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一百九十一·经籍考十八
○史（正史各门总 正史）
《隋·经籍志》曰：古者天下诸侯，必有国史，以记言行，后世多务，其道弥繁。夏、殷巳上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；周则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分掌其事，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。又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引《周志》、《郑书》之说，推寻事迹，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，后又合而撰之，总成书记。其后陵夷衰乱，史官放绝。秦灭先王之典，遗制莫存。至汉武帝时，始置太史公，命司马谈为之，以掌其职。时天下计书，皆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，遗文古事，靡不毕臻。
谈乃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成一家之言。谈卒，其子迁又为太史令，嗣成其志。上自黄帝，迄於炎汉，合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谓之《史记》。迁卒以后，好事者亦颇著述，然多浅鄙，不足相继。至后汉，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，并讥正前失。
彪卒，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。以为唐、虞、三代，世有典籍，史迁所记，乃以汉氏继於百王之末，非其义也。故断自高祖，终於孝平王莽之诛，为十二纪、八表、十志、六十九传。潜心积思二十余年，建初中，始奏表及纪传，其十志竟不能就。固卒后，始命曹大家续成之。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，与诸先辈陈宗、尹敏、孟冀等共成《光武本纪》，擢固为郎，典校秘书。固撰后汉事，作列传、载纪二十八篇。其后，刘、刘毅、刘陶、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，谓之《汉纪》。
及三国鼎峙，魏氏及吴并有史官。晋时，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，唯魏帝为纪，其功臣及吴、蜀之主并皆为传，仍各依其国，部类相从，谓之《三国志》。寿卒后，梁州大中正范颖表奏其事，帝诏河南尹、洛阳令就寿家写之。自是世有著述，皆拟班、马以为正史，作者尤广，一代之史，至数十家。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师法相传，并有解释。《三国志》及范晔《后汉书》虽有音注，既近世之作，并读之可知。梁时明《汉书》有刘显、韦棱，陈时有姚察，隋代有包恺、萧该，并为名家。《史记》传者甚微，今依其世代，聚而编之，以备正史。
晁氏曰：后世述史者，其体有三：编年者，以事系日月，而总之於年，盖本左邱；明纪传者，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，盖本於司马迁；实录者，其名起於萧梁，至唐而盛，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，以备史官采择而巳，初无制作之意，不足道也。若编年、纪传，则各有所长，殆未易以优劣论。虽然，编年所载，於一国治乱之事为详，纪传所载，於一人善恶之迹为详。用此言之，编年似优，又其来最古。而人皆以纪传便於披阅，独行於世，号为正史，不亦异乎！
王氏《挥麈录》曰：凡史官纪事，所因者例有四：一曰时政记，则宰执朝夕议政、君臣之奏对之语也；二曰起居注，则左、右史所记言动也；三曰日历，则因时政记、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，旧属史馆，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按，著作郎佐主之；四曰臣僚墓碑行状，则其家之所上也。四者，惟时政，执政之所日录，於一时政事最为详备。左、右史虽二员，然轮日侍立，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，所赖者臣僚所申，而又多务省事，凡经上殿，止称别无所得圣语，则可得而记录者，百司关报而已。日历非二者所有，不敢有所附益。臣僚行状於士大夫行事为详，而人多以其出於门生子弟之类，以为虚辞溢美，不足取信。虽然，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足以为信可也，所载事迹，以同时之人考之，自不可诬，亦何可尽废云。
《汉志》：九家，四百一十一篇（元附《春秋》，今入史门）。
按：班孟坚《艺文志》，《七略》无史类，以《世本》以下诸书附於《六艺略·春秋》之后。盖《春秋》即古史，而《春秋》之后，惟秦、汉之事，编帙不多，故不必特立史部。后来传代既久，史言渐多，而述作之体亦不一，《隋志》史之类已有十三门，唐以后之志皆因之。然《汉志》所录《世本》以下九书，《隋志》则以《太史公书》入正史门，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入杂史门，而其余诸书，则后学所不尽见，无由知其合入何门矣，故姑以此九者尽置之正史之首云。
《隋志》：六十七部，三千八十三卷（通计亡书，合八十部，四千三十卷）。
《唐志》：正史、集史共七十五家，九十六部，五千一百有七卷。
《宋三朝志》：二十六部，二千一十卷。 《宋两朝志》：六部，五百五十六卷。
《宋四朝志》：一十三部，一千一百六十七卷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三十九家，四十二部，二千八百七十七卷。
右正史。 《隋·经籍志》：自史官放绝，作者相承，皆以班、马为准。汉献帝雅好典籍，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，命颖川荀悦作《春秋左传》之体，为《汉纪》三十篇，言约而事详，辨论多美，大行於世。至晋大康元年，汲郡人发魏襄王冢，得古竹简书，字皆科斗。帝命中书监荀勋、令和峤等，撰次为十五部，八十七卷。
多杂碎怪妄，不可训知，唯《周易》、《纪年》最为分了。其《周易》上下篇与今正同。《纪年》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，起自夏、殷、周三代王事，无诸侯国别。唯特记晋国，起自殇叔，次文侯、昭侯，以至曲沃庄伯。尽晋国灭，独记魏事。下至魏哀王，谓之“今王”，盖魏国之史记也。其著书皆编年相次，文意但以《春秋经》，诸所记事多与《春秋左氏》扶同。学者因之，以为《春秋》则古史记之正法，有所著述，多依《春秋》之体。今依其世代，编而叙之，以见作者之别，谓之古史。
《宋三朝艺文志》：编年之作，盖《春秋》旧，自东汉后，变名滋多，至北齐，或曰纪，或曰春秋，或曰略，或曰典，或曰志，梁有《皇帝实录》，唐贞观中，作《高祖实录》，自是讫皇朝为之。
《隋志》：三十四部，六百六十六卷。
《唐志》：四十一家，四十八部，九百四十七卷（失姓名四家，柳芳以下不著录十九家，三百五十五卷）。
《唐志》：实录二十八部，三百四十五卷（刘知几以下不著录四百五十七卷）。 按：实录即是仿编年之法，惟《唐志》专立实录一门，《隋史》以实录附杂史，《宋志》以实录附编年，今从《宋志》。 《宋四朝志》：二十四部，一千二百一十卷（宋敏求武宗以下，元入杂史门，今附此）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七十一家，八十七部，二千四百九十一卷。
右编年。
《隋·经籍志》：起居注者，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君举必书。”《周官》：内史掌王之命，遂书其副而藏之，是其职也。汉武帝有《禁中起居注》，后汉明德马后撰《明帝起居注》。然则汉时起居，似在宫中，为女史之职，然皆零落，不可复知。今之存者，有汉献帝及晋代山来《起居注》，皆近侍之臣所录。晋时又复《汲冢书》，有《穆天子传》，体制与今起居注同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。近代以来，别有其职，事在《百官志》。今依其先后，编而次之。其伪国起居，唯《南燕》一卷，不可别出，附之於此。
《宋三朝艺文志》：古者左史记言，右史记动。厥后有起居注，盖记动也；时政纪，盖记言也；又有日历，兼言动而成之。淳化以来，悉备其书。唐录编年之外，又有起居注，类前代记注。今惟《唐创业起居注》存焉，余悉亡逸。国朝起居注、时政记、日历秘有司，不列於此。 《隋志》：四十四部，一千一百八十九卷。
《唐志》：六家，三十八部，一千二百七十二卷（失姓名二十六家，《开元起居注》以下不著录三家）。
《唐志》：诏令十一部，三百五卷（失姓名十家，温彦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，二百二十二卷）。
按：《唐志》特立诏令一门，历代史皆无之。按古左史记言，右史记动，后官制中起居郎、起居舍人，即左、右之任也。故以诏令并入起居注门，庶从其类云。
《宋中兴志》：七部，四千三百一十二卷（本志元以实录、日历俱入编年，今除实录入编年外，以日历附於起居注）。
右起居注。 ※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
晁氏曰：右汉太史令司马迁续其父谈书。创为义例，起黄帝，迄於获麟之岁。
撰成十二纪以序帝王，十年表以贯岁月，八书以纪政事，三十世家以叙公侯，七十列传以志士庶。上下三千余载，凡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。迁没后，缺《景》、《武纪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律书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传》、《靳蒯列传》等十篇。元、成，褚少孙追补，及益以武帝后事，辞旨浅鄙，不及迁书远甚。迁书，旧裴る为之解云。班固常讥迁，“论大道则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”。后世爱迁者多以此论为不然。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，愤其身之所遭，寓之於书，有所激而为此言耳，非其心所谓诚然也。当武帝之世，表章儒术，而罢黜百家，宜乎大治，而穷奢极侈，海内凋敝，反不若文、景尚黄、老时人主恭俭，天下饶给。此其所以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也。武帝用法刻深，群臣一言忤旨，辄下吏诛，而当刑者，得以货免。迁之遭李陵之祸，家贫无财贿自赎，交游莫救，卒陷腐刑。其进奸雄者，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，不能脱巳於祸，故曰：
“士贫窘得委命，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邪？”其羞贫贱者，盖自伤特以贫故，不能自免於形戮，故曰：“‘千金之子，不死於市’，非空言也。”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，过矣！
陈氏曰：汉太史令夏阳司马迁子长撰，宋南中郎参军河东裴る集注。按：班固云：迁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述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讫於大汉，斯以勤矣。十篇阙，有录亡书。张晏曰：迁没之后，亡《景》、《武》、《纪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兵书》、《汉兴将相年表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》、《靳蒯傅歙列传》。元、成之，褚先生补作《武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传》，言辞鄙陋，非迁本意也。
颜师古曰：本无《兵书》，张说非也。今按此十篇者，皆具在。褚所补《武纪》全写《封禅书》，《三王世家》但述封拜策书，二列传皆猥酿不足进。而其余六篇，《景纪》最疏略，《礼》、《乐书》讠誊荀子《礼论》、河王《乐纪》，《传靳列传》与《汉书》同，而《将相年表》迄鸿嘉，则未知何人所补也。褚先生者，名少孙。裴る即注《三国志》松之之子也。始徐广作《史记音义》，る本之以成《集解》。窃尝谓著书立言，述旧易，作古难，六{艹执}之后，有四人焉。
摭实而有文采者，左氏也；冯虚而有理致者，庄子也；屈原变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而为《离骚》；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，者前未有比，后可以为法，非豪杰特起之士，其孰能之？
李方叔《师友读书记》曰：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，故其用意远，扬雄、班固之论不得实（见班固《司马迁传》）。《秦始皇本纪》皆讥武帝也，可以推求《史记》，其意深远，则其言愈缓，其事繁碎，则其言愈简，此《诗》、《春秋》之义也。 《朱子语录》曰：司马迁才高识亦高，但粗率。太史公三代本纪，皆著孔子所损益四代之说，《高帝纪》又言“色尚黄，朝以十月”，此固有深意。且以孔、颜而行夏时，乘殷辂，服周冕，用《韶》舞，则固好；以刘季为之，则亦未济事在。
曹器远云：“黄屋左纛，朝以十月，葬长陵。此事大事，所以书在后。”先生云：“某尝谓《史记》恐是个未成底文字，故记载无叙，有疏阔不接续处，如此等是也。”
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，以为非汉儒所及，某尝痛与之辨。子由《古史》言马迁“浅陋而不学，疏略而轻信”，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，伯恭极恶之。《古史序》云：古之帝王，其必为善，如火之必热，水之必寒；其不为不善，如驺虞之不杀，窃脂之不。此语最好。某尝问伯恭，此岂马迁所能及？然子由之语虽好，又自有病处，如云“帝王之道，以无为宗”之类。他只说得个头势大，然下面工夫，又皆空疏。亦犹马迁《礼书》云：“大哉，礼乐之道！洋洋乎，鼓舞万物，役使群动。”说得头势甚大，然下面亦空疏，引荀子诸说以足之，又如《诸侯年表》盛言：“形势之利，有国者不可无。”末云：“形势虽强，要以行义为本。”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，而其末如此说者，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，不得不说，且说教好看。如《礼书》所云，亦此意也。伯恭极喜渠此等说，以为迁知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为得圣人为邦之法，非汉儒所及。此亦众所共知，何必马迁？然迁尝从董仲舒游，《史记》中有“余闻之董生”云，此等语言，亦有所自来也。迁之学，也说仁义，也说诈力，也用权谋，也用功利，然其本意只在於权谋功利。又如《伯夷传》，孔子正说伯夷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”，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，尽说坏了伯夷。子由《古史》皆删去之，尽用孔子之语作传，岂可以子由为非，马迁为是？可惜子由死了，此论至死不曾明。圣贤以《六经》垂训，炳若丹青，无非仁义道德之说。今求义理，不於《六经》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，亦惑之甚矣！
东莱吕氏曰：太史公之书法，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？其指意之深远，寄兴之悠长，微而显，绝而续，正而变，文见於此而起义於彼，有若鱼龙之变化，不可得而踪迹者矣！读是书者，可不参考互观，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？
夹氵祭郑氏曰：仲尼既没，诸子百家兴焉，各效《论语》，以空言著书，至於历代实迹，无所统系。迨汉建元、元封之后，司马氏父子出焉，世司典籍，工於制作，故能上稽仲尼之意，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言，通皇帝、尧、舜，至於秦、汉之世，勒成一书，分为五体，本纪记年，世家传代，表以正历，书以类事，传以著人。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，《六经》之后，惟有此作。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！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。然大著述者，必深於博雅，而尽见天下之书，然后无恨。当迁之时，挟书之律初除，得书之路未广，亘三千年之史籍，而於七八种书。所可为迁恨者，博不足也。凡著书，虽杂前人之书，必自成一家言。左氏，楚人也，所见多矣，而其书皆楚人之词，公羊，齐人也，所闻多矣，而其书皆齐人之语。今迁书全用旧文，以俚俗，良由采摭未备，笔削不遑。故曰：“余不敢堕先人言，乃述故事，整齐其传，非所作也。”刘知几亦讥其“多聚旧记，时插新言”。所可为迁恨者，雅不足也。大扌氏开基之人，不免草创，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其实一也。《乘》、《杌》无善后之人，故俱不行；《春秋》得仲尼挽之於前，左氏推之於后，故其书与日月并传。不然，则一卷事目，安能行於世？自《春秋》之后，惟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摸，不幸班固非其人，遂失会通之旨，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。先公曰：太史公整齐世传，论次其文，七年而遭李陵之祸，於是述陶唐迄获麟止。是《史记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书（年数张中节说）以七年而成。 ※《前汉书》一卷
晁氏曰：后汉元武司马班固续司马迁《史记》撰。十二帝纪，八年表，十本志，七十列传。起高祖，终於王莽之诛，二百三十九年，凡八十余万字。固既瘦死，书颇散乱，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东观缉校，内八表、《天文志》皆其所补也。唐太宗子承干，令颜师古考众说为之注。范晔讥固饰王阙，盖亦不然。其赞多微文，顾读者弗察耳。刘知几又诋其《古今人物表》无益於汉史。此论诚然，但非固之罪也。至谓受金鬻笔，固虽谄附匪人，亦何至是欤？然识者以固书皆因司马迁、王商、扬雄、歆、向旧文润色之，故其文章首尾皆善，而中颇冗琐，良由固之才，视数子微劣耳。固之自叙称述者，岂亦谓有所本欤？
陈氏曰：汉尚书郎扶风班固孟坚撰。唐秘书监京兆颜师古注。本传称字籀，恐当名籀，而以字行也。固父徐令彪叔皮，以司马氏《史记》太初以后阙而不录，故作后传数十篇。固以所续未详，探撰前记，缀集所闻，以为《汉书》。起高祖，终孝平王莽之诛，二百三十年，为春秋考纪、表、志、传凡百篇，自永平受诏，至建初中乃成。按《班昭传》云，八表并《天文志》未竟而卒，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。今《中兴书目》以为章帝时，非也。固坐窦宪死永元初，不在章帝时。师古以太子承干之命，总先儒注解，服虔，应劭而下二十余人，删繁补略，裁以己说，遂成一家。世号杜征南、颜监为《左氏班史》忠臣。
李方叔《师友谈记》曰：《左氏传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，其书止十九万言。
太史公《史记》上自黄帝下至汉武，三千余年，止七十万言。而班固《汉书》十二帝二百三十年，乃一百万言。虽称良史善叙事，至於案牍之文，卑陋之事，悉皆载之，其失《春秋》之旨远矣！《春秋》盖万言而已。 夹氵祭郑氏曰：班固浮华之士，全无学术，专事剽窃。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，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。倘臣邻皆如此，则顾问何取焉？及诸儒各有所陈，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。倘臣邻皆如此，则奏议何取焉？肃宗知其浅陋，故语窦宪曰：“公爱班固而忽崔る，此叶公之好龙也。”固於当时已有定价，如此人才，将何著述？《史记》一书，功在十表，犹衣裳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源。班固不通旁行，以古今人物强立等差；且谓汉绍尧运，自当继尧，非迁作《史记》厕於秦、项，此则无稽之谈也。由是断汉为书，是致周、秦不相因，古今成隔。自高祖至武帝，凡六帝之前，尽窃迁书，不以为惭；自昭帝至平帝，凡六世之后，资於贾逵、刘歆，复不以为耻。况又有曹大家终篇，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。往往出固之胸中者，《古今人表》耳。他人无此谬也！后世众史修书，道旁筑室，掠人之文，窃铃掩耳，皆固之作俑也。固之事业如此，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，何能测其深浅？迁之於固，如龙之於猪，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，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。且善学司马迁者，莫如班彪。彪续迁书自武昭至於后汉，欲令后人之续己，如己之续迁，既无衍文，又无绝绪，世世相承，如出一手。善乎，其继志也！其书不可得而见，所可见者，元、成二帝《赞》耳。皆於本纪之外，别记所闻，可谓深入太史公之奥阃矣。凡《左氏》之有“君子曰”者，皆经之新意。《史记》之有“太史公曰”者，皆史之外事，不为褒贬也。有褒贬者，褚先生之徒杂之耳。且纪传之中，既载褒贬善恶，足为监戒，何必纪传之后更加褒贬？此乃诸生决科之文，何施於著述？殆非迁、彪之意。况谓为“赞”，岂有褒词？后之史家，或谓之论，或谓之序，或谓之撰，或谓之评，皆效班固，臣不得不剧论固也。
又曰：颜师古解《汉书》，所以得忠臣之名者，以其尽之矣。《汉书》未经颜氏之前，凡几家，一经颜氏之后，后人不能易其说，纵有措辞易说之者，如朝月晓星，不能有其明也（详见经录《左氏传》条下）。 容斋洪氏曰：班固著《汉书》，制作之工，如《英》、《茎》、《咸》、《韶》，音节超诣，后之为史者，莫能及其仿佛。然至《后汉》中所载固之文章，断然如出两手。
又曰：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评较诸家之是非最为精尽，然有失之赘冗及不烦音释者。其始遇字之假借，从而释之，既云“他皆类此”，则自是以降，不烦申言。然有字义不深秘，既为之辞，而有数出，至同在一板内再见者，如《项羽》一传，伯读曰霸，至於四言之，此类繁多，不可胜数。颜自注叙例云：“至於常用可知、不涉疑昧者，众所共晓，无繁翰墨。”殆与今书相矛盾也。
※《后汉书》九十卷，《志》三十卷
晁氏曰：宋范晔撰。十帝纪，八十列传。唐高宗令章怀太子贤与刘讷言、革希元等作注。初，晔令谢俨撰志，未成而晔伏诛，俨悉蜡以覆车。梁世，刘昭得旧本，因补注三十卷。观晔《与甥侄书》，叙其作书之意，称自古体大而思精，未有如此者。又谓诸序论笔势放纵，实天下之奇作，往往不减《过秦论》，常以此拟班氏，非但不愧之而已。其自负如此。然世多讥晔创为《皇后纪》，及采《风俗通》中王乔、《抱朴子》中左慈等诡谲事，列之於传，又赞辞佻巧，失史之体云。
陈氏曰：按《唐·艺文志》，为后汉史者有谢承、薛莹、司马彪、刘义庆、华峤、谢沈、袁山松七家，其前又有刘珍等《东观记》，至晔乃删取众书，为一家之作。其自视甚不薄，然颇有略取前人旧文者，注中亦著其所从出。至於论后有赞，尤自以为杰思，殆无一字虚设。自今观之，几於赘矣！
又曰：《志》三十卷，晋秘书监河内司马彪绍统撰，梁剡令平原刘昭宣乡补注。晔本书，《隋》、《唐志》皆九十七卷，今书纪、传共九十卷，盖未尝有志也。刘昭所注，乃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之八志尔。序文固云范志今阙，乃借旧志注以补之，其与范氏纪传，自别为一书。其后纪传孤行，而志不显。至本朝干兴初，判国子监孙始建议校勘，但去补亡借阙，而不著其为彪书也。《馆阁书目》乃直以百二十卷并称晔撰，益非是。今考章怀注所引称《续汉志》者，文与今志同，信其为彪书不疑。彪，晋宗室，高阳王睦之长子，多所注述，注《庄子》及《九州春秋》之类是也。
《朱子语录》曰：刘昭《补志》，於冠帻车服尤详，前史所无。 水心叶氏曰：前汉虽有太史令司马迁，以为百年之，遗文古事，靡不毕集，纟由石室金匮，自成一家，然朝廷之上，本无史官可考。班固亦不过缀辑所闻为书，赖其时天下一家，风俗稍质，流传不至甚谬。要之两书之不可尽信者，亦多矣。至后汉，始有史官东观著说，前后相承。范晔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后，由有诸家旧书也。然东汉虽有著记，而当时风俗之质，则不如前汉，而所载多溢词，又胡广、蔡邕父子竟不能成书，故一代典章，终以放失。范晔类次齐整，用律精深，但见识有限，体致局弱，为可恨耳。其序论欲於班固之上增华积靡，缕贴绮绣，以就篇帙，而自谓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。盖宋、齐以来文字，自应如此，不足怪也。
※《三国志》六十五卷
晁氏曰：晋陈寿撰。魏四纪、二十六列传，蜀十五列传，吴二十列传。宋文帝嫌其略，命裴松之补注，博采群说，分入书中，其多过本书数倍。王通数称寿书，细观之，实高简有法。如不言曹操本生，而载夏侯及渊於诸曹传中，则见嵩本夏侯氏之子也。高贵乡公书卒，而载司马昭之奏，则见公之不得其死也。他皆类此。但以魏为纪，而称汉、吴曰传，又改汉曰蜀，世颇讥其失。至於谓其衔诸葛孔明髡父，而为贬辞，求丁氏之米不获，不立仪、е传之类，亦未必然也。
陈氏曰：寿书初成时，人称其善叙事，张华尤善之。然乞米作佳传，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，难乎免物议矣！王通谓寿有志於史，依大义而黜异端，然要为率略。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，鸠集传记，增广异闻。大抵本书固率略，而注又繁芜，要当会通裁定，以成一家，而未有奋然以为巳任者。丰、，南丰吕南公锐意为之，题其斋曰“衮斧”，书垂成而死，遂弗传。又绍兴吴兴郑知几维心尝为之，乡里前辈多称其善，而书亦不传。近永康陈亮亦颇有意焉，仅成论赞数篇，见《集》中，而书实未尝修也。
水心叶氏曰：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；方之班固，但少文义缘饰尔，要终胜固也。近世有谓《三国志》当更修定者，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，不知寿尽取而为书矣。注之所载，皆寿书之弃余也。后生诵读不详，轻立议论，最害事。 ※《续后汉书》四十卷
庐陵贡士萧常撰。周平园序略曰：陈寿身为蜀人，徒以仕屡见黜，父又为诸葛亮所髡，於刘氏君臣，不能无憾。著《三国志》以魏为帝，而指汉为蜀，与孙氏俱谓之“主”，设心巳偏。故凡当时袷祭高祖以下昭穆制度，皆略而弗书。方且乞米於人，欲为佳传。私意如此，史笔可知矣！其死未几，习凿齿作《汉晋春秋》，起汉光武，终晋愍帝，以蜀为正，魏为篡。谓“汉亡仅一二年，则巳为晋，炎兴之名，天实命之”，是盖公论也。然五十四卷徒见於《唐艺文志》及本朝《太平御览》之目，逮仁宗时修《崇文总目》，其书巳逸。或谓世亦有之，而未之见也。幸《晋史》载所著论千三百余言，大旨昭然。刘知几《史通》云：备王道则曹逆而刘顺。本朝欧阳修论正统而不黜魏，其宾客章望之著《明统论》非之，见於国史。近世张┉《经世纪年》，直以先主上继献帝为汉，而附魏、吴於下方，皆是物也。今庐陵贡士萧常潜心史学，谓古以班固史为《汉书》，范晔史为《后汉书》，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，尽少帝炎兴元年癸未，为《续后汉书》。既正其名，复择注文之善者并书之。积勤二十年，成帝纪、年表各二卷，列传十八卷，《吴载记》十一卷，《魏载记》九卷，别为音义四卷。惜乎寿疏略於前，使常不得追记英贤宪章於后，以释裴松之之遗恨也！
右正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