而灭夏。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，周之文、武救其乱而起，亦治诸侯而诛之，其《诗》所谓“崇”、“密”是也。其后卒攻纣而灭商。推秦之兴，其功德固有优劣，而其迹岂有异乎？秦之《纪》曰：其先大业，出于颛顼之苗裔。至孙伯翳，佐禹治水有功，唐、虞之间赐姓嬴氏。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，秦仲始为命大夫。而襄公与立平王，遂受岐、丰之赐。当是之时，周衰固已久矣，乱始于穆王，而继以厉、幽之祸，平王东迁，遂同列国。而齐、晋大侯，鲁、卫同姓，擅相攻伐，共起而弱周，非独秦之暴也。秦于是时，既平犬夷，因取周所赐岐、丰之地。而缪公以来，始东侵晋，地至于河，尽灭诸戎，拓国千里。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，周之国地日益蹙，至无复天子之制，特其号在尔。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，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。至其后世，遂灭诸侯而一天下。此其本末之迹也。其德虽不足，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、晋乎？始秦之兴，务以力胜。至于始皇，遂悖弃先王之典礼，又自推水德，益任法而少恩，其制度文为，皆非古而自是，此其所以见黜也。夫始皇之不德，不过如桀、纣，桀、纣不废夏、商之统，则始皇未可废秦也。

　　其私东晋之论者曰：周迁而东，天下遂不能一。然仲尼作《春秋》，区区于尊周而黜吴、楚者，岂非以其正统之所在乎？晋迁而东，与周无异，而今黜之，何哉？曰：是有说焉，较其德与迹而然耳。周之始兴，其来也远。当其盛也，规方天下为大小之国，众建诸侯，以维王室，定其名分，使传子孙而守之，以为万世之计。及厉王之乱，周室无君者十四年，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幸而窥周。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，而文、武、周公之作，真圣人之业也。况平王之迁，国地虽蹙，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。平王以子继父，自西而东，不出王畿之内。则正统之在周也，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。

　　夫晋之为晋与乎周之为周也异矣。其德法之维天下者，非有万世之计、圣人之业也，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，推较其迹，可以曰正而统耳。自惠帝之乱，至于愍、怀之间，晋如线尔，惟嗣君继世，推其迹曰正焉可也。建兴之亡，晋于是而绝矣。

　　夫周之东也，以周而东。晋之南也，岂复以晋而南乎？自愍帝死贼庭，琅邪起江表，位非嗣君，正非继世，徒以晋之臣子，有不忘晋之心，发于忠义而功不就，可为伤已！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，其可得乎？《春秋》之说“君弑而贼不讨”，则以为无臣子也。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，适当《春秋》之诛，况欲干天下之统哉？若乃国已灭矣，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，卒不能复天下于一，则晋之琅邪，与夫后汉之刘备、五代汉之刘崇何异？备与崇未尝为正统，则东晋可知焉耳。　　其私后魏之论者曰：魏之兴也，其来甚远。自昭成建国改元，承天下衰弊，得奋其力，并争乎中国。七世至于孝文，而去夷即华，易姓建都，遂定天下之乱，然后修礼乐、兴制度而文之。考其渐积之基，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，而其为功，何异王者之兴？今特以其不能并晋、宋之一方，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，不得承百王之统者何哉？　　曰：质诸圣人而不疑也。今为魏说者，不过曰功多而国强耳。此圣人有所不与也。春秋之时，齐桓、晋文可谓有功矣。吴、楚之僭，迭强于诸侯矣。圣人于《春秋》所尊者周也。然则功与强，圣人有所不取也。论者又曰：秦起夷狄，以能灭周而一天下，遂进之。魏亦夷狄，以不能灭晋、宋而见黜。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，岂至公之笃论乎？　　曰：是不然也，各于其党而已。周、秦之所以兴者，其说固已详之矣。当魏之兴也，刘渊以匈奴，慕容以鲜卑，苻生以氐，弋仲以羌，赫连、秃发、石勒、季龙之徒，皆四夷之雄者也。其力不足者弱，有余者强，其最强者苻坚。当坚之时，自晋而外，天下莫不为秦，休兵革，兴学校，庶几刑政之方。不幸未几而败乱，其又强者曰魏。自江而北，天下皆为魏矣，幸而传数世而后乱。以是而言，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，岂能干正统乎？

　　五代之得国者，皆贼乱之君也。而独伪梁而黜之者，因恶梁者之私论也。唐自僖、昭以来，不能制命于四海，而方镇之兵作。已而小者并于大，弱者服于强。其尤强者，朱氏以梁，李氏以晋，共起而窥唐，而梁先得之。李氏因之借名讨贼，以与梁争中国，而卒得之，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。而继其后者，遂因之，使梁独被此名也。

　　夫梁固不得为正统，而唐、晋、汉、周何以得之？今皆黜之。而论者犹以汉为疑，以谓契丹灭晋，天下无君，而汉起太原，徐驱而入汴，与梁、唐、晋、周其迹异矣，而今乃一概，可乎？

　　曰：较其心迹，小异而大同尔。且刘知远，晋之大臣也。方晋有契丹之乱也，竭其力以救难，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，出于无可奈何，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。汉独不然，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，汉独高拱而视之，如齐人之视越人也，卒幸其败亡而取之。及契丹之北也，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。从益之势，虽不能存晋，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，可以冀于有为也。汉乃杀之而后入。以是而较其心迹，其异于四国者几何？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。其于正统，绝之何疑。　　或问〈康定元年〉

　　或问：“子于《史记。本纪》，则不伪梁而进之，于论正统，则黜梁而绝之，君子之信乎后世者，固当如此乎？”

　　曰：“孔子固尝如此也。平、桓、庄之王，于《春秋》则尊之，书曰天王，于《诗》则抑之，下同于列国。孔子之于此三王者，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，其理当然也。梁，贼乱之君也。欲干天下之正统，其为不可，虽不论而可知。然谓之伪，则甚矣。彼有梁之土地，臣梁之吏民，立梁之宗庙社稷，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，则是梁之君矣，安得曰伪哉？故于正统则宜绝，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，理当然也。岂独梁哉，魏及东晋、后魏皆然也。尧、舜、桀、纣，皆君也，善恶不同而已。凡梁之恶，余于《史记》不没其实者，论之详矣。或者又曰：“正统之说，不见于六经，不道于圣人，而子论之，何也？”

　　曰：“孔孟之时，未尝有其说，则宜其不道也。后世不胜其说矣，其是非予夺，人人自异，而使学者惑焉，莫知夫所从。又有偏主一德之说，而益之五胜之术，皆非圣之曲学也。自秦汉以来，习传久矣。使孔孟不复出则已，其出而见之，其不为之一辨而止其纷纷乎？此余之不得已也。呜呼！尧、舜之德至矣。夏、商、周之起，皆以天下之至公大义。自秦以后，德不足矣，故考其终始，有是有非，而参差不齐，此论之所以作也。德不足矣，必据其迹而论之，所以息争也。”

　　或者又曰：“论必据迹，则东周之时，吴、徐、楚皆王矣，是正而不统也，子独不论，何也？”

　　曰：“东周正统，以其不待较而易知，是以不论也。若东晋、后魏，则两相敌而予夺难，故不可以不论。吴、徐、楚非周之敌，虽童子之学，犹知予周也，何必论哉？”

　　附论七首。原正统论

　　《传》曰“君子大居正”，又曰“王者大一统”。正者，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，统者，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。由不正与不一，然后正统之论作。尧、舜之相传，三代之相代，或以至公，或以大义，皆得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是以君子不论也，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。及后世之乱，僭伪兴而盗窃作，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，周平王之有吴、徐是也；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，前世谓秦为闰是也。由是正统之论兴焉。

　　自汉而下，至于西晋，又推而下之，为宋、齐、梁、陈。自唐而上，至于后魏，又推而上之，则为夷狄。其帝王之理舛，而始终之际不明，由是学者疑焉，而是非不公。非其不公，盖其是非之难也。自周之亡，迄于显德，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，或理或乱，或取或传，或分或合，其理不能一概，是以论者于此而难也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四，其不同之说有三，此论者之所病也。

　　何谓可疑之际？周秦之际也，汉、魏之际也，东晋、后魏之际也，朱梁、后唐之际也。　　秦亲得周而一天下，其迹无异禹、汤，而论者黜之，其可疑一也。王莽得汉而天下一，莽不自终其身而汉复兴，论者曰伪，宜也。魏得汉而天下三分，论者曰正统，其可疑二也。以东晋承西晋，则无终，以周、隋承元魏，则无始，其可疑三也。梁之取唐，无异魏、晋，而梁为伪。刘备汉之后裔，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称蜀，不得正统，可也。后唐非李氏，未尝一天下，而正统得之，其可疑四也。何谓不同之说三？有昧者之论，有自私之论，有因人之论。

　　正统之说肇于谁乎？始于《春秋》之作也。当东周之迁，王室微弱，吴、徐并僭，天下三王，而天子号令不能加于诸侯，其《诗》下同于列国，天下之人莫知正统。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，而正统在周也。乃作《春秋》，自平王以下，常以推尊周室，明正统之所在。故书王以加正月而绳诸侯。王人虽微，必加于上，诸侯虽大，不与专封，以天加王，而别吴、楚。刺讥褒贬，一以周法。凡其用意，无不在于尊周。

　　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旨，遂曰黜周而王鲁。或曰起鲁隐之不正，或曰起让国之贤君，泥其说于私鲁。殊不知圣人之意在于尊周，以周之正而统诸侯也。至秦之帝，既非至公大义，因悖弃先王之道，而自为五胜之说。汉兴，诸儒既不明《春秋》正统之旨，又习秦世不经之说，乃欲尊汉而黜秦，无所据依，遂为三统五运之论，诋秦为闰而黜之。夫汉所以有天下者，以至公大义而起也。而说者直曰以火德当天统而已。甚者，至引蛇龙之妖，以为左验。至于王莽、魏、晋，直用五行相胜而已。故曰昧者之论也。

　　自西晋之灭，而南为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北为后魏、后周、隋。私东晋者曰：隋得陈，然后天下一。则推其统曰：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。私后魏者曰：统必有所受。则正其统曰：唐受之隋，隋受之后周，后周受之后魏。至其甚相戾也，则为《南史》者诋北曰虏，为《北史》者诋南曰夷。故曰自私之论也。

　　夫梁之取唐，无异魏、晋之取也，魏、晋得为正，则梁亦正矣。而独曰伪何哉？以有后唐故也。彼后唐者，初与梁为世仇。及唐之灭，欲借唐为名，托大义以窥天下，则不得不指梁为伪，而为唐讨贼也。而晋、汉承之，遂因而不改。故曰因人之论也。

　　以不同之论于可疑之际，是以是非相攻，而罕得其当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天下之动，正夫一。”夫帝王之统，不容有二。而论者如此，然绅先生未尝有是正之者，岂其兴废之际，治乱之本难言与？自《春秋》之后，述者多焉，其通古今、明统类者希矣。司马子长列序帝王，而项羽亦为《本纪》，此岂可法邪？文中子作《元经》，欲断南北之疑也，绝宋于元徽五年，进魏于太和元年。是绝宋不得其终，进魏不得其始。夫以子长之博通，王氏之好学，而有不至之论，是果难言与！若夫推天下之至公，据天下之大义，究其兴废，迹其本末，辨其可疑之际，则不同之论息，而正统明矣。

　　附论七首。明正统论

　　凡为正统之论者，皆欲相承而不绝，至其断而不接，则猥以假人而续之，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。

　　夫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，斯正统矣。〈尧、舜、三代、秦、汉、晋、唐〉。天下虽不一，而居得其正，犹曰天下当正，于吾而一，斯谓之正统可矣。〈东周、魏、五代。〉始虽不得其正，卒能合天下于一，夫一天下而居其上，则是天下之君矣，斯谓之正统可矣。〈如隋是也。〉天下大乱，其上无君，僭窃并兴，正统无属。当是之时，奋然而起，并争乎天下，〈东晋、后魏。〉有功者强，有德者王，威泽皆被于生民，号令皆加乎当世。幸而以大并小，以强兼弱，遂合天下于一，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，犹有说焉。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兼，考其迹则皆正，较其义则均焉，则正统者将安与乎？〈东晋、后魏是也。〉其或终始不得其正，又不能合天下于一，则可谓之正统乎？〈魏及五代是也。〉不可也。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，则正统有时而绝也。

　　夫所谓正统者，万世大公之器也，有得之者，有不得之者。而论者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，故曰曲而不通也。

　　或曰：可绝，则王者之史何以系其年乎？

　　曰：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者，由史之过也。夫居今而知古，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，史也。天下有统，则为有统书之；天下无统，则为无统书之。然后史可法也。昔周厉王之乱，天下无君，周公、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，而后宣王立。是周之统，尝绝十四年而复续。然为周史者，记周、邵之年，谓之共和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《年表》。汉之中衰，王莽篡位，十有五年而败。是汉之统，尝绝十五年而复续。然为汉史者，载其行事，作《王莽传》。是则统之绝，何害于记事乎？正统，万世大公之器也；史者，一有司之职也。以万世大公之器假人，而就一有司之记事，惑亦甚矣。

　　夫正与统之为名，甚尊而重也。尧、舜、三代之得此名者，或以至公，或以大义而得之也。自秦、汉而下，丧乱相寻。其兴废之迹，治乱之本，或不由至公大义而起，或由焉而功不克就，是以正统屡绝，而得之者少也。正统之说曰：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魏、晋而绝。由此而后，天下大乱。自东晋太建之元年，止陈正明之三年，凡二百余年。其始也，有力者并起而争，因时者苟偷而假冒，夺攘败乱，不可胜纪，其略可纪次者，十六七家。既而以大并小，以强兼弱，久而稍稍并合，天下犹分为四：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又自分为后梁而为二；后魏、后周、隋，又自分为东魏、北齐而为二。是四者，皆不得其统。其后，后周并北齐而授之隋。隋始并后梁。又并陈，然后天下合为一，而复得其统。故自隋开皇九年，复正其统，曰：隋、唐、梁、后唐、晋、汉、周。

　　夫秦，自汉而下皆以为闰也。今乃进而正之，作《秦论》。魏与吴、蜀为三国，陈寿不以魏统二方，而并为三《志》。今乃黜二国，进魏而统之，作《魏论》。东晋、后魏，议者各以为正也。今皆黜之，作《东晋论》、《后魏论》。朱梁，四代之所黜也。今进而正之，作《梁论》。此所谓辨其可疑之际，则不同之论息，而正统明者也。

　　附论七首。秦论　　谓秦为闰者谁乎？是不原本末之论也，此汉儒之私说也。其说有三：不过曰灭弃礼乐，用法严苛，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。五德之说，非圣人之言，曰昧者之论详之矣。其二者，特始皇帝之事尔，然未原秦之本末也。

　　昔者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、秦，皆出于黄帝之苗裔，其子孙相代而王。尧传于舜，舜传于禹。夏之衰也，汤代之王；商之衰也，周代之王；周之衰也，秦代之王。其兴也，或以德，或以功，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。初，夏世衰而桀为昏暴，汤救其乱而起，稍治诸侯而诛之，其《书》曰“汤征自葛”是也。其后卒以放桀而灭夏。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，周之文、武救其乱而起，亦治诸侯而诛之，其《诗》所谓“昆”、“崇”、“共”、“密”是也。其后卒攻纣而灭商。推秦之兴，其德固有优劣，而其迹岂有异乎？秦之《纪》曰：其先大业，出于颛顼之苗裔。至孙伯翳，佐禹治水有功，唐、虞之间赐姓嬴氏。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，秦仲始为命大夫。而襄公与立平王，遂受岐、丰之赐。当是之时，周衰固已久矣，乱始于穆王，而继以厉、幽之祸，平王东迁，遂同列国。而齐、晋大侯，鲁、卫同姓，擅相攻伐，共起而弱周，非独秦之暴也。秦于是时，既平犬夷，因取周所赐岐、丰之地。而缪公以来，始东侵晋，地至于河，尽灭诸戎，拓国千里。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，周之国地日益蹙，至无复天子之制，特其号在尔。秦昭襄礻必年，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。至其后世，遂灭诸侯而一天下。此本末之迹也。其德虽不足，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？始秦之兴，务以力胜。至于始皇，遂悖弃先王之典礼，又自推水德，益任法而少恩，其制度文为，皆非古而自是，此其所以见黜也。夫始皇之不德，不过如桀、纣，桀、纣不能废夏、商之统，则始皇未可废秦也。

　　附论七首。魏论　　新与魏皆取汉者，新辄败亡，魏遂传数世而为晋。不幸东汉无贤子孙，而魏为不讨之仇。今方黜新而进魏，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，此不可以不论也。　　昔三代之兴也，皆以功德，或积数世而后王。其亡也，衰乱之迹亦积数世而至于大坏，不可复支，然后有起而代之者。其兴也，皆以至公大义为心。然成汤尚有惭德，伯夷、叔齐至耻食周粟而饿死，况其后世乎？自秦以来，兴者以力，故直较其迹之逆顺、功之成败而已。彼汉之德，自安、和而始衰，至桓、灵而大坏，其衰乱之迹，积之数世，无异三代之亡也。故豪杰并起而争，而强者得之。此直较其迹尔。故魏之取汉，无异汉之取秦、而秦之取周也。夫得正统者，汉也；得汉者，魏也；得魏者，晋也。晋尝统天下矣。推其本未而言之，则魏进而正之，不疑。

　　附论七首。东晋论

　　周迁而东，天下遂不能一。然仲尼作《春秋》，区区于尊周而明正统之所在。晋迁而东，与周无异，而今黜之，何哉？

　　是有说焉，较其德与迹而然尔。周之始兴，其来也远。当其盛也，瓜分天下为大小之国，众建诸侯，以维王室，定其名分，使传子孙而守之，以为万世之计。及厉王之乱，周室无君者十四年，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幸而窥周。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，而文、武、周公之作，真圣人之业。故虽天下无君，而正统犹在，不得而改。况平王之迁，国地虽蹙，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。平王以子继父，自西而东，不出王畿之内。〈西周之地八百里，东周六百里，以井田之法计之、通为千里之方。〉则正统之在周也，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。

　　夫晋之为晋，与夫周之为周也异矣。其德法之维天下者，非有万世之计、圣人之业也，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，推较其迹，可以曰正而统尔。自惠帝之乱，晋政已亡，愍、怀之间，晋如线尔，惟嗣君继世，推其迹曰正焉可也。建兴之亡，晋于是而绝矣。

　　夫周之东也，以周而东。晋之南也，岂复以晋而南乎？自愍帝死贼庭，琅邪起江表，位非嗣君，正非继世，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，发于忠义而功不就，可为伤已！若因而遂窃万世大公之名，其可得乎？《春秋》之法“君弑而贼不讨”，则以为无臣子也。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，适当《春秋》之责，况欲以失国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统哉？夫道德不足语矣，直推其迹之如何尔。若乃国已灭矣，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，卒不能复天下于一，则晋之琅邪，与夫后汉之刘备、五代汉之刘崇何异？备与崇未尝为正统，则东晋可知焉尔。　　附论七首。后魏论

　　魏之兴也，自成帝毛至于圣武，凡十二世。而可纪于文字，又十一世。至于昭成而建国改元，略具君臣之法，幸遭衰乱之极，得奋其力，并争乎中国，又七世至于孝文，而去夷即华，易姓建都，遂定天下之乱，然后修礼乐、兴制度而文之。考其渐积之基，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，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？今特以其不能并晋、宋之一方，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，不得承百王之统，而不疑焉者，质诸圣人而可也。

　　今为魏说者，不过曰功多而国强尔。此圣人有所不与也。何以知之？以《春秋》而知也。春秋之时，齐桓、晋文可谓有功矣。吴、楚之僭，迭强于诸侯。圣人于书齐、晋，实与而文不与之，以为功虽可褒，而道不可以与也。至书楚与吴，或屡进之，然不得过乎子爵。则功与强，圣人有所不取也。或者以谓秦起夷狄，以能灭周而一天下，遂进之。魏亦夷狄，以不能灭晋、宋而见黜。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，岂至公之笃论乎？

　　曰：是不然也，各于其党而已。周之兴也，与秦之兴，其说固已详之矣。当魏之兴也，刘渊以匈奴，慕容以鲜卑，苻生以氐，弋仲以羌，赫连、秃发、石勒、季龙之徒，皆四夷之雄。其力不足者弱，有余者强。其最强者苻坚之时，自晋而外，天下莫不为秦，休兵革，兴学校，庶几刑政之方。不幸未几而败乱。其后强者曰魏，自江而北，天下皆为魏矣。幸而传数世而后乱。以是而言，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。就使魏兴世远，不可犹格之夷狄，则不过为东晋比也。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，前所谓不幸两立而不能相并者。故皆不得而进之者，不得已也。

　　附论七首。梁论

　　黜梁为伪者，其说有三：一曰后唐之为唐，犹后汉之为汉，梁盖新比也。一曰梁虽改元即位，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绝，是梁于唐未能绝，而李氏复兴。一曰因后唐而不改。因后唐者，是谓因人之论，固已辨矣。其二者宜有说也。

　　夫后唐之自为唐也，缘其赐姓而已。唐之时，赐姓李者多矣，或同臣子之异心，或怀四夷而縻之，忠臣、茂正、思、忠、克用是也。当唐之衰，克用与梁并起而争之，梁以强而先得。克用耻争之不胜，难忍臣敌之惭，不得不借唐以自托也。后之议者，胡谓而从之哉？其所以得为正统者，以其得梁而然也。使梁且不灭，同光之号不过于河南，则其为唐，与等耳。夫正朔者何？王者所以加天下、而同之于一之号也。昔周之东，其政虽弱，而周犹在也。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绳诸侯者，幸周在也。当唐之亡，天虚名与唐俱绝，尚安所寓于天下哉？使幸而有忠唐之臣，不忍去唐而自守，虽不中于事理，或可善其诚心。若李氏者，果忠唐而不忍弃乎？况于唐亡，托虚名者，不独李氏也。王建称之于蜀，杨行密称之于吴，李茂正亦称之于岐，大抵不为梁屈者，皆自托于虚名也。初，梁祖夺昭宗于岐，遂劫而东，改天复四年为天。而克用与王建怒曰：“唐为朱氏夺矣。天非唐号也。”遂不奉之，但称天复。至八年，自以为非，复称天。此尤可笑者。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？夫论者何？为疑者设也。尧、舜、三代之终始，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，固不待论而明也。后世之有天下者，帝王之理或舛，而始终之际不明，则不可以不疑。故曰由不正与不一，然后正统之论兴者也。其德不足以道矣。推其迹而论之，庶几不为无据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