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一百六十·兵考十二
○马政 宋初，有左、右飞龙二院，以左、右飞龙使各二人分掌之。时诸州监牧多废，国马无复孳息。 太祖始置养马二务，又兴葺旧马务四，以为放牧之地。分遣中使诣边州，岁市马，自是闲厩之马始备矣。
先是两河入虏界盗马，边吏籍数以闻，官给其直。上方镇抚，不容私掠，乃诏禁之，悉还所盗马，戎人悦服。
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，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，以备征讨。是岁，平太原，观兵於幽州，得汾、晋、燕、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，国马增多，内皂充刃，始分置诸州牧养之。 国子博士李觉上言，曰：“夫冀北燕代，马之所生，胡戎之所恃也。故制敌之用，实兵骑为急。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，在乎扌致戎以利，使重译而至焉。然市马之费，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，盖失其生息之理也。且戎人畜牧转徙，旅逐水草，腾驹游牝，顺其物性，由是浸以蕃滋也。暨乎市易之马至於中国，则絷之维之，饲以枯槁，离析牝牡，制其生性，元黄虺ㄨ，因而减耗宜然矣。又有不同中国之马，服习成性，食枯刍，处华厩，率以为常，故多生息而无耗失。古者田赋之法，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，兵车一乘，牛十二头。天子畿方千里，提封百万井。除山川、城池、邑居、苑囿，凡三十六万井不输赋外，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，兵车万乘，此赋马之数也。诸侯大者马四千匹，兵车千乘，故称千乘之国。
卿大夫者马四百匹，兵车百乘，故称百乘之家。则天下之广，诸侯之众，戎马之赋多矣。是以唐尧暨晋，皆处河北，而北虏不能为患，由马之多也。此并取於田赋，不闻市马於戎也。洎秦坏井田，汉兴阡陌，兵车不取田赋，戎马悉从官给，是以匈奴历年为患，由马之少也。故晁错说文帝劝农功，令民有车骑、马一匹者复卒三人，谓免三人甲卒之赋也。至武帝七十年，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成群，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，此则马皆生於中国，不闻市之於戎也。今军伍中牝马甚多，而孳息之数尤鲜者，何也？皆云官给秣饲之费不充，又马多产则羸弱，驹能食则侵其刍粟，马母愈瘠，养马之卒有罪无利，是以驹子生，乃驱令嗅灰而死。其后官司知有此蠹，於是议及养驹之卒，量给赏缗，其如所赐无几，而尚习前弊。今窃揣量国家所市戎马，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，往来资给赐与，复在数外，是贵市於外夷，而贱弃於中国，非理之得也。国家纵未暇别择之牝马，以分畜牧，宜且减市马之半直，赐畜驹之将卒，增为月给，俟其纳马则止焉。则是货不出国，而马有滋也。大率牝马二万，而驹收其半，亦可岁获万匹。况复牝以生牝，驹以生驹，十数年，马必倍矣。昔猗顿，穷士也，陶朱公教以畜五。乃西河，大畜牛羊於猗顿之南，十年之，其息无算。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？”上览奏，嘉之。 淳化二年，通利军上《十牧草地图》。上虑畜牧之地，多侵民田，乃遣中使检视，画其疆界。又从内侍赵守伦之请，於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，逐水草放牧，不费刍秣，所生驹子，可资用，自是诸牧马颇蕃息。
真宗咸平元年，别置佑马司，掌戎人驱马至京师，辨其良驽，平直以市，分给诸监牧养。 三年，置制置群牧使。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，京朝官为判官。 景德二年，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，赐名，铸印以给之。四年，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，又置群牧使、副、都监，增判官为二员。凡厩牧之政，皆出於群牧司，自骐骥院而下，皆听命焉。其二院所管坊监仍旧。诸州有牧监，知通判兼领之，诸监各置勾当官二人。又有左、右厢提点，并以三班为之。其修创规制，纤悉备具。其后又诏左、右骐骥院诸坊、监监官，自今并以三年为满，如习知马事欲留者，群牧司保荐以闻，当徙莅他监。
议者言罢兵之后，颇以国马烦耗，岁费缣缯，虽市得尤众，而损失亦多。尧叟谓群牧之设，国家巨防。今愚浅之说，以马为不急之务，则士卒亦当进而还农也。作监牧议以献，勒石大名监。自是率以枢臣专领，以重其事。
凡市马之处，河东则府州岢岚军、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、川峡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水康军，皆置务遣官以主之。岁得五千余匹，以布帛茶物物准其直（旧运铜钱给之。太平兴国八年，有司言戎人得钱，悉销铸为器，乃定此制。其后诸州市畜马，给直渐高，务增数以为课绩。景德中戎事已怠，因诏条约之）。招马之处，秦渭阶文之吐蕃、回纥，麟府之党项，丰州之藏才族，环州之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，洎泾仪延火山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之诸蕃。每岁皆给以空名敕书，委沿边长吏择牙吏入蕃招募，给券诣京师，至则估马司定其直，自三十五十至千，凡二十三等。旧选三岁至十七岁者，景德二年诏止市四岁至十三岁者，余听私市。其蕃部又有直进者，自七十五千至十七千，凡三等。有献尚乘者，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，亦三等。 凡畜马处有两院，曰左、右骐骥；四监，曰天、驷左右第一、第二；二坊，曰、左右天厩。皆在京师。在外有十四监：大名（大名）、广平（州）、淇水（卫州），并分第一第二，洛阳（河南）、原武（郑州）、沙苑（同州）、安阳（相州）、镇宁（澶州）、安国（邢州）、淳泽（中牟）、单镇（许州）。又有牧养上下监，以养疗京城诸坊、监病马。
其孳生之所，即大名、、卫、相州凡七监，多择善马为种，牝牡为群，岁遣判官一人巡行点印，二岁巳上者岁约八千余匹，凡京城诸州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，坊监及诸军马二十余万匹，每岁京城草六十六万六千围，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，盐、药、油、糖九万五千余斤、石、枚，诸州诸军不预焉。左右骐骥院、六坊上留马二千余匹，皆季春出就放牧，至秋冬而入。其尚乘之马，唯备用者在焉（诸班不自出马，寄两院）。其牧地始自畿田及於近郡，皆遣使分行水草善地而标占之。诸坊监总四万九千四百余顷，诸班诸军又三万九百九十顷，皆有凉棚井泉，所属县令检校之外，坊监亦有四时逐水草以肆游牝者。
凡御马有三等，其次给用，又有十六等，曰简中马，曰不得支使马，曰添价马，曰国信马，曰臣僚马（景德四年，诏群臣常赐厩马者，命中使简定六十匹赐之。赐毕复增，常足其额。又内职受命出使者多求赐马，大中祥符三年，以其例或不均，诏枢密院定群臣出使赐马条例），曰诸班马，曰御龙直马，曰捧日、龙卫马，曰拱圣马，曰骁骑马，曰武马，天武龙猛马，曰杂配军马，曰杂使马，曰马铺马（国初诸州厩置，阙马取民马补之。开宝五年，诏罢）。自恩赐外，皇族及内臣伎术官要司职掌皆给借之。凡马以府州为最，盖生於子河汊有善种，次环、庆，次秦、渭，虽骨格稍大，而蹄薄多病，文、雅诸州为下，止给本处兵。
契丹马骨格颇多河北孳生谓之本群马，盖因其水土服习而少疾焉。又泉福州、兴化军亦有洲屿马，皆低弱不胜具装，以给本道厢军及江浙驿置之用（福州四牧：曰水峭、龙胡、沥畸、海澶。泉州二牧：曰浯州、列屿。兴化军二牧：曰东越侯屿。旧十一牧。大中祥符二年废湄州透屿南匿三牧，每牧置群头、牧户以主之，每岁孳育，本县籍其数，以使臣一人提点）。
大中祥符元年，立牧监赏罚之令，外监息马，一岁终以十分为率，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俸，余等第决杖牧。倍多而死少者，给赏缗有差。凡生驹一匹，兵校而下赏绢一疋。
是岁於京师置卖马务，掌受退马而出市之。
天禧初，宰相向敏中言：“国马之数，方先朝倍多，广费刍粟，若令群牧司度数出卖，散於民，缓急取之，犹外厩耳。”是秋，乃诏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直出卖。
仁宗景二年，诏民无以马数升户等。
康定初，陕西用兵，马骑不足。诏京畿、京东西、淮南、陕西路括市战马，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，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，凡五等，敢辄隐者重之法。 皇五年，丁度上言：“天圣中，牧马至十余万，其后言者以为天下无事，而事虚费，遂废八监，然而秦渭环阶麟府州、大山、保德、岢岚军岁市马二万二百，才能补京畿塞下之阙。自用兵四年，而所市马才三万，况河北、河东、京东、京西、淮南籍丁壮为兵？请下令有能畜一战马者免二丁，仍不升户等，以备缓急，如此国马蕃矣。”言不果行。
至和二年，群牧使欧阳修言：“今之马政，皆因唐制，而今马多少与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，不可概举。至於唐世牧地，皆与马性相宜，西起陇右金城、平凉、天水，外洎河曲之野，内则岐、豳、泾、宁，东接银、夏，又东至於楼烦，此唐养马之地也。以今考之，或陷没夷狄，或已为民田，皆不可复得。惟闻今河东路岚石之，山荒甚多；及汾河之侧，草地亦广，其草软水甘，最宜牧养，此乃唐楼烦监地也，可以兴置一监臣。以为推迹而求之，则楼烦、元池、天池三监之地，尚冀可得。又臣往年奉使河东，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、平定军，见其不耕之地甚多。而河东一路山川深峻，水草甚佳，其地高寒，必宜马性。及京西路唐汝之，久荒之地其数甚广，请下河东、京西转运司，遣官访草地有可以兴置监牧，则河北诸监有地不宜马处，可行废罢。至於估马一司，利害易见，若国家广捐金帛，则券马利厚，来者必多。若有司惜费，则蕃部利薄，马来浸少。然而招诱之方，事非一体，请遣群牧司或礼宾院官一人至边，访蕃部券马利害。以此三者参酌商议，庶不仓卒轻为改更。”天子下其奏相度，牧马所奎等请如修奏。
神宗即位，留意马政，於是枢密副使邵亢请以牧马余田修稼政，以资牧养之利。而群牧司言：“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，今以五万为率，一马占地五十亩。大名、广平四监余田无几，宜且仍旧。而原武、单镇、洛阳、沙苑、淇水、安阳、东平等监，余良田万七千顷，可赋民以收刍粟。”从之。又诏河南、北分置监牧使，以刘航、崔台符为之。又置都监各一员，其在河南者为孳生监。凡外诸监并分属两使，各条上所当施行者。诸监官吏若牧田县令、佐，并委监牧使举劾，专隶枢密院，不隶於群牧制置。
二年，诏括河南监牧司总牧地。旧籍六万八千顷，而今籍五万五千，余数皆隐於民。自是，请以牧田赋民者纷然，而诸监寻废。是岁，天下应在马凡十五万三千六百有奇。 五年，废太原监。
七年，废东平、原武监，而合淇水两监为一。 八年，废河南、北八监，惟存河苑一监，而两监牧司亦罢。
沙河苑监先以隶陕西提举监牧，至是复属之群牧司云。
时诸监牧田，大抵皆宽衍，为人所冒占，故议者争请收其余资，以佐刍粟。
言利者乘之，始以增广赋入为务。始议监时，群牧制置使文彦博言：“议者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，散国马於编户而责孳息，非便。”诏元绛、蔡确较其利害上之。於是中书枢密院言：“河南、北十二监，起熙宁二年至五年，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，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，余仅足配邮传。而两监牧吏卒杂费及所占地租，岁为缗钱五十三万九千有奇，计所出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余缗而已。今九监见马三万，若不更制，则日就损耗。”於是卒废之，以其善马分隶诸监，余马皆斥卖，收其地租，给市易本钱之外，寄籍常平出子钱，以为市马之直。监兵五千，以为广固指挥，修治京城焉。后遂废高阳、真定、太原、大名、定州五监。凡废监钱归市之外，又以给熙河岁计。诸监既废，游田司请广行淤溉，增课以募耕者。
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继言：牧田没於民者五千七百余顷。乃严侵冒之法，而加告获之赏，是利入增多。元丰三年，收废监租钱，遂至百十六万，自群牧使而下，赐赉有差。
河北察访使者曾孝宽言：“庆历中，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，备非时官买，乞参考申行之。”而户马法始此。 自诸监既废，仰给市马，而义勇保甲马复从官给，议者常患国马未备。元丰三年春，以王拱辰之请，乃召开封府界京东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路州县户，各计资产市马，坊郭家产及三千缗，乡村五千缗。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，各养一马，增倍者马亦如之，至三匹止。马以四尺三寸以上，齿以八岁以下为断。
齿及十五岁，则更市如初，提举司籍记之。於是诸道各以其数来上。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，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，西路八百五十四，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，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，河东路三百六十六，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，西路九百二十二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，北路七百一十六。时初立法，帝虑商贾乘民期会高马直以专利，命出群牧司骁骑以上千匹与养马户交市，以平其价。先是熙宁中，尝令德顺军蕃部养马，帝问其利害。王安石对：“今坊、监以五百缗乃得一马，若委之熙河蕃部，决当不至重费。蕃部以畜牧为生，且其地宜马，诚为便利。”既而得驹庳劣，亡失者责偿。蕃部苦之，其法寻废。至是环庆路经略司复言已诱劝诸蕃部令养马。诏阅实及格者，一匹支五缣，延秦凤泾原路准此。养马之令，复行於蕃部矣。已而西方用兵，颇调户马以给战骑，借者给还，死者偿直。七年六月，遂诏河东延环庆路，各发户马二千以给正兵，河东就给本路，延益以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，环庆益以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。户马既配兵，后遂不复补。京东、西既更为保马，而诸路养马指挥至八年四月乃罢。然其后行给地牧马，则犹本於户马之意云。
五年五月，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养马者听，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。六年，又诏司农寺立养马法。於是曾布等上其条约，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，户一匹，物力高者愿养二匹者听，皆以监牧见马给之，或官予其直令自市，毋或强予。府界毋过三千匹，五路无过五千匹，袭逐盗贼之外，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。在府界者，免输粮草二百五十束，加给以钱布；在五路者，岁免折变缘纳钱。三等以上，十户为一保；四等以下，十户为一社；以待病毙补偿者。保户马毙，马户独偿之；社户马毙，者社人半偿之。岁一阅其肥瘠，禁苛留者。凡十有四条，先从府界颁焉。五路委监司、经略司、州县更度之。於是保甲养马行於诸路矣。
先是中书、枢密院保甲养马事，文彦博、吴充言：“三代有邱乘出马，有国马，国马宜不可阙。且今法欲令马死备偿，恐非民愿。”而王安石以为令下之初，京畿百姓，多自以为便，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，决非有所驱迫，力请行之。时河东骑军有马万一千余匹，岁蕃戌边，率十年而一周，议者以为费廪食而多亡失，乃行《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》。继而兵部言：“河东正军马九千五百匹，请权罢官给，以义勇保甲马五千补其阙，合万匹为额，俟正军不及五千始行给配。”事下中书，枢密院。枢密院以为：“车骑，国之大计，不当专以一时省费，轻议废置。且官养一马，岁为钱二十七千。民养一马，才免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。计折米而输其直，为钱十四千四百，余皆出於民，决非所愿。若刍秣失节，或不善调习，缓急无以应用，况减马军五千匹，即异时当减军正数九千九百人，又减分数马三千九百四十匹，边防事宜，何所取备？若存官军马如故，渐令民从便牧养，不必以五千匹为限，於理为可。”而中书谓：“官养一马，以中价率之，为钱二十三千；募民养牧，可省杂费八万余缗。且使入中。刍粟之家无以邀厚利。计前二年官马死，倍於保甲马。而保甲有马，可以习战御盗，公私两利。”上竟从枢密院议。河东骑军得不减耗，而民马不至甚病者，由帝独断之审也。
八年，置熙河路买马坊六，而原、渭、德顺诸场皆废。又以麟府所市马羸直多，罢之。岢岚、火山军所产马，亦以敌境言边人多盗马越界趋利，寻皆罢之。
自是，国马专仰市於熙河、秦凤矣。
九年，提举开封府界蔡确言：“比赋保甲以国马，免所输草，赐之钱布，民以畜马省於输稿，虽不给钱布，而愿为官养马者甚众。请增马数，岁止免输稿一百五十У。”诏：“毋过五千匹。”於是京畿罢给钱布而增马数矣。元丰六年，提举河东路保甲王崇拯言：“请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，以教骑战。每官给二十五千，令市一马，限以五千，当得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，为缗钱十七万二千九百有五十。”诏以京东盐息钱给之，令崇拯月上所买数。於是保甲皆兼市马矣。
七年，京东提刑霍翔请募民养马，蠲其赋役。乃诏京东、西路保甲免教阅，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，匹给十千，限以京东十年、京西十五年而数足。置提举保马官，京西吕公雅，京东霍翔并领其事，而罢乡村先以物力养马之令，尚养户马者免保马，凡养马免大小保长、税租、支移，每岁春夫、催税、甲头、盗贼、备赏、保丁、巡宿，凡七事。於是京东、西户马更为保马矣。 公雅、翔又请以常平息钱赏马之充肥及孳生者，且请愿以私马印为保马者听。
养至三匹，蠲除之外，每匹各次下一人许赎杖罪。公雅又令每都岁市二十匹，初限十五年者乃促为二年半。京西地不产马，民又贫乏，甚苦之。翔又奏本路马已及万匹，请令诸县弓手各养马一匹，听赎非捕盗之罪。
按熙宁五年所行者户马也，元丰七年所行者保马也，皆是以官马责之於民，令其字养。户马则是蠲其科赋，保马则是蠲其征役。史志言户马之将行也，王介甫以为京畿百姓投牒，愿应募者巳千五百户；保马之将行也，霍翔以为禹城一县，愿应募者为马已四百四十八。盖法行之初，民皆乐从，初非官府抑逼。夫乐从之说，出於建议者之口，未必有是事实。然所谓投牒应募之数，未必全虚，盖民本非乐为官养马也。当时科赋征役必是繁重，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，则亦不暇详虑顾而靡然从之。正柳子厚所谓“吾蛇尚存，则弛然而卧，时而献之，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，以尽吾齿。”是也。及其久也，马之毙者赔偿不訾，且奉行之吏，务为苛峻，於是数之少者增之，期之宽者促之，始重为民病矣。
八年，提举茶场李杞言：“卖茶易马，固为一事，乞同提举买马。”诏如其请。其后群牧判官郭茂恂言：“承诏议专以茶市马，以金帛市，而并茶马为一司。臣闻顷时以茶市马，兼用金帛者，亦听其便。近岁事局既分，始专用银绢钱钞。非蕃部所欲，且茶马二事，事实相须。”乃诏专以雅州之名山茶为易马之用。
自是蕃马之至者稍众。久之，买马司复罢兼茶事。自李纪建议，始於提举茶事兼买马，其后二职分合不一。 哲宗嗣位，议者争言新法保马之不便，乃下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，余数发赴太仆寺，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给元价。翔、公雅皆得罪，保马遂罢。
元初，朝廷方议兴废监，复祖宗之旧。於是诏陕西、河东相视所当置监。
又下河北、陕西按行河、渭、并、晋之牧田以闻。时已罢保甲，教骑兵，而还户马於民。左司谏王岩叟上疏，极言其事。自是洛阳、单镇、原武、淇水、东平、阳等监皆复。
岩叟疏言：“兵所恃在马，而能蕃息马者，牧监也。昔废监之初，识者皆知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。已而不待十年，其弊已见，此甚非国之利也。乞收还户马三万，复置监如故，监牧事委之转运官，而不专置使。今郓州之东平，北京之大名、元城，卫州之淇水，相州之安阳，州之广平监，以及於瀛、定之棚基草地疆画具存，使臣牧卒大半犹在，稍加招集，则指顾之措置可定，而人免纳钱之害，国收牧马之利，岂非计之得哉？又废监以来，牧地之在民者，处处为害，愚民利於一时请地之易，不虞后日输送之难，投牒之初，争立高课，有司复重估其价，计租为钱，力皆不胜，岁益增欠，转运司迫於群牧督责之严，虽水旱不在蠲放，禁锢鞭挞，无日无之，设欲还官，岂复听许？今若因复置监牧，收地入官，则百姓戴恩如释重负矣。”
绍圣三年，始行给地牧马之政。 先是知任城县韩筠等建议，於邢州请以牧田募民受田一顷者，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。县籍其所养之高下、老壮、毛色，岁一阅，亡失者备偿，已佃人愿养马者除其租。於是知州张赴上其说，且以为陕西沿边弓箭授田不过一顷，既养一马，又役一丁，备边之日，岁居其半。今但牧一马而无身丁之役，若试之一监或一县，当有利而无害。枢密院是其请，乃言：“赴等所陈受田养马，既蠲其租，不责以孳息，而不愿之家无所抑勒。又限以尺寸，则缓急皆可用之马矣。”乃具为条画，下太仆寺，应有监牧州县悉施行之。
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：“近者募人给牧田养马，若牧田邻於居民，地复膏腴，宜有愿者。相去稍远，难就耕牧，则必非所愿。且一顷之地，所直不多，马或亡失，乃偿钱四五十千，恐人之非愿。”言竟不行。 徽宗崇宁元年，有司较诸路田养之数，凡一千八百匹有奇，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，他路自二百四以下，至河东仅九匹，而开封府界、京西南路、京东东路皆无应募者。盖法虽已具，而犹未力行也。
大观元年，尚书省言：“元置监，马不蕃息，而费用不赀。今沙苑最号多马，然占牧马者九千余顷，刍粟、官曹之费岁为缗钱四十余万，而牧马止及六千。
自元符元年至二年，亡失者三千九百。且素不调习，无以任骑乘。以九千顷之田，四十万缗之费，养马六千而不於用，又亡失如此，利害灼然可见。今以九千顷之田，计其瘠硗者三分去一，犹得良田六千顷。以见直计之，顷为钱五百余缗。若以一顷募养一马，则人得地利，马得所养，可以绍述先帝隐兵於农之意。请下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及同州详度以闻。俟见实利，六路新边闲田，当以次施行。”时熙河兰湟路牧马司又请兼募愿养牝马者，每收三驹，以其二归官，而一充赏，诏行之。是岁，臣僚言岷州应募养马者至万余匹，於是自守贰而下，递赏有差。
宣和二年，手诏曰：“给地牧马，议者本以蕃息国马为言，今损失动以千计，而自法行至今，皆无出驹之数，岁縻赏赉，蠲除租税科调，而赋敛日以不均，为害非一，其罢政和二年以来给地牧马条令，收见马以给军，应牧马及置监处并如旧制於。”是又复东平监。凡诸监兴罢不一，而沙苑监独不废。自给地牧马之法既罢，三年而复行。时牧田已多所给占，乃诏见管及已拘收牧田，如官司辄复请占者，以违御笔论。虽奉御笔者，皆许执奏。六年，又诏立赏格，应养马通一路及三千匹，州通县及一千，县及三百，其提点刑狱、守令各迁一官，倍之者更减磨勘年。於是诸路应募牧马者为户八万七千六百有奇，为马二万三千五百。既推赏如上诏，而兵部长贰亦以兼总八路马政迁官。然北方用兵，而马政益急矣。 蔡绦《国史补》：“政和二年，诏於京东西、河北以旧牧地募人牧马，以次推行於诸路，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顷至三四顷度高下肥硗而授之，蠲其一顷之赋，而牧一马，牝则三年而出一驹，牧五年者诣官再易马，尽括泽潞、京西、山东、河北等田，即陕右军蕃羌马一分给之。鲁公既罢，於是诏以所牧马尽给赐童贯及补陕右诸军之阙马者，凡九万余匹，既不加恤，道毙者十八九，遂尽收出以赐诸苑囿及道宫，若复苑八作、书艺局、艮岳、撷芳园、上清宝宫、龙德太一宫、神观、各一千或八百顷，他以差给赐。其后北事兴，郭药师在燕山，乃尽发河北诸军及系官马，听其所择，而国马尽矣。宣和末，金人且寒盟，始悟阙马，乃复给地牧马，既无马以给民，又不得元田。州县强民出马以牧取文具而已。属金人犯阙，诏尽括内外马，及取於在京骑军不及二万，且授内臣梁方平扼大河於州，至则大败，马复歼焉。”
政和《五礼新仪》：仲春祀马祖，仲夏享先牧，仲秋祭马社，仲冬祭马步，并择日。马祖、先牧、马社、马步坛各广九步，高三尺四，出陛一二十五步。
中兴后，以绍兴三十一年於行在昭庆寺设位行祭。 高宗渡江以来，无复国马。绍兴二年，始命措置马监。后置於饶州，以守ヘ领之。择官田为牧地，复置提举，俄废。四年，又置监於临安之余杭、南荡。
上曰：“转臣进呈广马，几似代北所生。春秋列国不相通，所用之马皆取於其国中而已。申公巫臣使於吴，与其射御，教吴乘车，则是虽吴亦自有马。今必产马处求之，则是马政不修也。”
十九年夏，诏：“马五百匹为一监，牡一而牝四。监分四群。岁生产驹三分及毙二分以上，有赏罚。”先是川路所买马，岁付镇江军中养牧。至是上以未见孳生之数，遂分江上诸军。后又置监於郢、鄂之，牡牝千余。十有余年才生三十驹，而又不可用，及已。故凡战马悉仰川、秦、广三边焉。
川、秦马 秦马旧二万匹。干道，川、秦买马之额，岁为万有一千九百匹有奇。川司六千，秦司五千九百。益、梓、利三路漕司，岁应副博马纟由绢十万四千疋。成都、利州路十一州，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，茶马司所收，大较若此。
其后文州复隶秦司，而川司增珍州之额，共为四千八百九十六；秦司六千一百二十。合两司为万有一千十有六匹，此庆元初之额也。喜泰末，川司五场又增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，秦司三场增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，合两司为万有二千九百九十四。然累岁所市，多不及额，盖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：其一日战马，生於西边，强壮阔大，可备战阵，今黎、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。其二曰羁縻，马产於西南诸蛮，格尺短小，不堪行阵，今黎、叙等五州军所产是也。羁縻马每纲五十匹，其良驯不过三五匹，中等十许匹，余皆下等，不可服乘。守贰贪於赏格，以多为贵。起纲远来，或死道路，其仅至者但存皮骨。茶马司以其将毙者责付诸路鬻之，至则随死。而计纲赴江上者，又为押纲卒校窃其刍粟，道毙相望焉。成都府马务，每年排发江上诸军马五十八纲，一月券食钱米二百贯，五十八纲，一年总计一万一千六百贯。押马官五十三员，每员六百贯，共计三万一千八百贯。兴元府马务，每年排养三衙马一百十二纲，所费称此。率未尝如数，盖茶马司靳吝钱帛，蕃蛮马至，多不即偿故也。或为守ヘ兵官有市马赏，茶司属官亦有，而都大主管官独无之，故至此。旧蕃蛮中马，高下良驽各有定价。绍兴中，张松为黎ヘ，欲马溢额以幸赏，高其直以市之。自是夷人所欲无厌，愈肆邀索。癸已变故之后，邛部川蛮邀功，赵彦博始以细茶、锦与之。至今夷人常以博马，茶锦不堪籍口。淳熙中，龚总为黎守，又与部蛮设席於ヘ厅之副价，犒以酒食，夷人益肆，稍不如欲，则诋诃官吏，牵马出场。宕昌马旧止三千，淳熙中始增其数。庆元中，金人既为蒙国所侵，冀之北土遂失，由是马至秦司者差罕矣。旧川、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。绍兴二十四年，始拨秦马付三衙，命小校往取之。三司取马，一岁再往，反用精甲四百四十人，州县颇惮其费。二十七年秋，又诏川马不赴行在，分隶江上诸军，镇江、建康、荆、鄂军各七百五十，江、池军各五百，殿前司二千五百，马步司各千，而以川马良者二百进御。凡以川、秦纲马皆遵陆。干道初，吴为宣抚使，始议马纲劳费。又均、房一带多峻岭乱石，马多伤蹄道毙，请以舟载马而东。上命夔路造舟。明年夔路转运司主管文字任续上言：“造舟已毕，工役遂事，山程滩险，利害相当，在所不论，惟欲拨陆路之刍秣，以免沿流之烦费，辍四路之军兵，以免篙梢之追扰，四路厢禁军数目不少，若各辍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军，其衣粮令元来处科拨，马纲行则迎送舟舡，马纲住则训习水战，莫此为便。”上大喜，令制置司拨厢禁军三千五百人如其请。王十朋、虞允文力论其扰人。其后言者又谓马纲所至，骚扰江村，而商贩米斛之舟，尤被其毒，况水路马数较之陆行存亡相若，而於籴场大有妨碍，乃诏川路马舡日下废罢，盖自建请之后，利夔两路沿江十余郡之被其害者，三载而后得免焉。淳熙八年，新兴国军朱颜朝辞，奏：“四川茶马司岁於宕、昌、黎、文、阶、叙、南州、珍州等处买马一万子千余匹，并四尺二寸以上，十岁以下，方许起纲。不合格者，虽骨相骁骏，驰骤超逸者，亦不收买，又不许民私买。臣愚以为弃之於化外，不若养之民，缓急收之，实朝廷之外厩，况沿边之地，去西北不远，风土水草相类，养之易以蕃息。而有愿中卖於官者，依所直之数与之，孰不乐归於官者？ 是则民之马，皆吾厩中物。乞於茶马司所买马外不堪排发起纲之马，令官用退印，不拘军民，并听从便收买，则不惟得夷人忄心，且俾沿边牧马，日以蕃息，可为缓急之备，是一举而数利也。”从之。信阳军守臣言：“秦司排拨纲马，兵士已至，而马数未足，官司每以多支日券为忧。马数已登，而兵士未至，官司复以多费草料为念。幸而人马俱集，则督促发遣，一不暇顾。且马产於深蕃，涉远而至，力犹未充，不问羸病，遽责之以经涉险阻，沿路倒毙，皆此之由。乞下秦司，今后纲马有羸瘠病患者，且须医疗饲养十分克壮。然后拨发。”从之。 广马 建炎末，广西提举峒丁李或始请市战马赴行在。绍兴初，隶经略司。
三年春，即邕州置司提举，市於罗殿、自杞、大理诸蛮。其后，又置买马司，以帅臣领其事。七年，胡舜陟为帅，岁中市马二千四百匹，诏赏之。其后马益精，岁费黄金五镒，中金二百五十镒，锦四百端，纟四千疋，廉州盐三百万斤，而得马千五百。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，其直为银四十两，每高一寸，增银十两，有至六七十两者。土人云，其尤驵骏者，在其出产处，或博黄金二十两，日行四百里，但官价有定数，不能致此耳。然自杞诸蕃本自无马，盖又市之南诏。南诏，今大理国也。去自杞国可二十程，而自杞至邕州横山寨二十二程，横山寨至静江府又二十余程，罗殿国又远如自杞十程。宜州溪峒巡检常恭赴阙，持南丹州莫延甚表来，乞就宜州市马，比之横山，可省三十程。产马地至南丹十程，南丹至静江府十三程。张说在枢，欲从其说，或谓：邕远宜近，人孰不知，前迂其涂，岂无意？况莫氏方横乃欲为之除道，而擅以互市之饶，误矣。小吏妄作，将启边衅。乃止。广马例以五十匹为一纲，每年纲许推赏，然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，每银一两为握臂钏扑。盐百斤为一番，减至六十，所赢皆官吏共盗之。蛮觉知，不肯以良马来。所市率多老病驽下，且不能登数。帅范成大善为约束，增足盐畚，逮其去官之岁，市马乃六十纲，前此未有也。岭南自产小驷，匹直十余千，与淮、湖所出无异。大理地连西戎，故多马，虽互市於广南，其实犹西马也。 每选其良者赴三衙，而其他则付建康、镇江府池、鄂、太平州军中，皆有常数。 旧广西十州民运盐至横山寨，民甚苦之。绍兴十九年，陈为经略使，以官钱募小校运送家属，遇阙失则部良马至行在以酬之，至今为例。
淮马 隆兴初，张浚为江、淮都督，即淮上市之。浚言：“川广市战马，每匹不下三四百千，又道远多毙，今淮马每匹通不满二百千，且军中即日可得。”上从之。逮督府废乃止。然淮南马矮小，实不可用，其可用者，乃取之淮北耳。
干道以后，又诏於淮郡市马，於是多有越淮盗马来市者。时曾昭守濠州，至以其马起纲至行在，北人以为言。淮西帅臣赵善俊奏其事，大臣欲下令还之。孝宗以为失体，乃谕善俊执死罪囚付昭，令斩之，曰，此盗马者也。於是一纲己至，御马院命濠州以死损报，而次纲未至者，皆遣还之。昭坐追官放罢。自是不复买淮马矣。 淳熙十五年，侍卫步军都虞候梁师雄言：“三衙每年取押纲马，全藉马驿办其草料，以时养饲。窃闻沿路驿舍，例皆损弊，及将合支草料，离驿安顿，每遇纲马到程，旋令官兵般担，以此失时，多致羸瘦，盖因提点驿程官吏，失於检察，乞行下所隶州县，相视驿舍，量加修葺，及时合用草料常切，应办各就马驿附近桩顿，纲马到日，随即支给，更乞令沿路都统司分定驿程，各差素有心力将官一员，从各司量给盘费，责令与诸州军所委官同共提点。自宕昌至兴州十五驿属兴州都统司；自大桃至汉阴十五驿属兴元府都统司；自衡口至千平十三驿属金州都统司；自梅溪至石墙十四驿属鄂州都统司；自边城至梅溪十一驿属江州都统司；自紫宕至广德军十二驿属池州都统司；自段村至临安府余杭门六驿属殿前步军司。
各令所差将官，往来用心巡视，务要馆舍草料应办齐整，违从提点将官申所差将官岁一更替，如见实有劳效，即支犒赏。”从之。 嘉定六年，臣僚言：“将佐之马，往往取之马军，则马军虽合请三百，止得一百食钱，而主军者密收其三分之二。又统制官占马至四十五匹，名为料马，岂特占请马料，每二匹必有一卒以顶其名，而盗取其钱以入己者。今措置立为定额。
诏统制官止许差破战马六匹，统领官差破四匹，马步军正副准备将各止差破两匹，其减下马拘收从公，拨付入队，官兵如法养饣畏约束，自后不得辄於官兵名下差拨换易。”从之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国家买马南边於邕管，西边於岷、黎，皆置使提督，岁所纲发者监逾万匹，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，沿道数十州，驿程、券食、厩圉、薪刍之费，其数不赀。而江淮之，本非骑兵所能展奋，又三衙遇暑月，放牧於苏、秀，以水草亦为逐处之患，因读《五代旧史》云：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，对曰：“三万五千匹。”帝叹曰：“太祖在太原，骑军不过七千；先皇自始至终，马才及万。今有铁马如是，而不能使九州混一，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。”延光奏曰：“国家养马太多，计一骑士之费，可赡步军五人。三万五千骑，抵十五万步军。既无所施，虚耗国力。”帝曰：“诚如卿言，肥骑士而瘠吾民，民何负哉！”明宗出於蕃戎，犹能以爱民为念。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，然所蓄只如此，今盖数倍之矣。尺寸之功不建，可不惜哉！且明宗都洛阳，正临中州，尚以为骑士无所施，然则今虽纯用步卒，亦未为失计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