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一百六十六·刑考五
○刑制
唐高祖入关，除苛政，约法十二条，唯制杀人、劫、盗、背军、叛逆者死，余悉蠲之。
武德二年，颁新格五十三条，唯吏受赃、诈冒盗府库物，赦不原。凡断屠日及正月、五月、九月不行刑。
四年，高祖躬录囚徒，以人因乱冒法者众，盗非劫伤其主及征人逃亡、官吏枉法，皆原之。已而又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，大略以开皇为准，凡律五百，丽以五十三条。
唐之刑书有四，曰：律、令、格、式。令者，尊卑贵贱之等数，国家之制度也；格者，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；式者，其所常守之法也。凡邦国之政，必从事於此三者。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於罪戾者，一断以律。律之为书，因隋之旧，为十有二篇：一曰名例，二曰卫禁，三曰职制，四曰户婚，五曰厩库，六曰擅兴，七曰贼盗，八曰斗讼，九曰诈伪，十曰杂律，十一曰捕亡，十二曰断狱。
其用刑有五：一曰笞笞。笞之为言耻也。凡过之小者，捶挞以耻之。汉用竹，后世更以楚。《书》曰“扑作教刑”是也。二曰杖，杖者，持也，可持以击也。
《书》曰“鞭作官刑”是也。三曰徒。徒者，奴也；盖奴辱之。《周礼》曰：其奴，男子入於罪隶，任之以事，之圜士而教之，量其罪之轻重，有年数而舍。
四曰流。《书》云“流宥五刑”，谓不忍刑杀，宥之於远也。五曰死，乃古大辟之刑也。自隋以前，死刑有五，曰：罄、绞、斩、枭、裂。而流、徒之刑，鞭笞兼用，数皆逾百。至隋始定为：笞刑五，自十至於五十；杖刑五，自六十至於百；徒刑五，自一年至於三年；流刑三，自一千里至於二千里；死刑二，绞、斩。除其鞭刑及枭首、に裂之酷。又有议、请、减、赎、当、免之法。唐皆因之。诸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，颊长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，共阔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，径三寸以上四寸以下。丑长六寸以上二尺以下，广三寸，厚一寸。钳重八两以上一斤以下，长一尺以上，一尺五寸以下。锁长八尺以上，丈二尺以下。
诸杖皆削去节目，长三尺五寸。讯囚杖，大头三分二，小头二分二。常行杖，大头二分七，小头一分七。笞杖，大头二分，小头一分半。其决笞者，腿分受，决杖者，背、腿、臀分受。须数等栲讯者亦同。笞以下，愿背、腿均受者，听；即殿庭决者，皆背受。
太宗即位，以为古者断狱，必讯於三槐九棘之官，今三公九卿，即其职也；乃诏：“死罪，中书、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。”
帝尝览《明堂针灸图》，见人之五脏皆近背，针灸失所，则其害致死，叹曰：
“夫者，五刑之轻；死者，人之所重。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？”乃诏罪人毋鞭背。 诏：“三品以上，犯公罪流、私罪徒，皆不追身。”时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，上曰：“善果虽有罪，官品不卑，岂可与诸囚为伍？”乃诏：“自今三品以上犯罪，不须引过，听於朝堂俟进止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三品以上，贵近之臣也。大臣不欲与诸囚同引，得待臣以耻之道矣。然诸囚蒙引，而贵近之臣反不见引，设有诬陷冤抑欲面诉於君而止於朝堂，无由自进，其所失又多矣。隋史万岁实在朝堂，而杨素以往谒东宫谗之；朝堂虽近天子之居，至是远於万里。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与囚同引者，别引可也。”
二年，诏长孙无忌、房元龄等复定律令，议绞刑之属五十，皆免死而断右趾。
其后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又律令不便者四十余事，遂除断趾法，为加役流三千里，居作二年。比古死刑，殄除其半。据有司定律五百条，分为十二卷。於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，减入徒七十一条。
既定免死断右趾法，帝又哀其断毁支体，谓侍臣曰：“肉刑，前代除之久矣，今复断人趾，吾不忍也。”王、萧、陈叔达对曰：“受刑者当死而复生，岂惮断一趾？去趾，所以见者知惧。今以死刑为断趾，盖宽之也。”其后裴弘献律令，房元龄等又以为：“古者五刑，刖居其一。今肉刑既废，以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为五刑，而又刖足，是六刑也。”於是除之。 五年，帝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，斩之。既而大悔，诏“死罪虽令即决，皆三覆奏。”（见《详谳门》）
六年，帝亲录囚徒，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，期以明年秋即刑。如期皆来，乃赦之。（见《赦门》） 十一年，颁新格於天下，凡律五百条，分为十二卷。定律一千五百四十六条，为三十卷；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，以为格；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寺、监、十六卫计帐以为式。
凡州县皆有狱，而京兆、河南狱治京师，其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，又有大理狱。京师之囚，刑部月一奏，御史巡行之。每岁立春至秋分，及大祭祀、致斋、朔望、上下弦、二十四气、雨及夜未明、假日、断屠日月及假日，皆停死刑。京师决死，莅以御史、金吾，在外则上佐，余皆判官莅之。五品以上罪论死，乘车就刑，大理正莅之；或赐死於家。凡囚已刑，无亲属者，将作给棺，瘗於京城七里外，圹有砖铭，上揭以榜，家人得取以葬。诸狱之长官，五日一虑囚。夏置浆饮，月一沐之；疾病给医药，重者释械，其家一人入侍，职事、散官三品以上，妇女子孙入侍。天下疑狱谳，大理寺不能决者，尚书省众议之，录可以为法者送秘书省。奏报不驰驿。经覆而决者，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，所至，阅狱囚丑校、粮饷，治不如法者。
十六年，诏：“盗贼之作，为害最深。州县官人，多求虚誉，苟有盗发，不烦陈告；乡村长正，知其此情，递相劝止，十不言一。假有披论，先劾物主，爰及邻伍，久婴缧绁。有一於斯，实亏正化。自今以后，勿使更然。”
十七年，刑部以反逆连坐律兄弟没官为轻，请改从死。敕八座议之，议者以为：“秦汉魏晋之法，反者皆夷三族，今宜如刑部所请。”给事中崔仁师曰：
“古者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奈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？且诛其父子，足累其心；此而不顾，何爱兄弟。”上从之。
高宗即位，诏律学之士撰《律疏》。又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，其曹司常务曰《留司格》，颁之天下曰《散颁格》。龙朔、仪凤中，司刑太常伯李敬元、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刊正。
赵冬曦上书言：“臣闻夫今之律者，昔乃有千余条。近者，隋之奸臣将弄其法，故著律曰：‘犯罪而律无正条者，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，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。’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。自是迄今，竟无刊革，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，轻重必因乎爱憎。受罚者不知其然，举事者不知其犯，臣恐贾谊见之，必为之恸哭矣。立法者，贵乎下人尽知，则天下不敢犯耳，何必饰其文义，简其科条哉！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，文义深则法吏得便。下人难知，则暗陷机阱矣，安得无犯法之人哉；法吏得便，则比附而用之矣，安得无弄法之臣哉。臣请律、令、格、式，复更刊定其科条，言罪直书其事，无假文饰。其以、准、加、减、比附、量情，及举轻以明重，不应为而为之类，皆勿用之。使愚夫愚妇，闻之必悟，则相率而远之矣，亦安肯知而故犯哉。苟有犯者，虽贵必坐，则宇宙之内，肃肃然咸服矣。
故曰法明则人信，法一则主尊，《书》曰：‘刑期於无刑。’诚哉是言！” 永徽以后，武氏得志而刑滥，当时大狱，以尚书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杂按，谓之“三司”，而法吏以惨酷为能，至不释枷而笞捶以死者，皆不禁。律有杖百，凡五十九条，犯者皆至死而杖未毕，乃诏：“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，量留一十二条，自余四十七条，并宜停。”然无益也。
武后时，内史裴居道、凤阁侍郎韦方质等又删武德以后至於垂拱诏敕为新格，藏於有司，曰《垂拱留司格》。中书令韦安石又续其后至於神龙，为《散颁格》。
后自徐敬业之反，疑天下人多图己，又自以久专国事，且内行不正，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，欲大诛杀以威之，乃盛开告密之门。时有飞骑十余人饮於坊曲，一人言：“向知别无勋赏，不若奉卢陵。”一人起，出诣北门告之。座未散，皆捕得，系羽林狱。言者斩，余以知而不告皆绞；告者除五品官。有告密者，臣下不得问，皆给驿马，供五品食，使诣行在。虽农夫樵人，皆得召见，廪於客馆，所言或称旨，则不次除官，无实者不问。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，人皆重足屏息。有胡人索元礼，知太后意，因告密召见，擢为游击将军，令按制狱。元礼性残忍，推一人，必令引数十百人。太后数召见赏赐，以张其权。於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、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，纷纷继起。兴累迁至秋官侍郎，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。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，专以告密为事。欲陷一人，辄令数处俱告，事状如一。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《罗织经》数千言，教其徒网罗无辜，织成反状，构造布置，皆有支节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。竞为讯囚酷法，作大枷，有“定百脉”、“突地吼”、“死猪愁”、“求破家”“反是实”等名字。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，谓之“凤皇晒翅”；或以物绊其腰，引枷向前，谓之“驴驹拔橛”；或使跪捧枷，累甓其上，谓之“仙人献果”；或使立高木之上，引枷尾向后，谓之“玉女登梯”；或倒悬，石纟追其首；或以醋灌鼻；或以铁圈谷其首而加楔，至有脑裂髓出者。每得囚，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，皆战栗流汗，望风自诬。每有赦令，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，然后宣示。太后以为忠，益宠任之。中外畏此数人，甚於虎狼。又置制狱於丽景门内，入是狱者，非死不出，人戏呼为“例竟门”。 时法官竞为深酷，唯司刑丞徐有功、杜景俭独存平恕，被告者皆曰：“遇来、侯必死，遇徐、杜必生。” 致堂胡氏曰：“自古酷刑，未有甚於武后之时，其技与其具，皆非人理，盖出於佛氏地狱之事也。佛之意本以怖愚人，使之信也。然其说自南、北朝澜漫至唐，未有用以治狱者，何独言武后之时效之也？佛之言在册，知之者少；形於绘画，则人人得见。而惨刻之吏，智巧由是滋矣。阎立本图地狱变相，至今尚有之，况当时群僧得志，绘事偶像之盛，从可知矣。是故惟仁人之言，其利溥。佛本以善言之，谓治鬼罪於幽阴耳，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。吁，亦不仁之甚矣！”
长寿元年，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、狄仁杰、裴行本、司农卿裴宣礼、前文昌左丞卢献、御史中丞魏元忠、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。先是，来俊臣奏，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。及知古等下狱，俊臣以此诱之，仁杰对曰：“大周革命，万物惟新，唐室旧臣，甘从诛戮。反是实！”俊臣乃少宽之。仁杰密裂衾帛书冤状，令其子持之称变，得召见。则天览之，以问俊臣，对曰：“仁杰等下狱，臣未尝褫其巾带，寝处安甚，苟无事实，安肯承反。”太后使通事舍人周往视之，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，罗立於西，使视之；不敢视，唯东顾唯诺而已。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，使奏之。乐恩晦男未十岁，没入司农，上变，得召见，太后问状，对曰：“臣父已死，臣家已破，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，陛下不信臣言，可择朝臣之忠清、陛下素所信任者，为反状以付俊臣，无不承反矣。”太后意稍悟，召见仁杰曰：“卿承反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不承，则已死於拷掠矣。”太后曰：“何为作谢死表？”对曰：“无之。”出表示之，乃知其诈，於是出此七族，俱坐流贬。
太后自垂拱以来，任用酷吏，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，次及大臣数百家，其刺史、郎将以下，不可胜数。每除一官，户婢窃相谓曰：“鬼朴又来矣。”不旬月，辄遭掩捕、族诛。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恩公直敢言。时告密者不可胜数，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赏，太后亦厌其烦，命善恩按问，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。
罗织之党为之不振，乃相与构陷善思，坐流贬。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，今既革命，众心已定，宜省刑尚宽。乃上疏，以为：“李斯相秦，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，不知易之以宽和，卒至土崩，此不知变之祸也。汉高祖定天下，陆贾、叔孙通说之以礼义，传世十二，此知变之善也。自文明草昧，天地屯蒙，三叔流言，四凶构难，不设钩距，无以应天顺人，不切刑名，不可摧奸息暴。故置神器，开告端，曲直之影必呈，包藏之心尽露，神道助直，无罪不除，苍生晏然，紫宸易主。然而急趋无善迹，促柱少和声，向时之妙策，乃当今之刍狗也。伏愿览秦、汉之得失，考时事之合宜，审糟粕之可遗，觉蘧庐之须毁，去萋菲之牙角，顿奸险之锋芒，窒罗织之原，扫朋党之迹，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，岂不乐哉！”太后善之，赐帛三百段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：“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，泥耳笼头，枷研楔彀，摺膺签爪，悬薰耳，号曰‘狱持’。或累日节食，连宵缓问，昼夜摇撼，使不得眠，号曰‘宿囚’。 此等既非木石，且救目前，苟求赊死。臣窃听舆议，皆称天下太平，何苦须反！
岂被告者尽是英雄，欲求帝王邪？但不胜楚毒自诬耳。愿陛下察之。今满朝侧息不安，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，夕与之雠，不可保也。周用仁而昌，秦用刑而亡。
愿陛下缓刑用仁，天下幸甚！”太后颇采其言，制狱稍衰。
太后谓侍臣曰：“顷者周兴、来俊臣按狱，多连引朝臣，云其谋反；国有常法，朕安敢违。中疑其不实，使近臣就狱引问，得其手状，皆自承服，朕不以为疑。自兴、俊臣死，不复闻有反者，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？”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：“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，率皆兴等罗织，自以为功。陛下使近臣问之，近臣亦不自保，何敢动摇！所问者若有翻覆，惧遭惨毒，不若速死。赖天启圣心，兴等伏诛，臣以百口为陛下保，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；若微有实状，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。”太后悦曰：“时宰相皆顺成其事，陷朕为淫刑之主；闻卿所言，深合朕心。”赐元崇钱千缗。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，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。元忠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。尝侍宴，太后问曰：“卿往者数负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犹鹿耳，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，臣安所避之！”
元宗开元三年，黄门监卢怀慎等著《开元格》。其后李林甫又著新格，凡所损益数千条；宋著后格，皆以开元名书。天宝初，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增损之。 十年，前广州都督裴伸先下狱，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，兵部侍郎张说进曰：“臣闻‘刑不上大夫’，以其近於君也。故曰‘士可杀，不可辱’。臣今秋巡边，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。皎三品，亦有微功，不宜决杖廷辱，以卒伍待之。且律有八议，勋贵在焉。今伸先亦不可轻，不宜决罚。”上然其言。嘉贞不悦，退谓说曰：“何言事之深也！”说曰：“宰臣，时来则为。若贵臣尽当受杖，但恐吾辈行当及之。此言非为伸先，乃为天下士君子也。”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唐太宗自临治兵，以部陈不整，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，怒其杖轻，下士贵吏。魏征谏曰：“将军之职，为国牙爪，使之执杖，已非治法，况以杖轻下吏乎？”上亟释之。明皇开元三年，御史大夫宋坐监朝堂杖人杖轻，贬睦州刺史，姚崇为宰相，弗能止；卢怀慎亦为相，疾亟，表言明时重器，所坐者小，望垂矜录，上深纳之。太宗、明皇，有唐贤君也，而以杖人轻之故，加罪大将军、御史大夫，可谓失政刑矣。”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陈政敏《Т斋闲览》言：杜子美‘脱身簿尉中，始与楚辞’，韩退之‘判司卑官不堪说，未免楚尘埃’，杜牧之‘参军与簿尉，尘土惊羌，一语不中治，鞭笞身满疮’，谓唐时参军、簿、尉有过，不免受杖。鲍彪谓‘详考杜、韩所言，捶有罪者也。牧之亦言惊见有罪者如此，非身受杖也。退之《江陵途中》云：栖栖法曹掾，何处事卑陬，何况亲犴狱，敲榜发奸偷。此岂身受杖者邪？’然《太平广记》载李逊决包尉臀杖十下，及《旧唐书》于ν为湖州刺史，改苏州，追憾湖州旧尉，封杖以计强决之，则鲍论亦未当。”
按：以裴伸先之事观之，则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。又张士贵、宋所监莅者，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，则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。 十六年，御史中丞李林甫奏：“天下定赃估，互有高下。如山南绢贱，河南绢贵，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，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。即轻重不侔，刑典安寄。请天下定赃估，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。”敕依。其应征赃入公私，依常式。至上元时，敕：“先准格例，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。自今以后，应定赃数，宜约当时绢估，并准实钱，庶叶从宽，俾在不易。”
十八年，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以文观之，四海九州之大，一岁死罪止有二十四人，几於刑措矣。以实论之，元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，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，曲直安得一一辨白；无乃慕刑措之名，饰太平之盛，有当死而蒙宥者乎？官吏之惨舒，一视上之好恶。君好之，则臣为之；上行之，则下从之。故《诗》云：‘诱民孔易。’苟欲措刑不用，虽囹圄常空可也。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，奸猾逋诛，蠹害脱死，而平人冤抑者众矣。是故善为治者，必去华而务实，则不为人所罔也。”
三十三年，殿中侍御杨汪为张等所杀。先时父张审素为州都督，人告其赃污，制遣汪按之。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，杀告者，谓汪曰：“善奏审素则生，不然则死。”会救兵至，击斩之。汪奏审素谋反，审素坐斩，籍没其家。时及弟俱幼，坐流岭表；寻逃归，谋伺便复雠。三月，手杀万顷於都城，系表於斧，言父冤状；欲之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，至汜水，为有司所得。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，稚年孝烈能复父雠，宜加矜宥；张九龄亦欲活之。裴耀卿、李林甫以为如此，坏国法；上亦以为然，谓九龄曰：“孝子之情，义不顾死；然杀人而赦之，此涂不可启也。”乃下敕曰：“国家设法，期於止杀。各伸为子之志，谁非徇孝之人！展转相雠，何有限极！咎繇作士，法在必行。曾参杀人，亦不可恕。宜付河南府杖杀。”士民皆怜之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复雠固人之至情以立，臣子之大义也。雠而不复，则人道灭绝，天理沦亡。故曰：‘父之雠，不与共戴天；君之雠视父。’张审素未尝反，为人妄告，杨汪受命往按，遽以反闻，审素坐斩，此汪之罪也。与忿其父死之冤，亡命报之，其失在不讼於司寇，其志亦可矜矣。张九龄欲宥之，岂非为此乎。而裴、李、降敕之言，何其戾哉！设法之意，固欲止杀。然子志不伸，岂所以为教？且曰‘曾参杀人，亦不可恕’，是有见於杀人者死，而无见於复雠之义也。杨汪非理杀张审素，而、杀汪，事均等，但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，仍矜其志，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；若直杀之，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，不亦颇乎？”
二十五年，夷州刺史杨坐赃当死，上命杖之六十，流古州。左丞相裴耀卿上疏，以为：“决杖赎死，恩则甚优；解体受笞，事颇为辱，止可施之徒隶，不当及於士人。”上从之。
大理少卿徐峤奏：“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，大理狱院，由来相传杀气太盛，乌雀不栖，今有鹊巢其树。”於是百官以为几致刑措，上表称贺。
按：《通鉴》纪此事於开元之二十五年，然当时李林甫方用事，崇奖奸邪，屏斥忠直，监察御史周子谅以弹牛仙客杖死殿庐，太子瑛、鄂王瑶、光王琚以失宠被谗，无罪同日赐死，皆是年事也。其为滥刑也大矣，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，何邪？
天宝初，李林甫为相，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，宠任吉温、罗希为御史。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，锻炼成狱，无能自脱者，时人谓之“罗钳吉网”。所杀数十百人。
六载，敕自今以后所断绞、斩刑者，宜削除此条，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。 又诏曰：“徒非重刑，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；杖，古以代肉刑，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，其皆免，以配诸军自效。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，皆勿坐。侍丁犯法，原之，俾终养。”
肃宗至德二载，广平王ㄈ克复东京，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，皆素服悲泣请罪。ㄈ以上旨释之，寻勒赴西京。崔器令诣朝堂请罪，如西京百官之仪，然后收系大理、京兆狱。其府县所由、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，皆系之。上御丹凤楼，下制：“士庶受官禄，为贼用者，令三司条件闻奏；其因战被虏，或所居密近，因与贼往来者，皆听自首除罪；其子女为贼所污者，勿问。”以礼部尚书李岘、兵部侍郎吕为详理使，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。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，栖筠多务平恕，故人皆怨、器之刻深，而岘独得美誉。器、上言：“诸陷贼官，背国从伪，准律皆应处死。”上欲从之。
岘以为：“贼陷两京，天子南巡，人自逃生。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，今一概以叛法处死，恐乖仁恕之道。且河北未平，群臣陷贼者尚多，若宽之，足开自新之路；若尽诛之，是坚其附贼之心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。’、器守文，不达大体。惟陛下图之。”争之累日，上从岘议，以六等定罪：重者刑之於市，次赐自尽，次重杖一百，次三等流、贬。斩达奚等十八人於城南独柳树下，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於大理寺，应受杖者於京兆府门。
代宗宝应元年，诏：“制敕与一顿杖者，其数止四十；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、痛杖一顿者，皆至六十。并不至死。”
帝性仁恕，河、洛平，诏河北、河东吏民任伪官者，一切不问。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余人，皆赦之。仆固怀恩反，免其家，不缘坐。谏者常讽帝政宽，朝廷不肃。帝笑曰：“艰难时无以逮下，顾刑法峻急，有威无恩，朕不忍也。”即位五年，府县寺狱无重囚。故时，别敕决人捶无数。有司言：“应决重杖之人，令式先无分别。京城知是蠹害，决者多死；外州见流岭南，决不至死。决有两种，法开二门。请详处分。”故有是诏。
德宗建中三年，刑部侍郎班宏奏：“其十恶中谋反、大逆、叛、恶逆四等，请准律用刑；其余犯别罪合处斩者，今后并请重杖一顿处死，以代极法。重杖既是死刑，诸司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。”敕旨依
贞元八年，敕：“比来所断罪，拘守科条，或至死刑，犹先决杖，处之极法，更此伤残，恻隐之怀，实所不忍。今后罪至死者，先决杖宜停。” 按：鞭扑在有虞为至轻之刑，在五刑之下，至汉文帝除肉刑，始以笞代斩趾，而笞数既多，反以杀人。其后以为笞者多死，其罪不至死者，遂不复笞，而止於徒、流。魏晋以下，笞数皆多，笞法皆重，至唐而后，复有重杖、痛杖之律，只曰一顿，而不为之数，行罚之人得以轻重其手，欲活则活之，欲毙则毙之。夫生之与死，楚之与刀锯，亦大有矣。今重杖、痛杖之法，乃出入乎生死之，而使奸吏因缘为市，是何理也？至於当绞、斩者皆先决杖，或百或六十，则与秦之具五刑何异？建元时始定重杖为死刑，贞元时始令死刑不先决杖，盖革累朝弊法云。
宪宗时，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后敕为《开元格后敕》。
时李吉甫、李绛为相，吉甫言：“治天下必任赏罚，陛下频降赦令，蠲逋赈饥，恩德至矣。然典刑未举，中外有懈怠心。”绛曰：“今天下虽未大治，亦未甚乱，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。自古欲治之君，必先德化，至暴乱之世，始专任刑法。吉甫之言过矣。”帝以为然。司空于ν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，帝谓宰相曰：
“ν怀奸谋，欲朕失人心也。”
元和八年，诏：“两京、关内、河东、河北、淮南、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、杀人、铸钱、造印，若强盗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盗赃逾三匹者，论如故。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，父祖子孙欲随者，勿禁。”
《唐史·刑法志》论曰：“刑者，政之辅也。政得其道，仁义兴行，而礼让成俗，然犹不敢废刑，所以为民防也，宽之而已。今不隆其本、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，是弛民之禁，启其奸，犹积水而决其防。故自元宗废徒、杖刑，至是又废死刑，民未知德，而徒以为幸也。” 穆宗时，每有司断大狱，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，号“参酌院”。其后罢之。
大理少卿崔杞奏曰：“国家法度，高祖、太宗定制二百余年矣。《周礼》正月布刑，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，所以屡丁宁，使四方谨行之。大理寺，陛下守法之司也。今别设参酌之官，有司定罪，乃议其出入，是子夺系於人情，而法官不得守其职。昔子路问政，孔子曰：‘必也正名乎。’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，宜废。”乃罢之。
文宗时，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，而丞与侍郎覆视，中书、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，为《太和格后敕》。
太和九年，李训、郑注谋诛宦官不克，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、舒元舆等入左军，被以桎梏，掠拷不胜苦，自诬服，称与李训谋行大逆，尊立郑注。於是以左神策出兵三百人，以李训首引王涯、王、罗立言、郭行余，右神策出兵三百人，拥贾饣束、舒元舆、李孝本献於庙社，徇於两市。命百官临视，腰斩於独柳之下，枭其首於兴安门外。亲属无问亲疏皆死，孩稚无遗，妻子不死者没为官婢。 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，且言：“涯等儒生，荷国荣宠，咸欲保身全族，安肯构逆。训等实欲讨除内臣，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，遂致相杀；诬以反逆，诚恐非辜。设若宰相实有异图，当委之有司，正其典刑，岂有内臣擅领甲兵，恣行剽劫，延及士庶，横被杀伤，流血千门，僵尸万计，搜罗枝蔓，中外恫疑。臣欲身诣阙庭，面陈臧否，恐并陷孥戮，事亦无成。谨当修饬封疆，训练士卒，内为陛下心腹，外为陛下藩垣，如奸臣难制，誓以死清君侧！”士良等甚惮之。
武宗时，诏：“窃盗赃满千钱者死。”
故时，窃盗无死，所以原民情迫於饥寒也。武宗有此令，宣宗立，乃罢之。
会昌五年制节文：“据律，已去任者，公罪流以下，勿论。公罪之条，情有轻重，苟涉欺诈，岂得勿论？向后公罪有情状难恕，并不在勿论之限。”
宣宗时，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，为《大中刑律统类》诏刑部颁行之。
大中五年，敕：“今后有官典犯赃及诸色取受，但是全未发觉以前能经官陈首，即准律文与减等；如知事发，已有萌肇，虽未被追捕勘问，亦不许陈首之限。”
七年，敕：“法司断罪，每脊杖一下，折法杖十下；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，则吏无逾制，法守常规。”
八年，敕：“估绢结赃，天下一例，依上都以一千一百九十文为陌，计赃绢一匹。”
僖宗干符四年，敕：“法律有去任勿论之条，颇为侥幸。今后应州县官更所犯诸罪，五年之后去任，勿论；五年内，同见任官例追收，据事定例。”
梁太祖开平四年，中书门下奏：“新删定《令》三十卷，《式》二十卷，《格》一十卷，《律》并《目录》十三卷，《律疏》三十卷，共一百三卷，请目为《大梁新定格式律令》颁下施行。”从之。
后唐庄宗同光二年，刑部及御史台奏废伪梁《新格》，行本朝旧章。今集众商量，《开元格》多是条流公事，《开成格》关於刑狱，今欲且请行《开成格》从之。
三年，大理寺奏：“准《断狱律》，诸立春后秋分以前，不得奏决死刑，违者徒一年。今寺司相次有案牍，若准律文，候秋分后申奏，必虑刑狱迟滞者。”诏曰：“刑以秋冬，虽关恻隐；罪多连累，翻虑淹延。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罪，岂可以轻附重，禁锢逾时！言念哀矜，又难全废。其诸司囚徒，罪无轻重，并宜各委本司据罪详断，轻者即时疏理，重者候过立春，至秋分然后行法。如是事系军机，须行严令，或谋为逆恶，或蕴蓄奸邪，或行劫杀人，难於留滞，并不在此限。”
明宗天成二年，大理寺奏：“按《断狱律》，诸死罪不待覆奏报而决者，流二千里；即奏报应决者，听三日乃行刑，若限未满而行刑者，徒一年。伏以人命至重，死不再生。近年以来，全不覆奏，或蒙赦宥，已被诛夷。乞敕所司，应在京有犯极刑者，令决前、决日各一覆奏，听进止；有凶逆犯军令者，亦详临时一覆奏。”奉敕依。 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五代之际，时君以杀为嬉，视人命如草芥，唐明宗颇有仁心，独能斟酌悛救。天成三年，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，有百姓二人，以竹竿习战斗之事。帝即传宣令付石敬塘处置，敬塘杀之。次日，枢密使安重诲敷奏，方知悉是幼童为戏。下诏自咎，以为失刑，减常膳十日，以谢幽冤；罚敬塘一月俸；浑公儿削官，杖脊、配流登州；小儿骨肉，赐绢五十匹，粟麦各百石，便令如法埋葬。仍戒诸道州府，凡有极刑，并须子细裁遣。此事见《旧五代史》，《新书》去之。”
长兴四年，大理正张仁彖奏：“伏见诸道州府刑杀罪人，虽有骨肉寻时，不容收瘗，皆给丧葬行人皆於城外，或残害尸，多致邀求。准《狱官令》，诸大辟罪，并官给酒食，听亲故辞诀，宣告犯状，日未后行刑。注云：“决之经宿，所司即为埋瘗；若有亲故，亦任收葬。又条，诸囚死无亲戚者，官给棺，於官地埋瘗，置砖铭於圹内，立牌於冢上，书其姓名。请依令指挥。”从之。
闽主曦欲杖御史中丞，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，中丞，仪刑百辟，岂宜加之楚！”乃释之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庶人贫贱，不能备礼，故不责以行礼；大夫尊贵，不可加刑，故不使之受刑。非固欲然，因其势也。贾谊得圣人之意，故引投鼠忌器之喻，自是汉不加刑於大臣，大臣有罪，皆自杀。而临川王氏反此义为之说曰：‘礼，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；刑，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。’其意非为化民成俗而兴礼教也，直欲杀戮故老以制异己耳，岂非邪说害义之大乎！以区区之闽，无道之曦，犹能为郑元弼正论而自屈；谈经佐王，乃祖韩非、商鞅之术，曾元弼之不若，而世犹尊信之。何哉！” 晋天福十二年，敕：“应天下凡关强盗捉获，不计赃物多少，按验不虚，并宜处死。”
时四方盗贼多，朝廷患之，故重其法，仍分命使者捕。逐苏逢吉自草诏意云：
“应贼及四邻同保，皆全族处斩。”众以为：“盗犹不可族，况邻保乎？”逢吉固争，不得已，但省去“全族”字。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十七村民。逢吉为人文深好杀，在河东幕府，尝令帝静狱祈福，逢吉尽杀狱囚还报。
汉法既严，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，宠任孔目官解晖，凡入军狱者，使之随意锻炼，无不自诬。及三叛连兵，民震动惊讹，弘肇掌部禁兵，巡逻京城，得罪人，不问情轻重，於法如何，皆专杀不请，或决口、断舌、筋、折胫，无虚日，虽奸盗屏息，而冤死者甚众。
周太祖广顺二年，敕：“民有诉讼，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，不直，乃听诣台省。或自不能书牒，倩人书者，必书所倩姓名、居处；若无可倩，听执素纸。 所诉必须已事，无得挟私妄诉。” 世宗显德四年，中书门下奏：“准宣，法书行用多时，文意古质，条目繁细，使人难会，兼前后敕格，差缪重迭，亦难详究。宜令中书门下并行删定，务从简要，所贵天下易为颁行者。伏以今奉制旨删律令之书，求政理之本，经圣贤之损益，为今古之章程，历代以来谓之彝典。朝廷之所行用者，《律》一十二卷、《律疏》三十卷、《式》二十卷、《令》三十卷、《开成格》一十卷、《大中统类》一十二卷，及皇朝制敕等。折狱定刑，无出於此。律令则文辞古质，看览者难以详明；格敕则条目繁多，俭阅者或有疑误。加以边远之地，贪猾之徒，缘此为奸，浸以成弊。方属盛明之运，宜伸画一之规，所冀民不陷刑，吏知所守。臣等商量，望准圣旨施行，仍差侍御史知杂事张等十人编集新格，敕成部帙。律令之有难解者，就文训释；格敕之有繁杂者，随事删除。止要诣理省文，兼且直书易会。其中有重轻未当，便於古而不便於今，矛相攻，可於此而不可於彼，尽宜改正，无或率拘。候编集毕日，委御史台、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，送中书门下议定，奏取进止。”从之。至五年七月七日，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：“其所编集，勒成一部，别有目录，凡二十一卷，目之为《大周刑统》，伏请颁行天下，与律疏令式通行。其《刑法统类》、《开成格》编敕等，采掇既尽，不在法司行使之限，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，州县见今施行，不在编集之数。应该京百司公事，逐司各有见行条件，望令本司删集，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者。”奉敕宜依。
五年，敕：“州县自长官以下，因公事行责情杖，量情状轻重，用不得过臀杖十五；因责情杖致死者，具事由闻奏。”又敕：“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，前后三犯，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，不问赦前后、赃少多，并决杀。”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周世宗英毅雄杰，以衰乱之世，区区五六年，威武之声，震慑夷夏，可谓一时贤主，而享年不及四十，身没半岁，国随以亡。固天方授宋，使之驱除。然考其行事，失於好杀，周法太严，群臣职事，小有不举，往往之极刑，虽素有才声名，无所开宥，此其所短也。居正《旧史·纪》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，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，获正贼见在宿州，本州不为勘断。
帝大怒，遣窦仪乘驿往按之。及狱成，坐族死者二十四人。家仪奉辞之日，帝旨甚峻，故仪之用刑，伤於深刻，知州赵砺坐除名。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，何至於族诛二十四家，其他可以类推矣（见《窦仪传》）。
又曰：“周世宗用法太严，予既书於《续笔》矣。居正《旧史》记载其事甚备，而欧阳公多芟去。今略记於此。樊爱能、何徽以用兵先溃，军法当诛，无可言者。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以捕盗不获，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，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，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，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饭者，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，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衤复襦不办，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，皆抵极刑，而其罪有不至死者。”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，定大辟详覆法。
上惩五代藩镇专杀之弊，初令诸州奏大辟案，委刑部详覆；既又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。
二月，诏曰：“王者禁人为非，乃设法令，临下以简，必务哀矜。世属乱离，则纠之以猛；人知耻格，则济之以宽。窃盗之生，本非巨蠹。近朝立制，重於律文，甚非爱人之旨。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。”
唐建中定令，窃盗满三匹者死。会昌之后，窃盗赃钱一贯以上抵极法。大中初，以其太重，复遵建中之制。汉干以来，用法严急，民盗一钱者死。周太祖深惩其弊，定令窃盗赃满三匹弃市。建隆二年，增为钱三千，陌以八十为限。至是，又有是诏法，益宽矣。 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国朝削并僭伪，救民水火之中，然亦有因仍旧弊，未暇更张者，故须赖於贤士大夫昌言之。江左初平，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，谕以民不便事，令一一条奏。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，缘路非理而死者，常十五六。齐贤至蕲州，见南剑州吏送罪人，索得州帖视之，二人皆逢贩私盐者，为荷盐笼得盐二斤；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，并黥决传送，而五人已死於路。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，经过寄禁罪人，计三百二十四人。建州民二人，本田家客户，尝於主家塘内，以锥刺得鱼一斤半，并杖脊、黥面，送阙下。
齐贤上言：‘乞俟至京，择官虑问，如显有负屈者，本州官吏量加惩罚。自今只令发遣正身。’及虔州，送三囚，尝市得牛肉，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，而杀牛贼不获，齐贤悯之，即遣其妻子还。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大半。是皆相循习所致也，一贤改为，其利民如此。”
三年，定折杖法。凡流刑四：加役流，脊杖二十，配役三年；流三千里，脊杖二十；二千五百里，脊杖十八；二千里，脊杖十七；并配役一年。徒刑五：徒三年，脊杖二十；二年半，脊杖十八；二年，脊杖十七；一年半，脊杖十五；一年，脊杖十三。杖刑五：杖一百，臀杖二十；九十，臀杖十八；八十，臀杖十七；七十，臀杖十五；六十，臀杖十三。笞刑五：笞五十，臀杖十下；四十、三十，臀杖八下；二十、十，臀杖七下。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，长三尺五寸，大头阔不过二寸，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。徒、流、笞通用常行杖，徒罪决而不役。
四年，判大理寺窦仪上重定《刑统》三十卷，削去令、式、宣、敕一百九十条，增入制敕十五，又录律内余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条，附於《名例》之次。后别取格令宣敕之削出及后来续降要用者，凡一百六条，编为四卷，曰《新编敕》。其革一司、一务、一州、一县之内类不在焉。诏与《刑统》并刊行。仪等酌参轻重，尤为详备，世称其平允。是后削平诸国，州府皆颁下之。
开宝二年五月，上以暑气方盛，深念缧系之苦，乃下手诏：“两京、诸州，令长史督掌狱掾五日一检视，洒扫狱户，洗涤丑械。贫不自存者给饮食，病者给医药。轻系小罪，即时决遣，无得淹滞。”自是，每岁仲夏必申明是诏，以诫官吏。
八年三月，有司言：“自三年至今，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。”上注意刑辟，哀矜无辜，尝读《虞书》，叹曰：“尧舜之时，四凶之罪止从投窜。何近代宪网之密邪！”盖有意於措刑也。故自开宝以来，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，多贷其死云
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，改司寇参军为司理参军，以司寇院为司理院，令於选部中选历任清白、能折狱辨讼者为之，秩满，免选赴集。又置判官一员，委诸州於牙校中择局晓法律高赀者为之，给以月俸，秩满，上其殿最，以定黜陟。有逾滥者，坐长吏以下。其后又诏诸州察司理参军有不明推鞫，致刑狱淹滞，具名以闻；蔽匿不举者，罪之。是岁，命有司取国初以来敕条，纂为《太平兴国编敕》十五卷，行於世。太平兴国时，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。
六年，诏：“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，情得者即决之。”诏：“自今系囚如证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讯掠者，集官属同讯问之，勿令胥吏拷决。”上颇虑天下有滞狱，复建三限之制：大事四十日，中事二十日，小事十日。有不须追捕而易决者，不过三日。 九年三月，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、禁系日数以闻，刑部专加纠察。 时上阅诸州所奏囚簿，有禁系至三百人者，乃下诏申严淹狱之戒。令今后门留、寄禁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人等，并准禁囚例件析以闻。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、事小禁系者，有司奏之。 六月，诏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四十人分往江南、江浙、西川、荆湖、岭南等道按问刑狱。情得者，即决之。若须证逮者，并具狱、论如律。吏之弛怠者，劾其罪以闻。其临事强明、刑狱无滞者，亦以名来上。 十年五月，令窃盗满十贯者，奏裁；七贯，决杖、黥面、隶本城；五贯，配役三年；三贯，二年；一贯，一年。他如旧制。
九月，诏：“自今京朝、幕职、州县官，并须习读律令格式。秩满至京者，当加试问，其全不明习者，量加殿罚。”
淳化元年，令刑部定置详覆官五员，专阅天下所上案牍，勿复公遣鞫狱。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，并以京朝官充。若诸州有大狱，则乘传就鞫狱。辞日，上必临遣谕旨曰：“无滋蔓，无留滞。”或赐以装钱。还，必召见，问以所推事状，著为彝式。
二年二月，判司天监苗守信等，请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，太岁、三元、天赦日及上庆诞日，皆不断极刑。事下有司。有司言：“晋天福七年诏书，应大辟罪，遇大祠、冬正、受朝、立春、立夏及大雨雪并不论决。自今请太岁、三元及上庆诞日，两京、诸州不决死罚，余如故。”从之。五月，置诸路提点刑狱司，常命参官主之，管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，有疑狱之未决者，即驰传以视之。州郡敢积稽留大狱，久而不改，及以偏辞按谳，情不得实，并官吏用情者，悉以闻。
八月，始置审刑院於禁中，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，兼置详议官六员。凡狱具上奏，先由审刑院印讫，以付大理寺、刑部断覆以闻，乃下审刑详议，中覆裁决讫，以付中书。当者即下之，其未允者，宰相复以闻，如命论决。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案视开封司录司、左右军巡及四推司系囚，因督促之，有冤滞者以闻。
三年，令诸州决死刑有号呼不伏及亲属称冤者，即以白长吏，移司推鞫。
是年春，京西、江、浙大饥，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券富家，取其粟，坐强盗弃市者甚众。蔡州民张绪等二百一十八人，皆当死。知州张策，推官江嗣宗共议取其为首者杖脊，余悉论杖罪。以其事上闻，上感悟，下诏褒之，令本州大发廪以赈饥民。遂遣使分诣诸道巡抚，自临遣而谓之曰：“彼皆平民，因艰食强取饣侯、粮以圆活命尔。若其情非巨蠹，悉为末减其法，不可从强盗之科。其凶很难制为患闾里者，固便宜从事，务於除恶。”繇是获全活者殆千计。 十月，诏曰：“比者申命使臣分听狱讼，徒终岁序，蔑有平反，曷助哀矜，增烦扰，其诸路提点刑狱司宜罢，以其事归转运司。” 至道二年，敕：“大理寺所决天下案牍，大事限二十五日，中事二十日，小事十日。审刑院详覆，大事十五日，中事十日，小事五日。” 真宗咸平三年，判大理寺王钦若言：“本寺公案常有五七道，今者逾月之内，绝无案牍，足彰耻格之化，式渐太和之风。请付史馆，用昭圣政。”从之。
四年，知黄州王禹奏令诸路置病囚院，持杖劫贼徒、流以上有疾者处之，余悉责保於外。是年，天下断死罪八百人。
上览囚簿，怃然动容，语宰执曰：“杂犯死罪条目至多，官吏倘不尽心，岂无枉滥？故事，死罪狱具，三覆奏，盖甚重慎，何代罢之？”遂命检讨沿革。终虑淹系，不克行。
六年，诏：“有盗主财者，五贯以上，杖脊、黥面、配牢城；十贯以上，奏裁；勿得私黥涅。”
旧制，士庶家僮仆有犯，或私黥其面。上以今之僮仆本佣雇良民，故有是诏。
景德元年，诏：“诸道州军断狱，内有宣敕不定刑名，止言当行极断者，所在即大辟，颇乖平允。自今凡言处断、重断、极断、决配、朝典之类，未得论决，具狱以闻。”
二年，诏：“大理寺、刑部所举详断、详覆官，止试断狱案五道，差官与二司互考。”又诏：“刑部、大理寺、三司法直官、副法直官，令吏部铨选流内官一任三考以上、谨无过、工书判者，具名引对、试断案五道，中格者授之。三司、大理寺一年，刑部三年无私罪者，授京官。”先是，悉自令史递补。端拱中，寇准典选，奏用士人。至是，复举前诏。
三年四月，枢密院直学士刘综等诣三司、开封府、御史台、殿前侍卫司编叙系囚。翌日。上御崇政殿临决，杀人者论如律；杂犯死罪、流、徒、递降一等；杖以下释之。日旰既罢，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，审视讫，乃施行。是后，每岁暑月，上必亲临虑问，率以为常。
四年，复置诸路提典刑狱司官。所在专察视囚禁，审详案牍。州郡不得迎送，相与聚会。内出御宝印纸为历，书其绩效，中书、枢密院籍其名，代还考课，议功行赏。如刑狱枉滥不能摘举，官吏旷弛不能弹奏，务从畏避者，以深罪。
知审刑院朱巽上言：“官吏因公事受财，许为曲法，决遣之际，依法科行，规避枉法之罪。证左明白者，望以枉法论，至死者，加役流。”从之。 河北提点刑狱陈纲上言：“杖罪械系者，其枷未有定制，望今特置，以十五斤为准。”从之。
大中祥符二年，诏御史台、开封府及在京凡有刑按之处，今特置司纠察，令金部员外郎、知制诰周起等充，凡徒以上罪，即时具收禁移报，内未尽理及淹延者，追取款词，详阅奏。
尉卫卿、权判刑部慎从吉言：“准淳化三年敕，诸路所奏狱空，须是司理院、州司、倚郭县俱无系囚。又准后敕，诸路自今狱空，更不降诏奖谕；奏至，委刑部以逐处旬奏禁状，点勘不谬，即具以闻。伏见提点刑狱司所奏狱空，本司比对，多不应旧敕。外州妄觊奖谕，沽市虚名。近者、沧二州勘鞫大辟囚，干诖数人，裁一夕即行斩决。伏见前代京师决狱尚五覆奏，盖欲慎重大辟，岂宜一日之内，便决死刑？朝廷比务审详，恐有冤滥，非有求於急速。其州府不体朝旨，邀为己功，但务狱空，必无所益。欲望依准前诏，不行奖谕。其诸州府军监，以公事多少分为三等：第一等，公事多处，五日；其次，十日；其次，二十日；并须州司、司理院、倚郭县全无禁囚及责保寄店之类，方为狱空委提点刑狱司据等第目数勘验诣实，书於卯历。”从之。
四年，诏：“自今决杖令众者，旧十日，减为三日；半月以上，勿过五日；暑月免之。” 七年，殿中侍御史曹定上言：“诸州长吏有罪，恐为讼诉，即投牒自首，虽情状至重，亦以例免。”诏：“自今如实未有显露，即以状报转运使；如格当原免，亦书於历。” 十月，御史台鞫杀人贼，狱具，知杂王隋请脔割之，上曰：
“五刑自有常制，何必为此况此？贼本情已见，一死足矣。”又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贼，因请“擒获强盗至死者，望以付臣凌迟，用戒后来。”诏：“所捕贼送所属，依法论决，毋为惨毒。”
按：以此二则观之，则知法外凌迟之刑，祖宗时未尝用也。 天禧二年，上封者言：“今断天下之狱，皆在大理；详天下之法，总在审刑。
二者，海内之准绳也。且今之律令则具有明文，制敕则常有更改。凡定罪之要，言敕，则多指故失；言罪，则皆坐公、私。四者定刑，重轻殊邈。犯情轻而法重，则近舞文；按状重而处条轻，则为失实。此之审克，尤在尽心。入私则犯徒追官，为公则赎金记过，称故则不得末减，称失则例有降差。承前断公、私、故、失之名，止是法官临时裁处，既无著定，深虑差殊。欲望令经应历刑法司定公私罪名，参详画一。其违制称失者，亦须审详，失错情轻者，明件条奏，使不能因缘为奸，轻重其法。杜其萌渐，实在於斯。”诏审刑院、大理寺、刑部、开封府同议定以闻。既而法官参详：“自今捕盗掌狱官，不禀长吏而捶囚，不甚伤而得情者，止以违制失公坐；过差而不得情，挟私拷决有所规求者，以违制私坐。又捕盗官承前有捕捉稽时不即闻州者，咸以违制论，罪涉太重，望令犯者以违制失论。又律分公私罪，云私，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。虽缘公，不吐实情，心挟隐欺，亦同私罪。公，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者。虽私曲，相须公事，得正违法，犹以公坐。望令断狱，并以上文审定。又律有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，徒二年；失错者，杖一百。今请法官断罪，除每行条贯元敕指定违制外，自余情轻失错者，止从违制失论；其公私相半而私情重者，奏裁。”从之。四月，敕：“命官犯赃，不以轻重，并劾举之；私罪，杖以下勿论。”
四年，诏：“自今天下犯十恶、劫杀、谋杀、故杀、斗杀、放火、强劫、正枉法赃、伪造符印、厌魅咒诅、造妖书妖言、传授妖术、合造毒药、禁军诸军逃亡、为盗罪至死者，每遇十二月，权住区断，过天庆节即决之；余犯至死者，十二月及春夏，未得区遣，禁锢奏裁。” 咸平中，殿中侍御史赵湘上言：“圣王行法，必顺天道。汉制大辟之科，尽冬月乃断。臣窃以为古之善政，亦有当於今，举而行之，无亏大体。伏见十二月，陛下圣诞之月，万方祝颂之时，而大辟罪人决断如故。又十一月一阳始出，其气尚微，以至微之阳，处重阴之下，盖议狱缓刑，所以助阳抑阴也。伏望特降明诏，以十一月、十二月内，天下大辟正者，更令详覆；已结正者，未令决断。所在州府，厚加矜恤，扫除狱房，供给饮食、薪炭之属，而严防护，无致他故。情可悯者，奏听敕裁。合依法者，尽冬月乃断。在京大辟人，既当春孟之月，亦行庆施惠之时。伏望万机之暇，临轩躬览，情可悯者，特从末减，亦所以布圣泽於无穷，极遇民之抵罪。且未断两月，亦未至淹延。如此则议狱详刑，助顺生气。若用刑顺於阴阳，则四时之气和，气和则百丰实，水旱不作矣。”上览之，曰：“此诚嘉事。然古今异制，沿革不同，行之则虑有淹滞，或因缘为奸矣。”至是，乃有是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