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献通考》 卷七十四·郊社考七
○明堂
武后临朝，垂拱元年，郊丘、明堂诸祭，以高祖、太宗、高宗并配（详见《郊祀门》）。四年，毁干元殿，於其地作明堂。明堂成，高二百九十四尺，方三百尺。凡三层：下层法四时，各随方色；中层法十二辰，上为圆盖，九龙捧之；上层法二十四气，亦为圆盖，上施铁凤，高一丈，饰以黄金。中有巨木十围，上下通贯，而、栌、掌、、藉以为本。下施铁渠，为辟雍之象，号曰万象神宫。宴赐群臣，赦天下，纵民入观。改河南为合宫县。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级，以贮大像，至三级，则俯视明堂矣。僧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、梁国公。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：“古之明堂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斫。今者，饰以珠玉，图以丹青，铁入，金龙隐雾。昔殷辛琼台，夏癸瑶室，无以加也。”太后不报。
永昌元年正月朔，大享万像神宫。太后服衮冕，大圭，执镇圭为初献，皇帝为亚献，太子为终献。先诣昊天上帝座，次高祖、太宗、高宗，次魏国先王，次五方帝座。太后御明堂受朝贺，布政於明堂，复御明堂享群臣（天授二年革命，以武氏祖宗配享明堂，唐三帝亦同配）。
中宗神龙元年九月，亲享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以高宗配。季秋大享，复就圜丘行事。
玄宗开元五年，幸东都，将行大享之礼，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，遂坼，依旧造干元殿。每临御，依正殿礼。自是驾在东都，常以元日、冬至於干元殿受朝贺。季秋大享，依旧於圜丘行事。
十年，复题干元殿为明堂，而不行享礼。
二十年，季秋大享於明堂，祀昊天上帝，以睿宗配，又以五方帝、五官从祀，笾、豆、樽、之数与雩礼同。
二十五年，驾在西京，诏将作大匠康素诣东都毁武后所创明堂。素言： “则天时以木为瓦，夹漆之，毁之劳人。”乃去其上层，易以真瓦，依旧改为干元殿。自是迄唐之世，季秋大享皆寓圜丘。
代宗永泰二年，礼仪使杜鸿渐奏：“季秋大享明堂，祀昊天上帝，请以肃宗配。”制可。
宪宗元和元年，太常礼院奏：“季秋大享明堂，祀昊天上帝，今太庙享礼毕，大享之日，准礼合奉皇考顺宗配神作主。”诏曰：“敬依典礼。”
十五年（时穆宗已即位），礼院奏：“大享明堂，案礼文皇考配坐。今奉宪宗配神作主。”诏曰：“敬依典礼。”
◎唐开元礼
△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仪 将祀，有司卜日，如别仪。前祀七日，戒誓百官。皇帝散斋、致斋，并如圜丘仪。（祀官斋戒同）
△陈设
前祀三日，尚舍直长施大次於明堂东门之外道北，尚舍奉御铺御座。守宫设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后，文官在左，武官在右，俱北向。诸祀官次於璧水东门之外道南，从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东，东方、南方蕃客又於其东，俱重行，每等异位，北向西上；介公、阝公於璧水西门之外道南，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、阝公西，西方、北方蕃客又於其西，俱重行，每等异位，北向东上（褒圣侯於文武三品之下。若有诸州使人，分方各於文武官之后。摄事无大次已下仪。守宫设祀官公卿已下次於璧水东门外道南，北向西上）。设陈馔幔於璧水、东门之内道北，南向。前祀二日，太乐令设宫悬之乐於明堂前庭，如圜丘之仪。右校清埽明堂。内官、郊社令积柴於燎坛（其坛於乐悬之南），方一丈，高丈二尺，开上南出户，方六尺。前祀一日，奉礼设御位堂之东南，西向；设祀官公卿位於东门之内道南（摄事设祀官公卿位於明堂东南），执事者位於公卿之后，近南，每等异位，俱重行，西面北上。设御史位於堂下，一位在东南，西向；一位在西南，东向，令史各陪其后。设奉礼位於乐悬东，赞者二人在南，差退，俱西向；设协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西，东向；设太乐令位於北悬之间（摄事於此下便设望燎位於柴坛之北，南向，无太祝已下至褒圣侯之位也）。太祝奉玉帛位於柴坛之南，皆北向。设从祀文官九品已上於执事之南，东方、南方蕃客又於其南，俱每等异位重行，西向北上。介公、阝公位於西门之内道南，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、阝公之后。西方、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，俱每等异位重行，东面北上（其褒圣侯於文武三品之下。若有诸州使人，分位各於文武官之后）。又设祀官及从祀群官等门外位於东门外道南，皆如设次之式。设牲榜於东门之外，当门，西向南上，牲数如雩祀之仪。设酒樽之位明堂之上下：昊天上帝太樽二、著樽二、牺樽二、山二，在室内神座之左；象樽二、壶樽二、山二、在堂下东南，西向。配帝著樽二，牺樽二、象樽二、二，在堂上神座之左。五方帝各太樽二、著樽二、牺樽二、一，各於室内神座之左，内向。五帝各著樽二，在堂上，各於神座之左，俱内向。五官各象樽二，在阶下，皆於神座之左，俱右向（堂上之樽皆於坫，阶下之樽皆藉以席，俱加勺、幂设爵於樽下）。设御洗於东阶东南（摄事设祀官洗），亚献之洗又於东南，俱北向。水在洗东，篚在洗西南肆（篚实以巾爵）。设五官、洗、篚、幂，各於酒樽之左，俱右向，其执樽、、篚、幂者，各位於其后。各设玉币之篚於堂之上下、樽坫之间。祀日未明五刻，太史令、郊社令升，设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内，中央南向，席以藁秸；设睿宗大圣真皇帝神座於上帝之东南，西向，席以莞。设青帝於木室，西向；赤帝於火室，北向；黄帝於太室南户之西，北向；白帝於金室，东向；黑帝於水室，南向，席皆以藁秸。
设太昊、炎帝、轩辕、少昊、颛顼之座，各於五方帝之左，俱内向，差退（若非明堂五室，皆如雩祀、圜丘设座之礼）。设五官座於明堂之庭，各依其方，俱内向，席皆以莞。设神位各於座首。
△省牲器
△銮驾出宫并如圜丘仪
△奠玉帛
祀日未明三刻，诸祀官各服其服。其设樽玉帛，升行埽除，门外位仪，舞人就位，皇帝出行宫之次，群官入就位，近侍臣陪从仪，并同圜丘（摄事亦如圜丘）。皇帝至版位，西向立（每立定，太常卿与博士退立於左），太常卿前奏称“请再拜”，退复位，皇帝再拜。奉礼曰“众官再拜”，众官在位者皆再拜。谒者引诸献官俱诣东陛升堂，立於樽所。太祝与献官皆跪取玉币於篚，立於东南隅，西向北上；五方帝五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，东向北上。五方帝、五官、诸太祝及献官又取币於篚，立於樽所。太常卿引皇帝，《太和之乐》作（皇帝每行，皆奏《太和之乐》），皇帝升自南陛，侍中、中书令已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（已下皆如之。摄则谒者引太尉升南陛，奠玉、帛），皇帝升堂北面立，乐止。太祝加玉於币，以授侍中，侍中奉玉帛西向进，皇帝镇圭，受玉帛（凡受物皆镇圭，奠讫，执圭，俯伏，兴），登歌作《肃和之乐》，以大吕之均。太常卿引皇帝进，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，俯伏，兴。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，北面。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，还樽所。皇帝再拜讫，太祝又以配帝之币授侍中（摄事皆谒者赞授太尉，上下皆然），侍中奉币西向进，皇帝受币，太常卿引皇帝进，西面跪奠於睿宗大圣真皇帝神位前，俯伏，兴。太常卿引皇帝立於东方，西向。五帝之献官各奠币於神座，各还五官之祝次，奠币神座，各还樽所。皇帝再拜讫，登歌止。太常卿引皇帝，乐作；皇帝降自南陛，还版位，西向立，乐止。初，拜官拜讫，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，於登歌止，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阶升，诸太祝迎取於堂上，俱进奠於神座，诸太祝与祝史退立於樽所。
△进熟
皇帝既升奠玉帛，其设馔、盥洗樽爵，一如圜丘之仪（摄则太尉既升奠）。
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，北向，太祝一人持版进於皇帝之右，西面，跪读祝文曰：
“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日，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（摄事云“天子臣某谨遣太尉封臣名，敢昭告於”）昊天上帝：惟神覆焘群生，陶甄庶类，不言而信，普博无私。
谨择元辰，率恒礼，敬以玉帛、牺齐、粢盛、庶品，肃恭祀，式展诚敬。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神作主。尚享。”讫，兴，皇帝再拜。初，读祝文讫，乐作；太祝进奠版於天帝神座，还樽所，皇帝拜讫，乐止。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酒樽所，执樽者举幂，侍中取爵於坫，进，引皇帝受爵。侍中赞酌齐讫，乐作，太常卿引皇帝进睿宗大圣真皇帝座前，西向跪，奠爵，俯伏，兴，太常卿引皇帝立於东方，西向，谒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诣洗盥手，俱取匏於坫，酌齐，各进奠於其神座前，还樽所，乐止。配帝太祝一人持版进於皇帝之左，北面，跪读祝文曰：“维某年岁次月朔日，孝子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：
祗率旧章，肃恭恒礼，敬致祀於昊天上帝。惟皇考德光宇宙，道叶干元，申锡无疆，实膺严配。谨以制币、牺齐、粢盛、庶品，肃恭明荐，侑神作主。尚享。”讫，兴，皇帝再拜。初，读祝文讫，乐作；太祝进奠版於神座前，还樽所，皇帝拜讫，乐止。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，乐作。其饮福、还宫，并如圜丘仪（摄事亦同雩祀摄事）。
大享明堂，祀昊天上帝，以睿宗大圣真皇帝配座，又以五方帝、五帝、五官从祀（笾豆等如冬至，都七十座）。 宋初，因唐旧制，每岁冬至圜丘，正月上辛祈，孟夏雩祀，季秋大享，凡四祭昊天上帝。
太宗雍熙元年，以太祖配上帝。
淳化四年，诏季秋大享以宣祖配。
真宗时，季秋大享以太祖配。
仁宗时，季秋大享以真宗配。
皇二年秋九月辛亥，大享明堂，三圣并侑。
先是，宋庠建议，以今年当郊，而日至在晦，用建隆故事，宜有所避，因请季秋大享於明堂。诏从之。上谓辅臣曰：“明堂者，布政之宫，天子路寝，今大庆殿是也，况明道初已合祭天地於此。”乃下诏以大庆殿为明堂，揭御篆“明堂”二字、飞白“明堂之门”四字，祠已，藏宗正寺。
判太常寺兼仪事宋祁等检详典礼，条请：一、据明堂制，有五室。当大享时，即设昊天上帝座於太室中央，南向；配帝位於上帝东南，西向；青帝室在东，西向；赤帝室在南，北向；黄帝在太室内少西南，北向；白帝室在西，东向；黑帝室在北，南向。今大庆殿初无五室，欲权为幔室，以准古制，每室为四户八牖；或不为幔室，即止依方设版位，於礼亦不至妨阙。其五神位，即设於庭中东南。一、明堂古制，南面三阶，三面各二阶。今大庆殿唯南向一面有两阶，其三面之制即难备设。欲於南向权设五阶，以备乘舆登降。一、明堂大享，唯真宗崇配，据礼合止告一室。伏缘乘舆入庙，仰对列圣，若专享一室，礼未厌情。今欲罢有司今年孟秋时享，请皇帝亲行朝享之礼，即七室皆遍，可尽恭虔，於礼为便。其真宗室祝册，兼告崇配之意，自余齐宿，如南郊之仪。一、南郊礼毕，自大次辇还帷宫，钧容鼓吹导引；自帷宫还内，诸营兵夹路鼓吹奉迎。今明堂礼毕还文德殿，以须旦明登楼肆赦，缘宫禁地近，难用钧容鼓吹。其钧容合在宣德门外排列，营兵鼓吹合在驰道左右排列，欲候礼成乘舆离大次还文德殿时，自内传呼出外，计钧容及诸营鼓吹一时振作，俟乘舆至文德殿御幄，即传呼令罢。
太常礼院言：“昨赴大庆殿详度陈列天地以下神位，今参比郊坛兆上下位叙如左：殿上五室，内太室中北，昊天上帝位，皇地在左，皆南面；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位在东，西向。黄帝在太室中西南，北面，人帝在左，少退；青帝、赤帝、白帝、黑帝、各从本室，人帝在左，少退。神州、地、日、月、北极、天皇大帝，并设於五室之间，其位少退（五帝、神州、日、月、北极、天皇帝，郊坛为第一龛位）。五官、勾芒以下设於明堂庭中少东南，别为露幄。五纬、十二次、紫微垣内官、五方岳、镇、海、渎、岁星、真枵、钩星以下七十二位，於东西夹庑下版设（於郊坛为第二龛位）。二十八舍、黄道内天官、角宿、摄提、五方山、林、川、泽以下一百七十九位，於丹墀龙墀道东西版设（於郊坛为第三龛位）。黄道外天官及众星五方坟、衍、原、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，并东西庑周环殿后版设，以北为上（於郊坛为内之内外位）。仿古明堂之制，又稍与坛位叙相类。及令修内司并少府、司天监量广深丈尺，约陈列祭器不至并隘。如得允当，望下司天监绘图以进。”
诏曰：“国朝三岁亲郊，即合祭天地，祖宗并配，而百神从祀。今祀明堂，而礼官所定祭天不及地，配坐不及祖宗，未合三朝之制。且移郊为大享，盖为民祈福，宜合祭皇地，奉太祖、太宗、真宗并配，而五帝、神州、地亦亲献之。
日、月、河、海诸神，悉如圜丘从祀。”因谓辅臣曰：“礼非天降地出，缘人情耳。今礼官习拘儒之旧传，昧三朝之成法，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。” 先是，资政殿学士、知杭州范仲淹建言：“祀明堂旷礼，宜召元老旧德陪位於庭。”乃诏南京起太子太保杜衍，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陪祀，且供帐都亭驿待之。既而二人皆以老疾，力辞不至，遂赐衣带、器币。自后每遇大礼，而前两府致仕者率有诏召焉，然亦无至者。
按：宋初虽有季秋大享明堂之礼，然未尝亲祠，只命有司摄事，沿隋唐旧制，寓祭南郊坛。至仁宗皇二年，始以大庆殿为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三圣并侑，百神从事，一如圜丘南郊之仪。盖当举郊祀之岁，而移其礼用之於明堂，故不容不重其事也。
嘉六年九月辛亥，大享明堂，奉真宗配。 礼院言：“皇参用南郊百神之位，不应祀法。宜如隋唐旧制，设昊天上帝、五方帝位，以真宗配，而五人帝、五官神从祀，余皆罢。又前一日亲享太庙，当时尝停孟冬之荐。考详典礼，宗庙时祭，未有因严配而辍者。今明堂去孟冬日尚远，请复荐庙。前者祖宗并侑，今用典礼独配，前者地、神州并享，今以配天而亦罢，是皆变於礼中之大者也。《开元》、《开宝》二礼，五帝无亲献仪。旧礼，先诣昊天奠献，五帝并行分献，以侍臣奠币，皇帝再拜，次诣真宗神座，於礼为允。”诏恭依，而五方帝亦行亲献。
宋祁奏：“臣切见郑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，昊天者天皇大帝，五帝者太微五帝。王肃曰：‘天惟一神，以五帝为次神。’而诸儒附郑者多，胡据而为说云：‘凡合祭五帝，一岁有二祀：龙见之月，祭於南郊，谓之大雩，一也；九月大享於明堂，宗祀文王以配，一也。’祭明堂者，诸儒之言不同，或说：‘周家祭五天帝，皆明堂中，以五人帝及文王配；五官神坐庭中，以武王配，号曰祖、宗，礼所谓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。施设神位，准五行相向以为法：威仰在卯，西面；怒在午，北面；招拒在西，东面；叶光纪在子，南面。太、炎帝、黄帝、少、高辛各在其位，少退，勾芒、祝融、后土，蓐收、元冥皆在人帝下，少后。
文王坐太之南，位如主人，少退。’或曰：‘合祭之日，五精之帝皆西向。其牲，则天帝各一犊，合用十牲，文王、武王之牲用太牢，以《诗·我将篇》曰： “我将我享，维羊维牛。”文王、武王而用太牢者，以五人帝各专配一天，为之主，主足为外神依止，则文王配五帝矣。不专配，则所用牲得从尽物之享云。’”
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，诏明堂奉仁宗配。
时礼院奏，乞与两制同议仁宗皇帝配侑明堂。钱公辅等奏曰：“三代之法，郊以祭天，而明堂以祭五帝。郊之祭，以始封之祖，有圣人之功者配焉；明堂之祭，以创业继体之君，有圣人之德者配焉。故《孝经》曰：‘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’又曰：‘孝莫大於严父，严父莫大於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’以周公言之，则严父也；以成王言之，则严祖也。后世失礼，不足考据，请一以周事言之。臣切谓圣宋崛起，非有始封之祖也，则创业之君，是为太祖矣。太祖则周之后稷，配祭於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配祭於明堂者也。此二配至重，万世不迁之法也。真宗则周之武王，宗乎庙而不祧者也，虽有配天之功，而无配天之祭。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，废文王配天之祭，而移於武王也。仁宗则周之成王也，虽有配天之功，而无配天之祭。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，废文王配天之祭，而移於成王也。以孔子之心，推周公之志，则严父也；以周公之心，摄成王之祭，则严祖也。严祖、严父，其义一也。下至於两汉，去圣甚远，明堂配祭，东汉为得。在西汉时，则孝武始营明堂，而以高帝配之，其后又以景帝配之，孝武之后无闻焉。在东汉时，则孝明始建明堂，而以光武配，其后孝章、孝安之后无闻焉。当始配之代，符严父之说，及时异事迁，而章、安二帝亦弗之变，此最为近古而合乎礼者也。有唐始在孝和时，则以高宗配之；在明皇时，则以睿宗配之；在永泰时，则以肃宗配之。礼官杜鸿渐、王涯辈皆不能推明经训，务合古初，反雷同其论，以惑时主，延及於今，牢不可破。当仁宗之初，倘有建是论者，配天之祭，常在乎太宗矣。当时无一人言者，故使宗周之典礼，不明於圣代，而有唐之曲学，流弊乎后人。愿陛下深诏有司，博谋群贤，使配天之祭不胶於严父，而严父之道不专乎配天，循宗周之典礼，替有唐之曲学。
治平元年正月上。”於是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再详定以闻。孙等奏议曰：
“仁宗继体保成，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，功德於人，可谓极矣。今庙之始，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，甚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后严父之大孝。”司马光等奏曰： “臣等窃以孝子之心，谁不欲尊其父者？圣人制礼，以为之极，不敢逾也。故祖已训高宗曰：‘祀无丰於昵。’孔子与孟懿子论孝，亦曰：‘祭之以礼。’祭则事亲者不以数祭为孝者，贵於得礼而已。前汉以高祖配天，后汉以光武配明堂，以是观古之帝王，自非建邦启土，及造有区夏者，皆无配天之文。故虽周之成、康，汉之文、景、明、章，其德业非不美也，然而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，避祖宗也。《孝经》曰：‘严父莫大於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’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，成太平之业，制礼作乐，而文王其父也，故引之以证‘圣人之德，莫大於孝’答曾子之问而已，非谓凡有天下者，皆当以父配天，然后为孝也。近世祀明堂者，皆以其父配五帝，此乃误识《孝经》之意，而违先王之礼，不可以为法也。景二年，仁宗诏礼院官稽案礼典，辨崇配之序，定二祧之位，以太祖为帝者之祖，比周之后稷，太宗、真宗为帝者之宗，比周之文武，然则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，亦未失古礼。今仁宗虽丰功美德，洽於四海，而不在二祧之位，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明堂，恐於祭法不合。必若此行之，不独乖违典礼，恐亦非仁宗意也。
臣等窃谓宜遵旧，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为便。”诏从孙等议，以仁宗配享明堂。
或问朱子曰：“《我将》之诗，乃祀文王於明堂之乐章。《诗传》以为物成形於帝，人成形於父，故季秋祀帝於明堂，而以父配之，取其成物之时也。此乃周公以义起之，非古制也。不知周公以后，将以文王配邪，以时王之父配邪？”曰：“诸儒正持此二议，至今不决，看来只得以文王配。且周公所制之礼，不知在武王之时，在成王之时。若在成王时，则文王乃其祖也，亦自可见。”又问：“继周者如何？”曰：“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。”问：“周公郊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，此说如何？”曰：“此是周公创立一个法如此，将文王配明堂，永为定例。以后稷配郊推之，自可见后来妄将严父之说乱了。”
治平四年七月（时神宗已即位），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：“季秋大享明堂，请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，以合严父之义。”诏恭依。
熙宁四年六月，诏以今年季秋有事於明堂，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。恩赏就明堂礼毕施行。
太常礼院言：“亲祀明堂，惟昊天上帝、英宗皇帝及五方帝，并皇帝亲献；五人帝、五官神位，即命分献。”从之。
元丰三年，诏：“历代以来，合宫所配，杂以先儒六天之说，朕甚不取。将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。以配上帝，余从祀群神悉罢。”
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详定：“谨按《周礼》，有称昊天上帝，有称上帝。以义推之，称昊天上帝者，一帝而已，如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’之类是也；称上帝者，昊天上帝及五帝，如‘类造上帝，封於大神’之类是也；称五帝者，昊天上帝不与，如‘祀五帝则张大次，小次’之类也，繇是而言，则《经》所谓‘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’者，与《周礼》所称上帝同矣。其将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，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，欲以此修入仪注。”并据知太常礼院赵居锡、杨杰、王仲修，检讨杨完、何直状：“谨按《周礼·掌次职》曰：‘王大旅上帝，则张毡案；祀五帝，则设大次、小次。’又《司服职》曰：‘祀昊天上帝，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。’明上帝与五帝异矣。则《孝经》所谓‘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’者，非可兼五帝也。考之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上帝非一。《易》曰：‘先王作乐崇德，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’《诗》曰：
‘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’又曰：‘上帝是。’《书》曰：‘以昭受上帝，天其申命用休。’又曰：‘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。’如此类者，岂可皆以五帝而言之？自郑氏之学兴，乃有六天之说，而事非经见，至晋泰始初，论者始以为非，遂於明堂惟设昊天上帝一座而已。唐《显庆礼》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。今大享在近，议者犹以谓上帝可以及五帝。请如圣诏，祀英宗皇帝於明堂，惟以配上帝，至诚精，以称皇帝严父之意。”诏如赵君锡等所议。 杨氏曰：“愚按《孝经》曰：‘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’而注疏家言明堂者，皆曰祀五帝，然则上帝之与五帝同乎，异乎？
山阴黄度曰：‘昊天上帝者，天之大名也；五帝，分王於四时者也。周人祀天於圜丘，祀上帝於明堂，皆报本也；祀五帝於四郊，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。《大宗伯》言祀昊天上帝，而不言祀五帝，义可知矣。’由此观之，则明堂祀上帝者，祀天也，非祀五帝也。而注疏家言明堂者，皆曰祀五帝，其说何从始乎？遭秦灭学，专用夷礼。汉兴，袭秦四，增之为五。自是以后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，则祠五帝；明堂用公玉带之言，则祀五帝。皆以五为主，不知有上帝、五帝之分也。成帝即位，用匡衡之说改郊祀，明年，衡坐事免官，众庶多言不当变动，祭祠者遂复甘泉泰及雍五如故。夫明堂祀五帝，自武帝首行之。光武中兴以后，始建明堂，明帝、章帝、安帝遵行不变，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为法，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。是故汉儒之注释明堂者，皆云祀五帝，盖其见闻习熟然也。其后晋泰始中，有言明堂、南郊宜除五帝坐，只设昊天上帝一位。未几，韩杨建言，以汉魏故事，兼祀五帝，无祀一天者，竟复明堂五帝位，是又习熟汉魏故事而然也。抑又有甚焉者，唐开元中，王仲邱奏谓：‘享上帝，有合经义，而五帝并祀，行之已久，请二礼并行，以成大享之义。’本朝皇中，宋祁奏以上帝、五帝二礼并存，以明圣人尊天奉神之义，不敢有所裁抑。夫祀上帝於明堂，周礼也；祀五帝於明堂，汉礼也。合周、汉而并用之，既并祀五帝，又祀上帝，其义何居！是说也，创於王仲邱，袭於宋祁，后之言礼者，习熟见闻，又将循此以为不易之典。甚矣！知天之学不明，诸儒惑於古今同异，而莫知所决，行之既久，而莫觉其误也。肆我神祖，圣学高明，洞见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，屏黜邪说，断然行之，不以为疑。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，其孰能与於此哉！”
详定礼文所言：“祀帝於南郊，以天道事之；享帝於明堂，以人道事之。以天道事之，则虽配帝用犊，《礼》所谓‘帝牛不吉，以为稷牛’是也；以人道事之，则虽天帝用太牢，《诗》所谓‘我将我享，维羊维牛’是也。梁仪曹郎朱异请明堂用特牛，故隋唐因之，皆用特牲，非所谓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。皇大享明堂，用犊七以荐上帝、配帝、五方帝，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。熙宁中，礼院议昊天上帝、配帝用犊与羊豕各一，五帝、五人用犊与羊豕各五。皆未应礼。今明堂亲祠上帝、配帝、五方帝、五人帝，谓用牛羊豕各一。”六月，太常礼院言：
“今年明堂，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之内，请如熙宁元年南郊故事，惟祀事用乐，卤簿、鼓吹、宫架、皆备而不作。”从之。是后凡国有故，皆用此制。
又言：“按晋挚虞议，明堂之祭，备物以荐，三牲并陈，笾豆咸列，礼同人理，故配以近考。《开元》、《开宝礼》及见行仪注，明堂之享，席用藁秸，器陶匏，并与郊祀无别，殊非所谓‘礼同人理，配以近考’之意。请以莞席代藁秸、蒲越，以玉爵代匏爵，其豆、登、簋、俎、樽、，并用宗庙之器。”从之。 哲宗元元年，吏部尚书吕大防等请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诏以季秋择日有事於明堂。
九月辛酉，帝大享於明堂，诏：“明堂礼毕，御紫宸殿，群臣起居，不奏祥瑞。御楼惟行肆赦仪，称贺并罢。”以太常寺言司马光薨故也。
四年九月辛巳，大享於明堂。礼毕，诣景灵宫及寺观恭谢。
先时，三省言：“按天圣五年南郊故事，礼毕行劳酒之礼，如元会之仪。今明堂礼毕，请太皇太后御会庆殿，皇帝於帘内行恭谢之礼，百僚称贺讫，宣群官升殿赐酒。”太皇太后不许，诏曰：“皇帝临御，海内晏安，五经季秋，再讲宗祀，以享天心。顾吾何功，获被斯福？今有司因天圣之故事，修会庆之盛礼，将俾文武称庆於庭。吾自临决万机畏，岂以菲薄之德，自比章献之明？矧复皇帝致贺於禁中，群臣奉表於闱左，礼文既具，夫又何求？前朝旧仪，吾不敢受。将来明堂礼毕，更不受贺，百官并内东门拜表。”
六年，太常博士赵言：“本朝亲享之礼，自明道以来，即大庆殿以为明堂，至於有司摄事之所，乃尚御於圜丘。窃见南郊斋宫有望祭殿，至就行礼。”从之。
徽宗崇宁四年，诏：“营建明堂，已度地鸠工，俟过来岁，取旨兴役。”明年，以彗出西方，遂诏罢之。 政和三年八月，诏立明堂於大内之丙地，徙秘书省於宣德门之东，以其地为之。
诏：“明堂之制，朕取《考工》互见之文，得其制作之本。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；五室，三、四步，四、三尺；九阶，四旁两夹窗。考夏后氏之制，名曰‘世室’，又曰‘堂’者，则世室非庙。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，则度以六尺之步，其堂修十四步，广十七步之半。又曰‘五室，三、四步，四、三尺者’，四步益四尺，中央土室也；三步益三尺，木、火、金、水四室也。每室四户，户两夹窗。此夏后氏之制也。商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商人名曰‘重屋’而又曰‘堂’者，非寝也。度以八尺之寻，其堂修七寻。又曰‘四阿重屋’者，阿，屋之曲也，重者屋之复也，则商人有四隅之阿，四柱复屋，则知下方也。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。三代之制不相袭，夏曰‘世室’，商曰‘重屋’，周曰‘明堂’，则知皆堂也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者，九筵则东西长，七筵则南北狭，所以象天，则知上圜也。夏商周之名虽不相袭，其制则一，唯步、寻、筵广狭不同而已。《考工记》所言三代之制，亦各互见。朕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，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，从周人度以九尺之筵，上圆象天，下方象地，四户以合四序，八窗以应八节，五室以聚五行，十二堂以听十二朔，九阶、四阿，每室四户，夹以八窗。兼三代之制，黜诸儒之臆说，享帝、严父、听朔、布政於一堂之上，於古皆合，其制大备。宜令明堂使司遵图建立。”於是内出明堂图式，於崇政殿宣示百官，命蔡京为明堂使，蔡攸讨论指画制度，蔡、蔡、宋参详，梁师成为都监，童师敏为承受；以开封尹盛章弹压兵匠，章罢，以王革代之，复以章为参详。八月甲寅，开局兴工，日役万人，仍差天武、捧日兵士二千巡检。蔡京言：“三代之制，世室、重屋、明堂修广不相袭。夏度以六尺之步，商度以八尺之寻，而周以九尺之筵，世每近，制每广。
今若以二筵为太室，方一丈八尺，则室之中设版位，礼器已不可容，理当增广。 今从周之制，以九尺之筵为度，太室修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广五筵（四丈五尺），共为九筵；木、火、金、水四室各修三筵，益四五（三丈一尺五寸），广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共七筵，益四尺五寸。十二堂，古无修广之数，今亦度以九尺之筵。明堂、元堂各修四筵（三丈六尺）、广五筵（四丈五尺），左右个各修广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青阳、总章各修广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左右个各修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广三筵、益四五（三丈一尺五寸），四阿各四筵（三丈六尺），堂柱外基各一筵（九尺）。堂总修一十九筵（一十七丈一尺），广二十一筵（一十八丈九尺）。”蔡攸言：“明堂五门，廊庑盖以素瓦，而门堂则以琉璃，其地则随所向，而砌以五色之石，栏柱端以铜为辟邪之象，而饰以五方所向之色。八窗、八柱则以青、黄、绿相间。堂室柱门栏柱，并以丹ぬ涂之。堂阶为三级，每级崇三尺，共为一筵。改火珠为龙之象。阶庭植松、梓、桧之木，宫门不设戟，而殿隅并垂铃云。”诏以“元堂”犯圣祖之讳，取“平在朔易”之义，改为平朔，门亦如之。仍改敷右门曰左敷佑，左承天门曰右敷佑，承天门曰平秩，更衣大次曰斋明殿。其明堂、青阳、总章、元堂、太室五门，并御书榜之。
七年，明堂成，有司请颁常视朔听朝。诏：“明堂专以配帝严父，余悉移於大庆、文德殿。”群臣五表陈请，乃从之。
礼制局列上明堂七议：“一曰，古者朔必告庙，示不敢专。请视朝、听朔必先奏告，以见继述之意。二曰，古者，天子负南乡，以朝诸侯，听朔则各随其方。请自今御明堂正南乡之位，布政则随月而御堂，其闰月则居门焉。三曰，《礼记·月令》，天子居青阳、总章，每月异礼。请稽《月令》十二堂之制，修定时令，使有司奉而行之。四曰，《月令》以季秋之月，为来岁受朔之日。请以每岁十月，於明堂受新历，退而颁之郡国。五曰，古者天子负，公侯伯子男，蛮夷戎狄四塞之国，各以内外尊卑为位。请自今元正、冬至及朝会，并御明堂，辽使依宾礼，蕃国各随其方，立於四门之外。六曰，古者以明堂为布政之宫。自今若有御札手诏，并请先於明堂宣示，然后榜之庙堂，颁之天下。七曰，赦书德音，旧制宣於文德殿。自今请非御楼肆赦，并请於明堂宣读。”九月，诏颁朔布政自十月为始。其月，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，颁天运政治，及八年戊戌岁运历数於天下。百官常服立明堂下，乘舆自内殿出，负坐於明堂，大晟乐作，百官朝於堂下。大臣升阶进呈所颁布时令，左右丞一员跪请付外施行，宰相承制可之，左右丞乃下授颁政官，颁政官受而读之，讫，出ト门奏礼毕，皇帝降御座，百官乃退。自是以为常。 重和元年九月辛卯，大享明堂，并祀五帝。
初，礼部尚书许光凝等言：“《月令》‘季秋大享帝’，说者谓遍祭五帝也。
《曲礼》‘大享不问卜’，说者谓祭五帝於明堂，莫卜也。《周官》‘太宰祀五帝，则掌百官誓戒’，说者谓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，而王安石以谓：‘五帝者，五精之君，昊天之佐也。惟其为五精之君，故分位於五室；惟其为昊天之佐，故与享於明堂。’自神宗下诏，惟以英宗配上帝，而悉去从祀群神。陛下肇新宏规，季秋大享，位五帝於其室，既无以祢概配之嫌；止祀五帝，又无群神从祀之黩。
则神宗黜六天於前，陛下正五室於后，其揆一也。”从之，乃诏从祀五帝。
礼制局言：“祀天神於冬至，祀地示於夏至，乃有常日，无所事卜。季秋大享帝，以先王配，则有常月而未有常日。《礼》不卜常祀，而卜其日，盖月有上辛、次辛，谋及卜筮，所以极严恭之意也。请明堂以吉辛为正。”
诏：“每岁季秋大享，亲祠明堂，罢有司摄事。”又诏：“明堂近在宫城，秋享实荐时事，行之久远，宜极简严。其每岁季秋亲祠，如孟月朝献礼，更不差五使、仪仗等。”自是迄宣和末岁，行亲享之礼云。
高宗绍兴元年，上合祭天地於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配祀。礼毕，不受贺，文武百官拜表称贺如仪。以嗣濮王仲为亚献，右监门卫大将军、信州防御使令话为终献。
时礼部尚书秦桧等言：“伏睹建炎恭行郊祀之礼，其时仪文制度与夫衣服、器皿之类，已不能如礼。明年渡江，国步愈艰。今岁复当郊祀，谨按冬祀大礼，神位六百九十，行事官六百七十余员，而卤簿、仪仗、舆辇、宫架、祭器、法服，散失殆尽，及景灵宫、太庙行事与登门肆眚等礼，不可悉行。至於享，亲诣宗庙行礼，又不及天地，惟宗祀明堂，似乎简易。苟朝廷深原礼意，采先儒之说，汉武帝、孝章之制，而略其严父之文；志存享帝，而不拘於制度之末，独明堂之礼，尚或可行。乞博采群议，令有司参考典礼以闻。”
礼部尚书胡直孺议曰：“谨按百王之礼，沿革不同，而祀天地於郊丘，祀上帝於明堂，享祖宗於太庙，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。惟仁宗皇时，大享明堂，合祭天地，并侑祖宗，遍礼百神，圣训有‘礼缘人情’之语，而文彦博以仁祖为能达礼之情，礼之变。由此观之，皇祀典本非为万世不易之礼也。国朝配祀，初无定制。自英宗皇帝始专配以近考，司马光、吕诲争之，以为绌祖进父，然卒不能夺王、孙之谄辞。其后神宗皇帝谓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时，成王以文王为祖，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。王安石亦以误引《孝经》严父之文，惜乎不能将顺上意，以辨正典礼。谨按：圣宋崛起，非有始封之祖，则创业之君，太祖是也。太祖则周之后稷，配祭於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配祭於明堂者也。此二祭者，万世不迁之法。皇宗祀，合祭天地，固宜以太祖、太宗配，当时盖拘於严父，故配帝并及於真宗。今主上绍膺大统，自真宗至於神宗均为祖庙，独跻则患在於无名，并配则几同於享。又从祀百神，在於明堂，本非典礼，或升或黜，慢渎为多。今参酌皇诏书，将来请合祭昊天上帝、皇地於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以配天，惟礼专而事简，庶几可以致力於神明。然后申饬攸司，各扬乃职，牺牲必成，粢盛必洁，衣服必备，以尽其所以致力於神之意，则一朝大典，岂特施於艰难之时，情文粗称，虽万世行之可也。”是时，太常少卿苏迟等则请用皇诏书之意，兼采景礼官之请，即常御殿，南向西上，设昊天上帝、皇地位；西向北上，设太祖、太宗、真宗神位；於殿之东庑，设圜丘第一龛九位；於殿之西庑，设方泽第一成一十六位。庶几诚意可展，仪物可备。如以不遍及列圣为未足，则大礼前一日，有亲诣太庙之文，今神主在温州，恐当命大臣於某处摄行祀事。如以不遍及百神为未足，则请即行在天庆观之大享后，择一日，取祖宗大礼既毕恭谢之文，亦命大臣简其仪物，悉举以告，亦足以尽祈报之心。”诏：“依礼部新仪，一遵皇二年诏书，仍以明堂大礼为称，於常御殿设位行礼。”
礼部言：“准诏参酌皇诏书，合祭天地於明堂，奉太祖、太宗以配。合用神位四位，元系御笔明金青字，出雕木缕金五采装莲花戏龙座，黄纱明金罩子，黄罗夹软罩子，黄罗衬褥，朱红漆腰扌舁套匣，黄罗夹帕事件，全昨缘扬州渡江失去，乞下所属制造。”从之。 四年九月，有事於明堂，合祭天地，以太祖、太宗配，兼祀百神。
先时，有司请议郊祀、明堂、享之宜，礼部侍郎陈与义议曰：“臣切考国家大祀，天子躬行者，有南郊，有明堂，有祭，有恭谢。古者为郊之制，在国之南五十里，盖谓国都之南也。陛下驻跸於此，非建都之地，置设坛，固无其所。建炎戊申，举是礼於维扬者，是时以火德嗣兴，大统复集，即位之初，不可以不见帝，以礼从权，非必袭用。而况卤簿、仪物，渡江散尽，疆陲戎事，岁晚多虞，则南郊之礼在今日固不敢轻议者也。国步未定之际，奉安庙┙，权在永嘉，既已累年，若欲移徙，以便亲祠，惧失在天神灵之意，则祭之礼在今日实不可行者也。陛下躬履多虞，严恭寅畏，方与万姓请命於天，用实而去文，有祈而无报，则恭谢之礼在今日不可行者也。绅儒生又有为柴望之说者，以谓虽祖宗未之或行，而今日可以肇修。臣尝考之，其说本於《书》之《尧典》，本为巡狩之用，而周室行之於《时迈》告祭之诗，其说详於孔颖达之疏，指为封禅之事，而汉光武用之，著於泰山刻石之文。陛下遭时艰故，遵养东南，修政理戎，俟天悔祸，举兹大礼，惟务於忱，岂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辞乎？又况柴望之祭，不及祖宗，所用时日，亦当有据。若一切损益之，则安用柴望之名哉？然则柴望之礼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。臣窃惟明堂之礼，有汉武帝汶上之制，绍兴元年，实已行之。若再举而行，宜於今事，无戾於古典。或谓自维扬南郊之后，至於今日，再遇当郊之岁，不可以逾六年而不郊。以臣考之，郊之疏数，本无定制。真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，至祥符七年而始祀东郊，则九年而后再郊矣。仁宗皇帝皇五年祀南郊，嘉元年行恭谢礼，四年行祭礼，七年行明堂礼，则逾九年而不再郊矣。
逾六年而不郊，非所疑也。或以周公严父之文为疑，则既有治平中司马光、吕诲之议，又有熙宁中祖宗之圣训与王安石之说，足以破万世之惑矣。或以并配之礼为疑，盖绍兴元年礼官之议，以谓皇之时，四方无虞，万物盛多，是以明堂合祭天地，并配祖宗。盖其说不尽不能推明所以变礼之意，是以致众人之疑。谨按皇诏书，其略曰：‘国朝自祖宗以来，三岁一郊。今祀明堂，正当三岁亲郊之期，而礼官所定配坐，不及祖宗，宜并配以称朕恭事祖宗之意。’盖太祖则周之后稷，当配祭於郊者也；太宗则周之文王，当配祭於明堂者也。郊当祭太祖，而以当郊之岁，举明堂之礼，则不可以遗太祖而不祭。稽之神理，本之人情，则皇诏书之本意，可以为万世不刊之典，岂特以四方无虞万物盛多而举此哉？并配之礼，又非所疑也。若乃神位仪物损益多寡之数，更合再加斟酌，以尽今日情文之宜。”诏从之。盖中兴郊祀明堂、合祭天地、并配祖宗之礼，参考推明，至兴义之议而始定。於是太常寺条具：“乞以明堂大礼为称，左仆射誓行事、执事、陪祠官於尚书省，刑部尚书莅誓。明堂殿上下彻去黄道ブ褥，入殿门不张盖，百官不得回班。御燎从物、伞扇更不入殿。行礼前，卫士不起居呼万岁，读册官读册至御名勿兴。”诏并从之。 国子监丞王普言：“大礼明堂有未合典礼之事：正、配每位设太樽三，著樽二，牺樽、象樽、壶樽、山樽各一，又设如樽之数。太樽，一实供内法酒，一实齐，一实醴齐；著樽，一实祠祭法酒，一实盎齐；牺樽实缇齐，象樽实沈齐，壶樽实昔酒，山樽实事酒；太，一实清酒，余皆实明水。谨按《周礼》，春祠、夏礻龠用两牺樽、两象樽，秋尝、冬用两著樽、两壶樽；四时之间祀用两太樽、两山樽。又曰‘凡祭祀供五齐三酒，以实八尊’，然则六尊之数，凡十有二，其当时所用者四，其设而不酌者八。明堂乃季秋大享，则初献当用两著樽，一实玄酒，一实醴齐；亚、终献当用两壶樽，一实元酒，一实盎齐，皆有如樽之实。
又设两太樽、两山樽、两牺樽、两象樽，实五齐、三酒而不酌，亦如之。今祭祀所用惟九樽，而首设太樽者三，以供内法酒及齐、醴齐实之；又设著樽者二，以祠祭法酒及盎齐实之；又设牺樽、象樽、壶樽、山樽，各以缇齐、沈齐、事酒、昔酒实之。尊之数不足以尽五齐、三酒也。又设太，以清酒实之。元酒不与齐酒对设也，则又为八以实之，且在三酒之后焉。盖不论所设之与所陈之义，但取遍於樽之数而已，实无经据也。宜仿《司樽彝》秋尝之制，设两著樽，一实元酒，一实醴齐，以俟初献；又设两壶樽，一实元酒，一实盎齐，以俟亚献、终献；其余八樽，以实五齐、三酒，设而不酌，悉如《周官》之制。其醴齐，请以祠祭法酒代之；其盎齐，请以供内法酒代之。增三樽为十二之数，庶与《周官》相应。” 又言：“按：祭器实仿聂崇义《三礼图》制度，如爵为爵形，负盏於背，则不可以反坫；、簋如桶，其上为龟，则不可以盖。此类甚多，盖出於臆度，而未尝亲见古器也。自刘敞著《先秦古器记》，欧阳著《集古录》，李公麟著《古器图》，吕大临著《考古图》，乃亲得三代之器，验其款识，可以为据。政和新成礼器制度，皆出於此，其用铜者，尝有诏许外州以漆木为之。至主上受命於应天，郊祀於维扬，皆用新成礼器，初未尝废止。缘渡江散失，无有存者。昨来明堂所用，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《三礼图》，其制非是，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，其、簋、樽、之属，仍以漆木代铜，庶几易得成就。”
绍兴七年，诏大享明堂。时徽宗升遐，上躬行三年之丧，礼部、太常寺言：
“景德、熙丰南郊故事，皆在谅ウ中，当时亲郊行礼，除郊庙、景灵宫合用乐外，所有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、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，其逐处警扬，止鸣金钲鼓角。
乞依累朝故事行。”太常博士孙邦乞自受誓戒日，皇帝暨百僚、禁卫等权易吉服，至礼成还内仍旧。中书舍人傅崧卿援严父之文，欲升徽宗配享。诏令侍从、台谏、礼官同议。
礼部侍郎陈公辅言：“陛下方居道君皇帝之丧，而道君皇帝神灵方在几筵，岂可遽预配祭之礼？况梓宫未还，庙未有定议，臣愚以为当先期一日，陛下尽哀致奠，奏於道君皇帝以将有事明堂，暂离几筵，暂假吉服，盖国家故事不敢废也。然后即斋宫入太庙，行明堂事，事毕，服丧如初，斯谓合礼。”吏部尚书孙近等议，引司马光之说曰：“汉以高祖配天，后汉以光武配明堂。古之帝王，自非建邦启土，造有区夏者，皆无配天之文。虽周之成、康，汉之文、景、明、章，德业非不美也，然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，避祖宗也。近世祀明堂者，皆以其父配，此乃误认《孝经》之意，而违先王之礼，不可以为法。况梓宫未还，几筵未除，山陵未卜，而遽议配侑之事乎？臣等伏请今年明堂大礼，权依绍兴元年诏书，请俟削平僭乱，恢复大业，然后定郊祀明堂之议，一从成周，庶不失《礼经》之正。”诏从之。
三十一年九月辛未，大享明堂，罢合祭，奉徽宗配祀。祀五天帝、五人帝於堂上，五官神於东厢，罢从祀诸神位，用熙宁礼也。 礼部、太常寺言：“明堂大礼，车辂、卤簿、法驾、仪仗，理合预行讨论。
欲依《政和五礼新仪》，宗祀上帝，有司陈法驾、卤簿，车驾自太庙乘玉辂诣文德殿。皇《明堂记·大驾宇图》用万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；大中祥符元年，法驾用万有六百六十一人。较之昨礼，令三分减一为率。礼官所定凡万有一千八十八人。昨绍兴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郊祀大礼，大驾、卤簿、捧日、奉宸队等共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二人。今讨论明堂大礼，乞依绍兴二十八年例三分减一，用一万一百四十人。”从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