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九十四·宗庙考四
○天子宗庙
英宗治平初，景灵宫西园作仁宗神御殿，曰孝严，别殿曰宁真，斋殿曰迎，景灵西门曰广。明年奉安，次日太后酌献、大臣分献天兴诸殿，特支在京诸军班钱。
初，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，以圣祖临降作景灵宫。至天圣元年二月，诏修宫之万寿殿以奉真宗皇帝。殿成，榜曰奉真。明道二年，又建广孝殿，十月二十九日，奉安章懿皇后神御，仪卫迎导祭告皆如天圣二年奉真殿礼。治平元年三月，又诏就宫之西园建殿，以奉仁宗皇帝。八月殿成，榜曰孝严。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安御容，帝亲行酌献，命大臣分诣诸神御代行礼。翌日，皇太后酌献，皇后、大长公主以下内外命妇陪位於庭。诏每岁下元朝谒如奉真殿仪。九月，诏名斋殿曰迎。十二月，名宫之西门曰广。四年，建英德殿，奉英宗神御。凡七十年间，神御在宫者四，其他寓诸寺观者十一所。元丰五年，神宗皇帝始就景灵宫作十一殿，在京宫观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内，尽合帝后而奉以时王之礼。元元年作宣光殿（后改为徽音殿），绍圣二年作显承殿。元符三年作西宫，以显承殿为馆御之首，易名曰大明。又作坤元殿、重光殿。政和四年，作柔仪殿，山殿曰灵矣。於是两宫合为前殿九，后殿八，山殿十六，阁一，钟楼一，碑楼四，经阁一，斋殿三，神厨二，道院一。东宫：正南门曰景灵宫门，门内有东西横门。其北曰天兴殿门，门内曰天兴殿，以奉圣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，刻真宗皇帝圣容侍立（大中祥符五年作），及奉僖祖皇帝、顺祖皇帝、翼祖皇帝版位（元丰五年）。东、西廊门曰左、右正内殿，后门曰保宁，以奉元天大圣后像（大中祥符五年作），及文懿皇后、惠明皇后、简穆皇后、孝惠皇后、孝章皇后、淑德皇后、章怀皇后版位（元丰五年）。阁上奉圣祖及六仙官（大中祥符五年作）。自西横门西出，凡前后殿各三，曰天元殿，以奉宣祖皇帝，山殿曰来宁；其后曰太始殿，以奉昭宪皇后，山殿曰宴矣；次西曰皇武殿，以奉太祖皇帝，山殿曰灵游；其后曰俪极殿，以奉孝明皇后，山殿曰凝神；又西曰大定殿，以奉太宗皇帝，山殿曰天游；其后曰辉德殿，以奉懿德皇后，明德皇后、元德皇后，山殿曰冷风。自东横门东出，凡前后殿各三，曰熙文殿，以奉真宗皇帝，山殿曰大虚；其后曰衍庆殿，以奉孝穆皇后、章献明肃皇后、章懿皇后，山殿曰丹台；次西曰美成殿，以奉仁宗皇帝，山殿曰晨霄；其后曰继仁殿，以奉慈圣光献皇后，山殿曰灵昆；又西曰治隆殿，以奉英宗皇帝，山殿曰昭清；其后曰徽音殿，以奉宣仁圣烈皇后，山殿曰宁真。斋殿，在天兴殿之东曰明福，西曰迎。神厨、道院皆在宫之西南。西宫：
正南门曰燕昌门，其北曰大明殿门，门内曰大明殿，以奉神宗皇帝，山殿曰灵德。
其后曰坤元殿，以奉钦圣宪肃皇后、钦成皇后、钦慈皇后，山殿曰显光。其西曰世德门，其北曰重光殿门，门内曰重光殿，以奉哲宗皇帝，山殿曰灵台。其后曰柔仪殿，以奉昭怀皇后，山殿曰灵矣。斋宫，在宫之东偏正南曰昭德门，门内曰洁诚殿。神厨，正宫之东南。殿、阁、斋宫及廊庑，共为屋二千三百二十区。
凡累朝文臣执政官、武臣节度使以上，并图形於两庑。
元丰时，修定仪注所言：“先王之制，设庙於前，以象生之有朝；设寝於后，以象生之有寝。庙以藏木主，列昭穆之序；寝有衣冠几杖，象平生之居。先儒谓荐其血毛，腥其俎，为荐上古之食；退而合享，体其犬豕牛羊，为荐今世之食。
《仪礼》曰‘燕养馈羞，汤沐之馔如他日’者。郑氏云‘孝子不忍一日废其事亲之礼’故也。后世因之，故方其荐上古之食於庙，则时王之制有所不行；荐今世之馔於寝，则先王之礼有所不用。有唐追尊老氏，立太清宫於西都，凡将郊祀必先朝焉，岁四孟月亦先荐焉。天宝诏曰：‘我祖澹然常在，为道之宗既殊，有尽之期须依事生之礼以祭。’用质明乃尚阴之义，故改以卯。初，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谓，故停而不用。章圣皇帝席厚德之流光，推源之自出，乃崇琳馆以事圣祖，虽采太清之仪，实兼原庙之制。圣圣纂承，益昭前烈。然而如在之容或寓於浮图之祠，朝拜之日尚因於道家之礼。至於仪物，杂以古今，义或未称，时亦有待。
陛下纯孝自天，至诚继志，肆宏屋宇，裒合仙圣，规模恢廓，咸出睿画，旬岁之间，其功大就。将期落成之始，聿严亲飨之事。爰敕有司议其典式，伏按原庙虽出於近世，余意乃祖乎先王。夫孝子之於亲，事亡如事其生，思之欲见其人，斋三日必见其所为斋者。不敢以生事之，故有庙焉，示不忘古，所以神之也。不敢以亡事之，故有寝焉，以象其平生，所以亲之也。多方以求之，而其飨如在左右，故曰唯孝子为能飨亲。陛下比诏礼官讲明太庙之礼断之以古，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，则今日设原庙之礼宜酌今制，犹前日之诏意也。《周官》四时之祭，春曰祠，夏曰礻龠，秋曰尝，冬曰，皆於首时，盖君子感时物之变而思其亲，得疏数之中者也。伏请以四孟月吉朝献景灵宫，天子常服行事，荐圣祖殿以素馔，神御殿以膳羞，器服仪物悉从今制，登降荐献参酌朝谒之仪，凡古之事一切不违，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义。缘《飨仪注》，乞下本所详定。”从之。
时祖宗帝后神御皆寓於宫观寺院，在京师者十有五。神宗作景灵宫，而在京寺观神御悉迎奉入内，所存者惟万寿观延圣、广爱、宁华三殿焉。后又诏宗室宫院有祖宗御容，遣内侍奉迎藏於天章阁。自是臣庶之家，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。
治平四年（神宗己即位），英宗皇帝将庙，太常礼院请以神主於太庙第八室，僖祖皇帝、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夹室，自仁宗而上顺祖，以次升迁，请下两制以上参议。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议：“同堂八室，庙制以定，僖祖当祧，合於典礼。”九月，奉安八室帝后神主，奏告太庙，祧藏僖祖皇帝、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夹室，英宗於太庙，罢僖祖讳及文懿皇后忌日。
熙宁五年，中书门下言：“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，则僖祖有庙，与商周稷契疑无以异。今毁其庙而藏主於夹室，替祖考之尊而下祧於子孙，殆非所以顺祖宗孝心、事亡如存之义。请以所奏付之两制详议，而择取其当者。”时王安石为相，不主祧迁之议，故复有此请。乃复奉僖祖於太庙，迁顺祖神主藏於夹室。 翰林学士元绛、知制诰王益柔陈绎曾布、直舍入院许将张琥上议曰：“自古受命之王，既以功德飨有天下，皆推其本统以尊事其祖。故商、周以契、稷为始祖者，皆以承其本统，而非以有功与封国为重轻也。诸儒以契、稷有功於唐、虞之际，故谓之祖有功，若必以有功而为祖，则夏后氏不郊鲧矣。今太祖受命之初，立亲庙，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，则僖祖之为始祖无疑矣。倘谓僖祖不当比契、稷为始祖，是使天下之人不复知尊祖，而子孙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。《传》曰：‘毁庙之主，陈於太祖；未毁庙之主，皆升，合食於太祖。’今迁僖祖之主而藏於太祖之室，则是僖祖、顺祖、翼祖、宣祖祭之日，皆降而合食也。情文不顺，无甚於此。请以僖祖之庙为太祖，则合於先王之礼意。”翰林学士韩维议曰：“昔先王既有天下，迹其基业之所由起，奉以为太祖，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。
故子夏序《诗》，称文、武之功起於后稷。后世有天下者皆，特起无所因，故遂为一代太祖。太祖皇帝孝友仁圣，睿知神武，兵不血刃，坐清大乱，子孙遵业，万世蒙泽，功德卓然，为宋太祖，无可议者。僖祖虽於太祖为高祖，然仰迹功业，未见其有所因，上寻世系，又不知其所以始，若以所事契，稷奉之，窃恐於古无考，而於今亦有所未安。今之庙室与古殊制，古者每庙异宫，今祖宗同处一堂，而西夹室在顺祖之右，考之尊卑之次，似亦无嫌。” 天章阁待制孙固请：“特为僖祖立室，由太祖而上亲尽迭毁之主皆藏之。当之时，以僖祖权居东向之位，太祖顺昭穆之列而从之，取毁庙之主而合食，则僖祖之尊自有所申。以僖祖立庙为非，则周人别庙姜原不可谓非礼。”秘阁校理王介请：“依《周官》守祧之制，创祧庙以奉僖祖，庶不下祧子孙夹室，以替远祖之尊。”
议既上，帝颇以韩维之说为是，而王安石以维言夹室在右为尊、与固言僖祖居东向之说为非理，帝亦然。又问前代郊配与宗祀明堂之礼，安石以尊僖祖为始祖，则郊祀当以配天，若宗祀明堂，则太祖、太宗当迭配帝；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，与僖祖为始祖之说。遂下礼官详定。
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张师颜、同知礼院张裕梁寿等议曰：“昔者商、周之兴，本於契、稷，故奉之为太祖。后世受命之君，功业特起，不因前代，则亲庙迭毁，身自为祖。郑康成云‘夏五庙无太祖，自禹与二昭二穆而已’，唐张荐云‘夏后以禹始封，遂为不迁之祖’，是也。若始封世近，上有亲庙，则拟祖上迁，而太祖不毁。魏祖武帝则处士迭毁，唐祖景帝则洪农迭毁，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，以法契、稷之明例也。唐韩愈有言：‘事异商、周，礼从而变。’晋琅琊王德文曰： ‘七庙之义，自由德厚流光，飨祀及远，非是为太祖申尊祖之祀。’其说是也。
《礼》，天子七庙，而太祖之远近不可以必，故但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，未尝言亲庙之首必为始祖也。国家以僖祖亲尽而祧之，奉景之诏，以太祖皇帝为帝者之祖，是合於礼矣。国初，张昭、任澈之徒不能远推隆极之制，因缘近比请建四庙，遂使天子之礼下同诸侯。若使庙数备六，则更当上推两世，而僖祖次在第三，亦未可谓之始祖也。谨按建隆四年亲郊，崇配不及僖祖。开国以来，大祭虚其东向，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。请略仿《周官》守祧之制，筑别庙以藏僖祖神主，大祭之岁，祀於其室。太庙则一依旧制，虚东向之位。郊配之礼，则仍其旧。”
同知太常礼院苏请：“即景灵圣祖之宫安僖祖，即与唐献、懿二祖於兴圣、德明庙，礼意无异。”同判礼仪事周孟阳、同知太常礼院宋充国、礼院检详文字杨杰议：“《玉牒》帝系自僖祖而上，世次莫知，则僖祖为始祖无疑，宜以僖祖配感生帝。其旧制以祖宗配侑并无更易，人情礼意莫不为顺。”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章衡请：“尊僖祖为始祖，而次祧顺祖，以合子为父屈之义。推僖祖侑感生之祀，而罢宣祖配位，以合祖以孙尊之义，余且如旧制。”帝以群议纷纭，不能决而冯京欲以太祖正东向之位，安石力主元绛等初议，遂从之。帝问：“配天孰从？”安石曰：“宣祖见配感生帝，欲改以僖祖配。”帝然之。於是请奉僖祖神主为太庙始祖，迁顺祖神主藏之夹室，孟春祀感生帝，以僖祖配。诏下太常礼院详定仪注。安石本议欲以僖祖配天，帝不许，故更以配感生帝。
元丰元年，详定郊庙礼文所言：“古者父子异宫，祖祢异庙，今之庙制，与古不侔。”遂图上八庙异宫之制，以始祖居中，分昭穆为左右。自北而南，僖祖为始祖；翼祖、太祖、太宗、仁宗为穆，在右；宣祖、真宗、为昭，在左皆南面北上。诏详定本朝可行典礼，陆佃、张ロ所议昭穆之位各不同（佃、ロ详议见朱子《论古今庙制》条下）。诏俟庙制成日取旨。
晦庵尝言太祖昭穆庙制一事，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，且以为神宗尝讨论旧典，将复古制，而惜其未及营建。愚以为后王之失礼者，岂独庙制一事？而庙制之说，自汉以来诸儒讲究非不详明，而卒不能复古制者，盖有由矣。如天子七庙，三昭、三穆并太祖之庙而七。太祖百世不迁一昭、一穆，为宗亦如之，余则亲尽迭毁。
其制：则外为都宫，内各有寝庙，别有门垣。太祖在北，东向。左昭、右穆以次而南。夫人而能知之也。然此乃殷、周之制，殷以契为太祖，而成汤及三宗则为有功德不毁之庙。周以稷为太祖，而文、武则为有功德不毁之庙，其余则亲尽而毁。夫契、稷皆有大功於生民，以此受封，传世至於汤、武，受命兴王，推其所自，本於稷、契，故奉之以为太祖，举无异词。若后之有天下者，则皆功业特起，不因前代，然既即帝位，必以天子之礼事其祖考。如汉之太公，晋之征西、豫章，唐之宣、懿、景、元，宋之僖、顺、翼、宣，皆帝者之祖宗，享七庙之严奉可也。
若推以为太祖而比之稷、契，则固不侔矣。是以韦元成、刘歆诸人讲论庙制备矣，而终不能复殷、周之制者，盖太祖之位未定故也。古之祭，盖奉太祖与毁庙、未毁庙之主而合祀之。其制：则太祖东向，左昭、右穆以次为位而祭之。然唐世以景帝为太祖（唐公李丙高祖父），当中、睿间，则景帝世近，在三昭三穆之内，故则虚东向之位，而太祖列於昭穆。至代宗以后，景帝方居第一室，得以正位。然献、懿二祖（景帝之祖父）亲尽已毁，而则合祭。故当时建议者，请景帝之时暂居昭穆，屈已以奉祖宗，而以献祖东向。然则唐世之祭，如太祖东乡之位，其始也虚之，其末也则景、献二帝迭处之矣。然祭祀乃一时之礼，虚其位可也，迭处其位亦可也。宗庙有百世之规，既立太祖之庙，不可复虚，既入太祖之庙，不可复迁。姑以熙宁之事言之，当时以僖祖为太祖，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为三昭三穆是矣。然僖祖本无功德，非宋所以兴，而肇造区夏光启后裔者，艺祖、太宗也。今僖祖为百世不迁之太祖，而艺祖、太宗则亲尽而毁之，可乎？
藉曰以二祖同文、武世室亦百世不毁，然周之文、武，其功德未尝居后稷之右，今以僖祖为太祖，而艺祖、太宗仅同世室，终不足以厌人心。盖宋太祖之庙非艺祖不足以当之，而神宗之世才及五代，以艺祖为太祖，则七庙未可立也。汉以来崛起而有天下者，必合以天子之礼事其祖考，於是尊为始祖，或推以配天，固不容论其功业之有无也。逮其传世既久，子孙相承，则自当以建邦启土创业垂统者为太祖，而创业者所祖之祖，固未可以言百世不迁矣。盖后世太祖之位，随世而迁，太祖之议，世各异论，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，而后世子孙竟无以易也。然则历代所以不能复殷、周七庙之制者，非不知古礼也，正以追尊之祖无一人可以拟稷、契者，是以太祖之议难决，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。
三年，详定礼文所言：“古者宗庙为石室以藏主，谓之宗┙。夫妇一体，同几共牢。一室之中，有左主、右主之别，正庙之主，各藏庙室西壁之中；迁庙之主，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，其坎去地六尺一寸。今太庙藏主之室，帝后异处，迁主仍藏西夹室，求之於礼，有所未合。请新庙既成，并遵古制。”从之。
六年，诏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、太宗淑德皇后、真宗章怀皇后自别庙升太庙。详见《后妃庙门》。 哲宗元元年，礼部太常寺言：“有天下者事七世，嘉诏书定七世八室之制。今神宗皇帝崇有日，僖祖皇帝为始祖，万世不迁，翼祖皇帝在七世之外，於世次当祧。先皇帝神主於太庙第八室。翼祖皇帝、简穆皇后刘氏神主，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夹室，置西壁石室中，列於顺祖皇帝、惠明皇后之次。自英宗皇帝上至宣祖皇帝以次升迁，其祧藏之主，每遇享，即如典礼。”从之。
绍圣元年，宣仁圣烈皇后神主於太庙。 元符三年五月（时徽宗已即位），礼部太常寺言：“晋成帝时，宗庙十室，至康帝以成帝之弟承统，不迁京兆府君，始增一室为十一室，合於温峤等诸儒全七世之议。考之历代，於礼为宜。今哲宗升，宜如晋成帝故事，於太庙殿增一室，候庙成日，神主弟九室。”诏下侍从、秘书省长贰参议，乃权於太庙夹室。 权知开封府吴居厚等议曰：“以兄弟为世，则亲亲之恩未尽，而庙食已毁，宜如礼部太常寺所请太庙增一室。”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议曰：“哲宗嗣神宗皇帝大统，父子相承，自当为世。今若不祧远祖，不以哲宗为世，则三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入。宜深考载籍，迁如礼。”吏部侍郎陆佃黄裳、刑部侍郎郭知章、中书舍人曾肇、枢密都承旨范纯礼议曰：“国朝自僖祖而下始备七世，故英宗庙，则迁顺祖，神宗庙，则迁翼祖。今哲宗皇帝於神宗，父子也，如礼官所议，更增一室，则庙中当有八世况唐文宗即位则迁肃宗，以敬宗为一世，故事不远。将来哲宗皇帝庙，当以神宗为昭，上迁宣祖，以合古三昭三穆之义。”诏如礼官所议。先是，李清臣为礼部尚书，首建增室之议，侍郎赵挺之等和之。会清臣为门下侍郎，论者多从其议，惟曾肇等议异，而蔡京别议与肇同。二议既上，清臣辩说甚力，帝讫从之。 六月，礼部请用太庙东室一间奉安哲宗神主，诏依所请。太常寺言：“若就东夹室奉安，不唯庙室不正，兼狭隘不可容奉神之物，请依八室制度，增建一室，依旧存立夹室。”诏依初旨，权行奉安。太常少卿孙杰又言：“今先帝神主，措之夹室，即是不得於正庙，与前诏增建一室之义不同。昨用嘉故事，专置使修奉，而修奉之使，乃请以夹室奉安神主，亦与元置使之意相违。请如太常前议，增建一室。”尚书省言：“先皇帝享太庙，增室在东，与祖宗并列。今庙室未备，行礼有期，若告迁神主更修庙室，则期日迫趣，功力不及。故须权宜及时升，随即增修，岂为简薄，比之前代修庙室不及权宜设幄行事者，不为不至。”诏速依初旨奉行。
八月癸亥，帝自集英殿导哲宗神主至宣德门外奉祠，有司奉神主，翰林学士承旨蔡京题谥号，行享之祭，权於太庙夹室。
诏特置景灵西宫，奉安神宗皇帝於显承殿，为馆寓之首，昭示万世尊异之意。
建哲宗皇帝神御殿於西，以东偏为斋殿。 右正言陈言：“近修建景灵西宫，拆移元丰库、大理寺、军器监、鸾仪司等处，以其地奉安神考、哲宗神御。然可得而议者有五事焉。夫国之神位，左宗庙，右社稷，今庙据社位，不合经旨，此其可议一也。刑狱之地，必有杀气，今乃择此以建宫庙，此其可议者二也。西宫之地，虽云只移官舍不动民居，而一寺、一库、一监，一司移於他处，迁此就彼，亦有居民，此其可议者三也。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，散於寺观之内，神考合集诸殿会於一宫，今乃析而为二，岁时酌献，銮舆分诣，礼既繁矣，事神则难，此其可议者四也。显承殿奉安以来，一祖五宗神灵协会既久，何用迁徙，宗庙重事，岂宜轻动，此其可议者五也。望别行详议。” 又言：“陛下所以不敢轻改前议者，谓神考素有修西宫之意，蔡京亲闻先训，而实录备载其语，故不可以不恭依也。以臣观之，此乃蔡京矫诬神考之训，无足信者。元丰中，神考於治隆殿后留基以待宣仁，后因御史有请，宣仁以其地为神考庙宫。而绍圣大臣反谓宣仁轻蔑神考，裁损庙制，於是重建显承殿以为奉安之地。当哲宗之时，蔡京最用事，凡可以毁宣仁者，无所不至，岂有亲闻神考之言可以证元之失，而乃隐忍不闻於哲宗者乎？臣是以知其为矫诬也。”不从。
诏仁宗、神考庙永祀不祧。
诏曰：“盖闻有天下者事七世，则迭毁之制有常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则不迁之庙非一。伏以艺祖应天顺人，肇造区夏；太宗受命继代，底定寰宇；真宗以圣继圣，抚全盛之运，故仁祖并尊为百世不祧之庙。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，以仁为治，在位四十二年，利泽施於四海，蚤定大策，授英宗以神器，功隆德厚，孰可拟议！英宗皇帝享祚日浅，未究施设。神宗皇帝以圣神不世出之资，慨然大有为於天下，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之，功业盛大，谦抑不居，而庙┙之制，未议尊崇。宜令礼官稽参故事，考定仁祖、神考庙制，详议以闻。”
十一月，权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言：“仁宗、神考请如圣诏，尊崇庙┙，永祀不祧，与天无极。”於是三省表请付外施行，有诏恭依。
崇宁二年，诏祧宣祖以哲宗神主太庙第八室。
诏曰：“钦惟哲宗实继神考，传序正统，十有六年。升之初，朕方恭默，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，遂成四穆於三昭之间。考礼与书，曾靡有合。比阅近疏，特诰从臣并与礼官，博尽众见，列奏来上，援据甚明。谓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备七世，当英宗庙，上祧顺祖，暨神考庙，又祧翼祖，则哲宗庙，父子相承，自当为世。祧迁之序，典礼可稽，览之惕然，敢不敬听。其合行事件，令礼部、太常寺详议闻奏。”
十二月，礼部、太常寺言：“祧迁之序，当祧宣祖昭武睿圣皇帝、昭宪皇后杜氏神主藏於西夹室，居翼祖简恭睿德皇帝、简穆皇后刘氏石室之次。当迁之主每遇享，即依典礼。其祧迁祭告，兴工择日，学士院撰祝文，望依故事。”诏恭依。
三年，诏增太庙为十室，复翼祖、宣祖庙。
诏曰：“朕惟有天下者事七世，古之道也。乃者，有司以哲宗皇帝嗣承神考，父子相继，自当为世，故上祧宣祖於夹室，据经合礼，已依所奏。去古既远，礼文残阙，诸儒之说不同。郑氏谓：‘太祖及文、武不祧之庙与亲庙四，并而为七。’是不祧之宗，在七庙之内。王氏谓：‘非太祖而不毁，不为常数。’是不祧之宗，在七庙之外。惟我祖考功隆德大，万世不祧者，今已五宗，则七庙当祧者，二宗而已。迁毁之礼，近及祖考，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。礼以义起，称情为本，可令有司集议典礼以闻。”礼官言：“先王之制，庙止於七，后王以义起礼，乃有增至九庙者。详酌典故，当自朝廷。”礼部尚书徐铎又言：“唐之献祖、中宗、代宗与本朝僖祖，皆尝祧而复。令存宣祖於当祧之际，复翼祖於已祧之后，以备九庙，礼无不称。”
九月，诏曰：“有天下者事七世，古之道也。惟我治朝，祖功宗德，圣贤之君六七作，休烈之盛轶於古，先尊为不祧者至於五宗，迁毁之礼近及祖考。永惟景钦崇之诏，已行而不敢逾；暨我元符尊奉之文，既隆而不可杀，虽欲如古莫可得也。博考诸儒之说，详求列辟之宜，顾守经无以见其全，而时当必通其变，爰稽众议，肇作寻伦。惟恩以称情而为宜，则礼以义起而无愧，是用酌郑氏四亲之论，取王肃九庙之规，参合二家之言著为一代之典，自我作古，垂之将来，庶安宗庙之灵，以永邦家之福。其合行典礼，令礼部、太常寺详议闻奏。” 十月，诏曰：“仰惟翼祖在天，毓源而发；安陵有衍，粲皇武於始基。
然循七世八室之规，则数逾於古；遵四庙五宗之法，则礼未应迁。是用仰奉二祧之灵，复还列圣之次，虽丰不昵，虽远当隆，岂惟稽三代之徽猷，盖亦用本朝之故事。其己祧翼祖、当祧宣祖庙并复。”
四年三月，诏以复翼祖、宣祖庙，增太庙殿为十室。寻以吏部侍郎王宁为修奉使。六月，九庙奉礼毕，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称贺。
五年，三省言：“西京会圣宫诸陵，旦望节日荐献如景灵宫令式。会圣宫制度朴素，宜加修饰，凡陈设器皿之类，并三年一易，违者以违制论。”从之。
高宗建炎二年十月，上幸扬州，奉太庙神主於寿宁寺。景灵宫神御，奉安於温州。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郡国庙，国朝惟祖宗所尝幸则有之。建炎初，虏围西京急，留守孙昭远遣其将王仔，奉启运宫神御问道走扬州，后迁於福州；而永安军会圣宫、扬州章武殿之御容，则迁於温州天庆观。绍兴十三年，复奉温州神御还临安，奉安於万寿观之后殿，惟启运留福州，以守臣提举。成都府新繁县御容殿者，始在重光寺药师院。雍熙间，僧道辉画太祖皇帝御容於佛屋之后壁。熙宁六年，赵清献为成都守，请建殿奉安，神宗不许，但令设板屋栏楣，以扃护之。
元丰七年，走马承受赵选者更具奏，得旨修建殿宇，创置门钥，宦官监守，朝谒以时。绍兴元年，终南山上清太平宫道士訾全真等复持太宗、真宗御容，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，忠献即遣使奉安於太祖之侧。四年，宣抚副使吴武安更自武兴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御容至殿奉安。二十七年，杨文安椿为兵部侍郎，言於朝，有旨别加营缮，始更为殿门外向，二十九年乃成。时，王时亨知府事，请赐宫额及殿名。不报。淳熙中，胡长文人蜀，始议即府之圣寿寺创殿以奉御容，殿宇甚华，供奉之物亦浸备，乃复乞宫额於朝。先是，长文创雄笾军数千人，列营府治之侧。又言石室学宫聚川峡之士，而每遇科举皆归试其乡，乞为之别立解额。事未行，议者因谓今蜀已有太学及殿前司，独久景灵宫尔，繇是格不下。今春秋以府通判朝谒用素馔，道士读祝文犹如终南之礼云。
三年，上幸杭州，太庙神主并奉安於温州，祭享皆差官摄事。
绍兴五年，司封郎中林待聘言：“原庙在郡有汉故事，而太庙神主礼宜在都。
今新邑未奠，宜考古师载主之义，迁之行阙，以彰圣孝。”於是就临安府建太庙，上行款谒之礼。
十三年，有司请择爽垲之地，仿景灵宫旧规随宜建置，俟告成有日，迎还列圣ㄧ容奉安新庙，庶几四孟躬行献礼。乃诏度地筑宫为三殿，圣祖居前，宣祖至徽宗居中，元天太圣后及昭宪而下二十一后居后。七月，新宫成，上亲诣行礼。十月，遣官自温州奉迎神御至，上乃诣天章阁西殿告迁徽宗及显恭、显肃二后神御并奉安焉。
掌宫内侍七人，道士十人，吏卒二百七十六人。上元结灯楼，寒食设秋千，七夕设摩罗帘幕，岁时一易。岁时酌献二百四十羊。凡帝后忌辰，通用僧道四七人作法事。十八年，增建道院。后又以韩世忠赐第增筑天兴殿五楹、中殿七楹、后殿十有七楹，斋殿、进食殿皆备。遇孟享，皇帝斋於内殿，行事官斋於本司。其日质明，皇帝先诣圣祖位前，三上香、进茶、三进酒；次诣宣祖位前，又次诣太祖、太宗至於徽宗位前，并如上仪。次日，皇帝诣元天大圣后，次诣昭宪皇后至显肃皇后位前，行礼并如前殿、后殿之仪。
自渡江后，行在靡有定所，神御奉安他州，朝献则遣官分诣。至绍兴十二年，和议成，驻跸临安，始备太庙原庙之制。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自休兵后，太祖创册宝殿，凡帝后宝册洎郊庙金玉礼器皆藏焉。始时令太常寺官一员季点，然第省阅文历而已。干道五年春，因有盗窃礼器者，中书门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历点检足备，用印封锁，具有无损失申省（二月己丑降旨）。庆元五年夏，太常寺奏太庙遗失皇后金宝二，命大理寺治之（六月庚寅降旨）。既而庙之卫卒赴有司自首，坐狱死。盖故事册宝，以中人领其工作，及盗去凿而售之，中乃铁胎也，繇是事败。自后朝廷益谨其事，月以察官、礼官、中官各一员检视，谓之点宝。礼器中瑶爵、玉瓒二事绝佳，人间所未见。其他圭壁，大抵多水浆色也。册宝中惟昭慈圣宪皇后谥册以象牙，余皆珉玉。又有徽宗皇帝谥宝，玉色尤温粹。
十五年，诏仿东都旧制，创钦先孝思殿於崇政殿之东，凡朔望节序生辰，上皆亲酌献行香，用家人礼。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国朝宗庙之制，太庙以奉神主，一岁五享，朔祭而月荐新。五享以宗室诸主、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灵宫，以奉塑像。岁四孟享，上亲行之。帝后大忌，则宰相率百官行香，僧道士作法事，而后妃六宫，亦皆继往天章阁以奉画像。时节朔望、帝后生辰日皆遍荐之，内臣行事。钦先孝思殿亦奉神御，上日焚香。而诸陵之上宫，亦有御容，时节酌献，如天章阁。每岁寒食及十月朔，宗室、内人各往朝拜。春秋二仲，太常行园陵。季秋，监察御史检视太庙之祭以俎豆，景灵宫用牙盘，而天章阁等以常馔，用家人之礼云。迄今不改。
十六年，太常寺言：“契勘在京庙制，每室东设户，西设牖，西墙作┙室，藏祖宗帝后神主。又有东西夹室，其夹室止设户。见今行在太庙，系随宜修盖，未曾安设┙室。今既创行修盖，即合体仿在京庙制同殿异室修盖，及将殿东西作两夹室，其两夹室止设户。十一室，即依庙制设户牖。其殿南北深七丈，每室於西壁从北以南一丈二尺，作厚墙，随宜安设┙室。其西夹室亦合设┙室，藏顺祖室神主。”诏从之，乃广太庙。
工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普言：“谨案《春秋公羊》说，曰‘主藏庙室西壁中，以备火灾’。《左氏》说，曰‘主┙於宗庙’，言庙有┙室，以藏神主。汉仪藏主於西墙壁坎中，去地六尺一寸，盖坎即┙室也，非特备灾，亦神道尚幽之义。
然则古者庙必有主，主必有┙。郑原繁曰‘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宗┙’，此诸侯庙主之┙也。卫孔悝使宰反┙於西圃，此大夫庙主之┙也。《开宝通礼》别庙时享孝明、孝惠皇后，享日，宫闱令入室开坎，奉出神主置於座。《政和五礼·时享别庙仪》，享日，祠祭官赞奉神主，宫闱令於┙室中，奉惠恭皇后神主於神幄，启椟，设於座，至送神乐立，祠祭官赞奉神主入┙室，宫闱令纳神主於椟，捧入┙室。然则本朝故事，别庙后主亦有┙室，自艺祖至徽宗未之有改也。昨绍兴五年，祖宗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庙，才为屋五间，后稍增至七间，皆有殿而无室，但置神主并椟於案上，以帐帱之，每遇祭享，则就案启椟而荐献於前，其草创如此。十二年，懿节皇后，乃建别庙，亦如太庙之草创也。十六年，新造礼器告成，诏增笾、豆、、簋之数，悉依典礼。而太庙殿上迫狭不能容之，於是始作新庙，凡十三间。除东西夹室之外，为十一室，各开户牖，安┙室於西墙，略仿京师庙制。惟别庙一位，祭器不多，遂且仍旧，以至於今，此有司因循之过也。兹追册皇后将於懿节之次，既修别庙，分为二室，当各置┙室，如累朝故事。”诏从之。 董芬、王普议，当以艺祖为太祖，正东向之位。事见《门》。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太庙自仁宗以来，皆祀七世。崇宁初，蔡京秉政，始取王肃说，谓二祧在七世之外，乃建九庙，奉翼祖、宣祖，咸归本室焉。然王莽已营九庙，唐明皇又用之，非始於蔡京也。绍兴中，徽宗庙，以与哲宗同为一世，故无所祧及升。钦宗始祧翼祖，高宗与钦宗同为一世，亦不祧，由是淳熙末年，太庙祀九世十二室。及阜陵复土，赵子直为政，遂祧僖、宣二祖而孝宗。时朱元晦在经筵，独以九庙为正，子直不从，元晦议遂格。及光宗庙复不祧。今又祀九世矣。
绍熙五年闰十月（时宁宗已即位），诏别建四祖殿於太庙大殿之西，奉祧主僖、顺、翼、宣四祖神主，岁令礼官荐献。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、顺、翼、宣四祖以来，每遇，祖宗以昭穆相对，而虚东乡之位。王安石用事，以为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，则僖祖之有庙与后稷疑无以异。当时诸儒韩绛辈辩之，不从。时程颐为布衣，为人言亦以安石之言为是。
熙宁八年夏，於太庙，以僖祖东向，自是无敢议者。绍兴后，董┍、王普、尤袤俱请正太祖东乡之位，未克行。先是，英宗庙巳祧顺祖，至钦宗庙又祧翼祖，及高宗升，遂为九世十二室。至是孝宗将升，赵汝愚当国，欲并祧僖、宣二祖，事下侍从、台谏、礼官议。於是吏部尚书郑侨等请祧二祖，而正太祖东乡之位。诸儒如楼钥、陈傅良辈，皆以为可。诏从之。
侨等寻又奏请立僖祖别庙，以顺、懿、宣三祖藏。时朱熹在讲筵，独入议状，条其不可者四，大略云：“准吏部尚书牒，集议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者。今详群议虽多，而皆有可疑。若曰藏之夹室，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孙之夹室，至於祭，设幄於夹室之前，则亦不得谓之。欲别立一庙，则丧事即远，有毁无立。欲藏之天兴殿，则宗庙、原庙不可相杂。议者皆知其不安，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时暂东乡之故，不知其实无益於太祖之尊，而徒使僖祖、太祖两庙威灵，相与争校强弱於冥冥之中。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摈，徨踯躅，莫知所归，令人痛伤，不能自已。今但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之令而默推之，则知今日太祖在天之灵，必有所不忍而不敢当矣。又况僖祖祧主迁於治平不过数年，神宗皇帝复奉以为始祖，己为得礼之正而合於人心，所谓‘有其举之，莫敢废者’乎。”又言：“当以僖祖为始祖，如周之后稷，太祖如周之文王，太宗如周之武王，与仁祖之庙，皆万世不祧；仁宗为昭，英宗为穆，与真宗主并藏西夹室；神宗为昭，哲宗为穆，徽宗为昭，钦宗为穆，高宗为昭，孝宗为穆，而高宗之庙，亦万世不祧。若未能然，则奉僖祖居第一室，太祖居第二室，太宗居第三室。太祖、太宗仍共为一世，自真宗以下至於孝宗，凡九世十二室。”贴黄云：“续访得元大儒程颐之说，以为太祖以上有僖、顺、翼、宣。先尝以僖祧之矣，介甫议‘以为不当祧，顺以下祧可也’。或难以僖祖无功业。或谓灵芝无根，醴泉无源，物岂有无本而生者，今日天下基本，盖出於此人，安得为无功业？故朝廷复立僖祖庙为得礼。安石所见终是高於世俗之儒。熹窃详颐之议论素与王安石不同，至论此事则深服之，足以见义理人心之所同，固有不约而合者。又司马光、韩维之徒皆是大贤，人所敬信，其议偶不出此，而安石乃以变乱穿凿得罪於公议，故欲坚守二贤之说，并安石所当取者而尽废之，今以程颐之说考之，则是非可判矣。” 议既上，召对。上於榻后取文书一卷，曰：“此卿所奏庙议也，可细陈其说。”熹先以所论画为图本，贴说详尽，至是出以奏陈，久之，上再三称善，且曰：
“僖祖自不当祧，高宗即位时不曾祧，寿皇即位亦不曾祧，太上即位亦又不曾祧，今日岂可容易？可於榻前撰数语，俟径批出施行。”熹方惩内批之弊，因乞降出子再令臣僚集议，上亦然。熹既退，即进拟诏意，以上意谕庙堂，则闻己毁四祖庙而迁之矣。
时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论为非，异议之徒惧其轧己，藉以求胜，事竟不行。熹时巳得罪，遗汝愚书曰：“相公以宗子入辅王室，而无故轻纳鄙人之妄议，毁拆祖宗之庙以快其私，其不祥亦甚矣。欲望神灵降歆，垂休锡羡，以永国祚於无穷，其可得乎！”时太庙殿已为十二室，故孝宗既升，而东室尚虚。熹以为非所以祝延寿康之意，深不然之，因自劾不堪言语侍从之选，乞追夺待制。章再上，诏次对之职除授已久，与庙议初不相关，不许。及光宗庙，遂复为九世十二室云。
盖自昌陵庙，逾二百年而后正太祖之位，自是年冬，始而别建一殿以奉祧主於大殿之西隅，岁命礼官荐献焉。今谓四祖殿者是也。
按太祖东向之位，或以为僖祖当居之，或以为艺祖当居之，自熙宁以来，议者不一矣。盖自治平四年，英宗己庙，张安道等以为宜遵七世之制，合祧僖祖，诏从其说。熙宁初，王介甫当国，每事务欲纷更，遂主议以为僖祖宋之太祖，不当祧。而韩持国辈争之，以为太祖合属之昌陵。诸贤争之愈力，而介甫持之愈固，遂几至欲废艺祖配天之祀，以奉僖祖。盖其务排众议，好异遂非，与行新法等固无怪也。然愚尝考之张安道建随世祧迁之议，韩持国执艺祖当居东向之说，论则正矣。而揆之当时则未可。盖古之所谓天子七庙者，三昭、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，三昭、三穆则自父祖而上六世，太祖则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万世不祧迁者，本非第七世之祖也。今神宗之世而独祧僖祖，则顺、翼、宣、太（祖、宗共一世）、真、仁、英犹七世也，是将祧僖祖而以顺祖为太祖乎？不可也。僖、顺俱无功德，非商契、周稷之伦，今当时之议，其欲祧僖祖者，特以其己在七世之外，其不祧顺祖者，特欲以备天子七庙之数，然不知亲尽而祧者，昭穆也；万世不祧者，太祖也。今以三昭三穆言，则僖、顺皆已在祧迁之数，以万世不祧言，则二祖俱未足以当之，是姑以当祧之祖而权居太祖之位耳。若不以顺祖为太祖，则所谓七世者，乃四昭、三穆矣，非所谓三昭、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也。若必曰虚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、三穆，则当并僖、顺二祖而祧之。又否，则姑如唐人九庙之制，且未议祧迁，虽於礼经不合，而不害其近厚。今独祧僖祖，则顺祖隐然居太祖之位矣，此其未可一也。如艺祖之合居东向，为万世不祧之太祖，其说固不可易，然神宗之时，上距艺祖才四代五庙耳，若遽以为太祖，则僖、顺以下四帝皆合祧，而天子之庙下同於诸侯矣，此其未可者二也。诸贤之说，大概只以为不可近舍创业之艺祖，而远取追尊之僖祖，介甫务欲异众，则必欲以其所以尊艺祖者，尊僖祖，而於当时事体皆未尝审订。若以前二节者反复推之，则尊僖祖者固失矣，而遽尊艺祖者亦未为得也。至宁宗之初年，则不然矣，自艺祖创业以来已及八世十二庙，则僖、顺、翼、宣之当祧无可疑者，於此时奉艺祖正东向之位，为万世不祧之祖，更无拘碍，而董┍、王普等所言乃至当之论矣（二人议见《门》）。
晦庵独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说，而犹欲力主僖祖之议，则几於胶柱鼓瑟而不於时，党同伐异而不当於理，愚固未敢以为然也。
天子宗庙之制，见於经传甚明，历代诸儒因经传所载而推明之，其说亦甚备，然终不能依古制立庙者，其说有二：一则太祖之议难决，二则昭穆之位太拘。太祖之议难决，愚既详言之於前段者矣，若昭穆之位太拘，则请得而备言之。盖诸儒言庙制者，莫详明於晦庵之说，既为之说，又为之图（说及图，俱见《周庙制》下），览者一见可决矣。其大概谓太祖在北，左昭右穆以次而南，太祖百世不迁，以下六庙亲尽则毁而递迁。昭常为昭，穆常为穆，昭则群昭皆动，而穆不移。穆则群穆皆移，而昭不动。且引《书》“穆考文王”，《诗》“率见昭考”及《左传》“文之昭也，武之穆也”以为证。盖文为穆，则文之孙及元孙皆穆，其子与曾孙皆昭也；武为昭，则武之孙及元孙皆昭，其子与曾孙皆穆也。既创此六庙之后，其新陟王之升者，昭入於昭，穆入於穆，截然不可紊，此立庙之制也。
然愚以为此制也，必继世以有天下者，皆父死子立而后可，若兄终弟及则其序紊矣。姑以晦庵之图考之，其图自武王至於幽王，皆定六庙三昭三穆之位，然自懿王之前，皆父传之子，则其序未尝紊也。懿王崩，孝王以共王之弟、懿王之叔继懿王而立，故晦庵庙图宣王之世，则以穆、懿、夷为昭，共、孝、厉为穆。夫穆王於世次昭也，共王为穆王之子，於世次穆也，懿王为穆王之孙，则继穆王而为昭是也，孝王为共王之弟，而以继共王为穆，虽於世次不紊，然以弟而据孙之庙矣。至夷王为懿王之子，世次当穆，而图反居昭，厉王为夷王之子，世次当昭，而图反居穆，则一孝王立，而夷、厉之昭穆遂至於易位，於是晦庵亦无以处此，不过即其继立之先后以为昭穆，而不能自守其初说矣。又况宣王之世，三昭三穆为六代，则所祀合始於昭王，今因孝王厕其间，而其第六世祖昭王，虽未当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，则虽名为六庙，而所祀止於五世矣。然此所言者，昭穆祧迁之紊乱不过一代而已。前乎周者为商，商武丁之时，所谓六庙者，祖丁、南庚、阳甲、盘庚、小辛、小乙是也。然南庚者，祖丁兄子，阳甲、盘庚、小辛、小乙又皆祖丁子也。姑以祖丁为昭言之，则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属，俱当为穆，是一昭五穆。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，未当祧，而祧者四世矣。后乎周者为唐，唐懿宗之时，所谓六庙者，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是也。然穆宗、宣宗皆宪宗之子，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又皆穆宗之子，姑以宪宗为昭言之，则穆、宣为穆，敬、文、武为昭，是四昭二穆，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，未当祧，而祧者三世矣。盖至此则不特昭穆之位偏枯，而祧迁之法亦复紊乱。若必欲祀及六世，则武丁之时，除太祖之外，必创十庙；懿宗之时，除太祖之外，必创九庙而后可。
且继世嗣位者，既不能必其为弟、为子，而创立宗庙之时，亦安能预定后王之入庙者，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时，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时哉。则立庙之制，必合於将升之时，旋行营创，属乎昭者，於太祖庙之左建之，属乎穆者，於太祖庙之右建之方为合宜，而预立六庙，定为三昭三穆以次递迁之说，不可行矣。又必如晦庵之说，外为都宫，内则各有庙，有寝，有门，有垣，则其制甚大，且必在国中门之左，则其地亦有限。昭穆之位既己截然，则武丁之时，虽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，而昭之地多虚。懿宗之时，虽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，而穆之位半阙。易世之后，又不知其为昭、为穆者何如？而已创之庙，其世代之近者，既未可祧迁（如武丁之时，小乙父也，南庚、阳甲、盘庚、小辛、皆伯父也；祖丁祖也，祖辛、沃甲皆伯祖也，祖乙曾祖也；河高祖也；外壬、仲丁高伯祖也；太戊五世祖也，雍己五世伯祖也，小甲六世祖也。若以祀及六世言之，是此十五庙，皆未合祧迁，亦不止十庙而已），其昭穆之不顺者，又不可升，则必须逐代旋行位置营建而后可。而其地又拘於中门之内太祖庙之左右，创造烦扰，非所以宁神明，对偶偏枯，又无以耸观视，似反不如前代之每帝建庙，各在一所，东都以来之同堂异室，共为一庙之混成也。愚故曰七庙之制，诸儒皆能言之，而历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，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。
有天下者，必推其祖以配天，既立宗庙，必推其祖为太祖，礼也。自《孝经》有“郊祀配天，明堂配帝”之说，《祭法》有“郊祖宗”之说，郑氏注以为郊即郊也（郑氏以为祀天於圜丘，然圜丘亦郊也），祖宗即明堂也。於是后之有天下者，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，推其创业之祖，以拟文王以为未足也，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拟后稷者，而推以配天焉。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，汉之高帝、唐之神尧、宋之艺祖，庶乎其可拟矣；曹孟德、司马仲达以下诸人，逞其奸雄诈力，取人之天下国家以遗其子孙，上视文王奚啻瓦釜之与黄锺，然其为肇造区夏，光启王业，事迹则同，为子孙者，虽以之拟文王可也，独拟后稷之祖，则历代多未有以处。於是或取之遥遥华胄，如曹魏之祖帝舜，宇文周之祖神农，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。此三圣人者，其功德固可配天矣，而非魏与二周之祖也。是以当时议之，后代哂之以为不类。至於唐既以神尧拟文王矣，而求其所以拟后稷者，则属之景帝。宋既以艺祖拟文王矣，而求其所以拟后稷者，则属之僖祖。夫景、僖二帝虽唐、宋之始祖，然其在当时则无功业之庸夫也，上视周室仅可比不之流，而以后稷尊之，过矣。是以不特后世议其非，而当时固哗然以为不可，盖无以厌服人心故也。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厌服人心，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，於是献议者始为导谀附会之说以中之。老亦人耳，道家者流，假其名以行其教，遂至推而尊之，列坐上帝之右，而为其徒习其教者，则曰此天帝也，非复周之柱下史也。而姓同乎唐，乃推以为始祖，尊之曰元元皇帝，盖虽祖聃，而其意谓吾祖固天之贵神也。於是崇建太清宫，每并於元元皇帝前设位序正，是盖以元元为太祖，拟周之后稷，而其祖宗则俱为昭穆矣。至宋大中祥符间，天书封禅之事竞兴，遂复效唐人之为，推所谓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为圣祖，建立景灵宫，圣祖殿居中，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，分置左右，是盖以圣祖为太祖，拟周之后稷，而祖宗则俱为昭穆矣。晦庵尝言：景灵之建，外为都宫，而内各为寝庙，门垣乃为近古，盖以其规制宏壮，每帝各居一殿，不如太庙之共处一堂，稍类古人立庙之制，而足以称天子所以严奉祖宗之意，是则然矣。然不知所谓圣祖者，果有功德之可称如后稷，谱系之可寻如稷之於文、武、成康乎。《祭法》言虞、夏、商、周郊祖宗之制，郑氏注谓“有虞氏以上尚德，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。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后为次。”项平甫亦言，此经作《祭法》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，先序帝喾、尧、舜、鲧、禹之功，次序黄帝、颛顼、契、冥、汤、文、武之功，以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，故圣王祀之，非此族也不在祀典，则其意盖谓郊祖宗皆择有功烈者祀之耳。而后之有天下者，欲稽此以祀其祖先，则固与其说大异矣。
愚尝因是而究论之，虞、夏、商之事远矣，周人郊祀后稷，宗祀明堂，此后世所取法也。以《诗》考之，言后稷配郊者，为《生民》、《思文》；言文王配明堂者，为《我将》。《我将》之诗，其所称颂者受命兴周而已。而《生民》、《思文》二诗，则皆言教民播种树艺五之事。然则文王有功於兴周，而后稷则有功於天下万世者也。《传》曰，烈山氏之子柱为稷，自夏以上祀之；周弃亦为稷，自商以来祀之。夫社，五土之神；稷，五之神，皆地之异名也。古之圣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，则其道可以拟天地，故后世祀之，推以配天地。弃自商祀以为稷，则周为诸侯之时，固己配食地矣。周有天下，弃开国之祖也，文王受命礼合配天，而实弃之子孙也。周公制礼作乐，既举严父配天之礼以祀文王矣，而弃之祀仍商之旧列於社稷，是尊祢而卑祖也，故复创为明堂之礼，而以是二圣人者，各配一祀焉（晦庵亦言，古惟郊祀、明堂之祀，周公以义起）。自秦以来，文王配天之礼废矣，而稷之祀至今未尝废，盖稷之配食地，周未兴而已然，周已亡而不替，所谓有功烈於民者，祀之万世如一日也，后之有天下者，岂复有此祖也哉！而必欲效周之礼，推其远祖上拟后稷，或本无谱系可考而强附会於古之帝王，如曹魏、二周之祖舜、神农与文王是也。或姑推其上世之远祖，而不问其人品功德之何如，如唐之景帝、宋之僖祖是也。又否则推而神之，之天帝之杳冥，如唐之玄元、宋之圣祖是也。而上视周家祀后稷之意，则不类甚矣。曷若只推其创业之祖，上拟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，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拟后稷者，则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