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史通义》 卷八外篇三

　　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文安宰币聘修志，兄于史事久负，不得小试，此行宜踊跃。仆有何知，乃承辱询。抑盛意不可不复，敢于平日所留意者，约举数条，希高明裁择。有不然处，还相告也。

　　一，州郡均隶职方，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，然义例不可不明。如传之与志，本二体也。今之修志，既举人物、典制而概称曰志，则名宦、乡贤之属，不得别立传之色目；传既别分色目，则礼、乐、兵、刑之属，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。窃思志为全书总名，皇恩庆典，当录为外纪；官师铨除，当画为年谱。典籍法制，则为考以著之；人物名宦，则为传以列之。变易名色，既无僭史之嫌；纲举目张，又无遗漏之患。其他率以类附。至事有不伦，则例以义起，别为创制可也。琐屑繁碎，无关惩创，则削而不存可也。详瞻明备，整齐画一乃可为国史取村；否则纵极精采，不过一家小说耳，又何裨焉？

　　一，今世志艺文者，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、记序、杂文，依类相附。　　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，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征，亦胥入焉。此姑无论是非，即使文俱典则，诗必雅驯，而铨次类录，诸体务臻，此亦选文之体，非复志乘之体矣。夫既志艺文，当仿《三通》、《七略》之意，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，分其部汇，首标目录，次序颠末，删芜撷秀，掇取大旨，论其得失，比类成编，乃使后人得所考据，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，斯不失为志乘体尔。至坛庙碑铭，城堤纪述，利弊论著，土物题咏，则附人物产、田赋、风俗、地理诸考，以见得失之由，沿革之故。如班史取延年、贾让诸疏入《河渠志》，贾谊、晁错诸疏入《食货志》之例可也。学士论著，有可见其生平抱负，则全录于本传，如班史录《天人三策》于《董仲舒传》，录《治安》诸疏于《贾谊列传》之例可也。至墓志传赞之属，核实无虚，已有定论，则即取为传文，如班史仍《史记。自序》而为《司马迁传》，仍扬雄《自序》而为《扬雄列传》之例可也。此一定之例，无可疑虑，而相沿不改，则甚矣史识之难也！

　　一，凡捐资修志，开局延儒，实学未闻，凡例先广，务新耳目，顿易旧书；其实颠倒狙公，有何真见？州郡立志，仿自前明。当时草创之初，虽义例不甚整齐，文辞尚贵真实，剪裁多自己出；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，轻隽小生，史字未曾全识，皆可奋笔妄修，窃叨汽脯者。然其书百无一存，此皆后凌前替，修新志者，袭旧志之纪载，而灭作者之姓名。充其义类，将班《书》既出，《史记》即付祖龙；欧、宋成书，《旧唐》遂可覆瓮与？仆以谓修志者，当续前人之纪载，不当毁前人之成书。即前志义例不明，文辞乖舛，我别为创制，更改成书；亦当听其并行，新新相续，不得擅毁；彼此得失，观者自有公论。仍取前书卷帙目录，作者姓氏，录入新志艺文考中，以备遗亡。

　　庶得大公无我之意，且吾亦不致见毁于后人矣。　　一，志之为体，当详于史。而今之志乘所载，百不及一。此无他，搜罗采辑，一时之耳目难周；掌故备藏，平日之专司无主也。尝拟当事者，欲使志无遗漏，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，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。凡政教典故，堂行事实，六曹案牍，一切皆令关会，目录真迹，汇册存库。异日开局纂修，取裁甚富。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，亦庶得州间史肯之遗意。今既无及，当建言为将来法也。

　　一，志乃史体，原属天下公物，非一家墓志寿文，可以漫为浮誉，悦人耳目者。闻近世纂修，往往贿赂公行，请托作传，全无证实。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，然善恶惩创，自不可废。今之志书，从无录及不善者，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，一则惧罹后思之虚心尔。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，据事直书，善否自见，直宽隐彰之意同，不可专事浮文，以虚誉为事也。

　　一，史志之书，有裨风教者，原因传述忠孝节义，凛凛烈烈，有声有色，使百世而下，怯者勇生，贪者廉立。《史记》好侠，多写列客畸流，犹足令人轻生增气，况天地间大节大义，纲常赖以扶持，世教赖以撑柱者乎？每见文人修志，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，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，无不津津累牍。

　　一至孝子忠臣，义夫节妇，则寥寥数笔，甚而空存姓氏，行述一字不详，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，又何取焉？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，采访不过百十里，闻见自有真据，宜加意采辑，广为传述，使观者有所兴起，宿草秋原之下，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。尤当取穷乡僻壤，畸行奇节，子孙困于无力，或有格于成例，不得邀旌奖者，踪迹既实，务为立传，以备采风者观览，庶乎善善欲长之意。

　　已上六条，就仆所见，未敢自谓必然。而今世刻行诸志，诚有未见其可者。丈夫生不为史臣，亦当从名公巨卿，执笔充书记，因而得论列当世，以文章见用于时，如纂修志乘，亦其中之一事也。今之所谓修志，令长徒务空名，作者又鲜学识；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，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。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竟，文士得之以舞曲笔；主宾各挟成见，同局或起抵悟；则其于修志事，虽不为亦可也。乃如足下负抱史才，常恨不得一当牛刀小试。向与仆往复商论，窥兄底蕴，当非苟然为者。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，致币敦请，自必一破从前宿习。杀青未毕，而观者骇愕，以为创特，又岂一邑之书，而实天下之书矣。仆于此事，无能为役，辱存商榷，陈其固陋之衷，以庶几萤烛增辉之义，兄具有以进我乎？　　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日前敬筹末议，薄殖浅陋，猥无定见，非复冀有补高深，聊以塞责云耳。

　　乃辱教答，借奖有加，高标远引，辞意挚恳，读之真愧且畏也！足下负良史才，博而能断，轩视前古，意志直欲驾范轶陈，区区郡邑志乘，不啻牛刀割◆。乃才大心虚，不耻往复下问。鄙陋如仆，何以副若谷之怀耶？前书粗陈梗概，过辱虚誉，且欲悉询其详。仆虽非其人，辄因高情肫挚之深，不敢无一辞以复，幸商择焉。

　　二，体裁宜得史法也。州县志乘，混杂无次，既非正体，编分纪表，亦涉僭妄。故前书折衷立法，以外纪、年谱、考、传四体为主，所以避潜史之嫌，而求纪载之实也。然虚名宜避国史，而实意当法古人。外纪年谱之属，今世志乘，百中仅见一二。若考之与传，今虽浑称志传，其实二者之实，未尝不载；特不能合于古史良法者，考体多失之繁碎，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。

　　考之为体，乃仿书、志而作。子长八书，孟坚十志，综核典章，包函甚广。

　　范史分三十志，《唐书》广五十篇，则已浸广。至元修《宋史》，志分百六十余，议者讥为科吏档册。然亦仅失裁制，致成汗漫，非若今之州县志书，多分题目，浩无统摄也。如星野、疆域、沿革、山川、物产，俱地理志中事也；户口、赋役、征榷、市籴，俱食货考中事也；灾祥、歌谣、变异、水旱，俱五行志中事也；朝贺、坛庙、祀典、乡饮、宾兴，俱礼仪志中事也。凡百大小，均可类推。篇首冠以总名，下乃缕分件悉，汇列成编。非惟总萃易观，亦且谨严得体。此等款目，直在一更置耳。而今志猥琐繁碎，不啻市井泉货注簿，米盐凌杂，又何观焉？或以长篇大章，如班固《食货》，马迁《平准》，大难结构。岂知文体既合史例，即使措辞如布算子，亦自条理可观，切实有用。文字正不必沾沾顾虑，好为繁琐也。

　　一，成立宜标作者也。班袭迁史，孝武以前，多用原文，不更别异；以《史》、《汉》同一纪载，而迁史久已通行，故无嫌也。他若诏令、书表之属，则因其本人本事而明叙之，故亦无嫌于抄录成文。至《史记》赞秦，全用贾生三论，则以“善或贾生推言”一句引起。《汉书。迁传》，全用《史记自序》，则以“迁之自序云尔”一句作收。虽用成文，而宾主分明，不同袭善。志为史体，其中不无引用成文，若如俗下之艺文选集，则作者本名，自应标于目录之下。今若刊去所载文辞，分类载入考传诸体，则作者本名易于刊去，须仍复如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例标而出之。至文有蔓长，须加删节者，则以“其略曰”三字领起，如孟坚载贾谊诸疏之例可也，援引旧文，自足以议论者，则如《伯夷列传》中，入“其传曰”云云一段文字之例，可也。至若前缀序引，后附论赞，今世纂家，多称野史氏曰，或称外史氏曰，揆之于理，均未允协。莫如直仿东汉之例，标出论曰、序曰之体为安。至反复辨正，存疑附异，或加案曰亦可。否则直入本文，不加标目，随时斟酌，均在夫相体裁衣耳。

　　一，传体亘归画一也。列传行述入艺文志，前书已辨其非。然国史取材邑志，人物尤属紧要。盖典章法令，国有会典，官有案牍，其事由上而下；故天下通同：即或偶有遗脱，不患无从考证。至于人物一流，自非位望通显，大常议谥，史臣立传，则姓名无由达乎京师。其幽独之上，贞淑之女，幸邀族奖；按厥档册，直不啻花名卯册耳。必待下诏纂修，开馆投牒，然后得核。　　故其事由下而上，邑志不详备，则日后何由而证也？夫传即史之列传体尔。

　　《儒林》、《游侠》，迁《史》首标总目；《文苑》、《道学》，《宋史》又画三科。先儒讥其标帜启争，然亦止标目不及审慎尔。非若后世志乘传述碑版，统列艺文。及作人物列传，又必专标色目，若忠臣、孝子、名贤、文苑之类，挨次排纂，每人多不过八九行，少或一二三行，名曰传略。夫志曰輶轩实录，宜详于史，而乃以略体行之，此何说也？至于标目所不能该，义类兼有所附，非以董宣入《酷吏》，则于《周臣》阙韩通耳。按《史记》列传七十，惟《循吏》、《儒林》而下九篇，标出总目；《汉书》自《外戚》、《佞幸》而上七篇，标出总目。江都传列三策，不必列以《儒林》；东方特好诙谐，不必列入《滑稽》，传例既宽，便可载瑰持之行于法律之外：行相似者，比而附之；文章多者，录而入之。但以庸滥徇情为戒，不以篇幅广狭为拘，乃属善之善耳。

　　一，论断宜守谨严也：史迁序引断语，俱称太史公曰云云，所以别于叙事之文，并非专标色目。自班固作赞，范史撰论，亦已少靡。南朝诸史，则于传志之末，散文作论，又用韵语，仿孟坚自叙体作赞，以缀论文之后。屋下架屋，斯为多文。自后相沿，制体不一。至明祖纂修《元史》，谕宋濂等据事直书，勿加论赞。虽寓谨严之意，亦非公是之道。仆则以为是非褒贬，第欲其平，论赞不妨附入；但不可作意轩轻，亦不得故恣吊诡。其有是非显然，不待推论，及传文已极抑扬，更无不尽之情者，不必勉强结撰，充备其数。

　　一，典章宜归详悉也。仆言典章自上而下，可较人物为略，然是极言传之宜更详耳。学校祭祀，一切开载会典者，苟州县所常举行，岂可因而不载？

　　会典简帙浩繁，购阅非易。使散在州县各志，则人人可观，岂非盛事？况州县举行之典，不过多费梨枣十余枚耳。今志多删不载，未知所谓。

　　一，自注宜加酌量也。班史自注，于十志尤多。以后史家文字，每用自注。宋人刻伪《苏注杜诗》，其不可强通者，则又妄加“公自注”三字。后人觉其伪者，转矫之曰：古人文字，从无自注。然则如司马《潜虚》，自加象传，又例如耶？志体既取详赡，行文又贵简洁，以类纂之意，而行纪传之文，非加自注，何以明畅？但行文所载之事实，有须详考颠末，则可自注。如《潜虚》之自解文义，则非志体所宜尔。　　一，文选宜相辅佐也。诗文杂体入《艺文志》，固非体裁，是以前书欲取备体归于传考。然西京文字甚富，而班史所收之外，寥寥无觏者，以学士著撰，必合史例方收；而一切诗文赋颂，无昭明、李◆其人，先出而采辑之也。史体纵看，志体横看，其为综核一也。然综核者事详，而因以及文。文有关于土风、人事者，其类颇伙，史固不得而尽收之。以故昭明以来，括代为选，唐有《文苑》，宋有《文鉴》，元有《文类》，明有《文选》，广为铨次，巨细毕收，其可证史事之不逮者，不一而足。故左氏论次《国语》，未尝不引谚证谣；而十五《国风》，亦未尝不别为一编，均隶太史。此文选、志乘，交相裨益之明验也。近楚抚于《湖广通志》之外，又选《三楚文献录》。

　　江苏宋抚军聘邵毗陵修《明文录》外，更撰《三吴文献录》等集，亦佐《江南通志》之不及。仆浅陋寡闻，未知他省皆如是否？然即此一端，亦可类及。

　　何如略仿《国风》遗意，取其有关民风流俗，参伍质证，可资考校，分列诗文记序诸体，勒为一邑之书，与志相辅，当亦不为无补。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为者，盍乘间为当事告焉？

　　一，列女宜分传例也。列女名传，创于刘向，分汇七篇，义近乎子；缀《颂》述《雅》，学通乎《诗》；而比事属辞，实为史家之籍。班、马二史，均缺此传。自范蔚宗东汉书中，始载《列女》。后史因之，遂为定则。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，则节烈之谓；而刘向所叙，乃罗列之谓也。节烈之烈为列女传，则贞节之与殉烈，已自有殊；若孝女义妇，更不相入，而闺秀才妇，道姑仙女，永无入传之例矣。夫妇道无成，节烈孝义之外，原可稍略；然班姬之盛德，曹昭之史才，蔡琰之文学，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，更无可传之道哉？刘向传中，节烈孝义之外，才如妾婧，奇如鲁女，无所不载；即下至施、旦，亦肯附焉。列之为义，可为广矣。自东汉以后，诸史误以罗列之列，为殉烈之烈。于是法律之外，可载者少；而蔡文姬之入史，人亦议之。今当另立贞节之传，以载旌奖之名。其正载之外，苟有才情卓越，操守不同，或有文采可观，一长擅绝者，不妨入于列女，以附方技、文苑、独行诸传之例。

　　庶妇德之不尽出于节烈，而苟有一长足录者，亦不致有湮没之叹云。

　　狂瞽之言，幸惟择之！醉中草草，勿罪。

　　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（二）

　　辱示《文选》义例，大有意思，非熟知此道甘苦，何以得此？第有少意商复。夫踵事增华，后来易为力，括代总选，须以史例观之。昭明草刨，与马迁略同。由六朝视两汉，略已；先秦，略之略已。周则子夏《诗序》，屈子《离骚》而外，无他策焉。亦犹天汉视先秦，略已、周则略之略已。五帝三王，则本纪略载而外，不更详焉。昭明兼八代，《史记》采三古，而又当创事，故例疏而文约。《文苑》、《文鉴》，皆包括一代；《汉书》、《唐书》，皆专纪一朝；而又藉前规，故条密而文详。《文苑》之补载陈隋，则续昭明之未备；《文鉴》之并收制科，则广昭明之未登。亦犹班固《地志》之兼采《职方》、《禹贡》，《隋书》诸志之补述梁、陈、周、齐，例以义起，斟酌损益，固无不可耳。夫一代文献，史不尽详，全恃大部总选，得载诸部文字于律令之外，参互考校，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。其事綦重，原与揣摩家评选文字不同，工拙繁简，不可屑屑校量。读书者但当采掇大意，以为博古之功，斯有益耳。

　　驳文选义例书再答来书云：“得兄所论《文选》义例，甚以为不然。文章一道，所该甚广，史特其中一类耳。选家之例，繁博不伦，四部九流，问所不有？而兄概欲以史拟之。若马若班，若表若志，斤斤焉以萧唐诸选，削趾适履，求其一得符合。将毋陈大士初学时文，而家书悉裁为八股式否？东西两京文字，入选寥寥，而班、范两史排纂，遂为定本。惟李陵塞外一书，班史不载，便近齐梁小儿。果选裨史之不逮乎？抑史裨选之不逮乎？编年有《纲目》，纪传有廿一史，历朝事已昭如日星。而兄复思配以文选，连床架屋，岂为风云月露之辞，可以补柱下之藏耶？选事仿于六朝，而史体亦坏于是，选之无裨于史明矣。考镜古今，论列得失，在乎卓荦之士，不循循株守章句；孺歌妇叹，均可观采，岂皆与史等哉？昔人称杜甫诗史，而杨万里驳之，以为《诗经》果可兼《尚书》否？兄观书素卓荦，而今言犹似牵于训诂然者，仆窃不喜。或有不然，速赐裁示！”惠书甚华而能辨，所赐于仆，岂浅鲜哉！然意旨似犹不甚相悉，而盛意不可虚，故敢以书报。文章一道，体制初不相沿，而原本各有所自。古人文字，其初繁然杂出，惟用所适，岂斤斤焉立一色目，而规规以求其一似哉？　　若云文事本博，而史特于中占其一类，则类将不胜其繁。《伯夷》、《屈原》诸传，夹叙夹议；而《庄周》、《列子》之书，又多假叙事以行文。兄以选例不可一概，则此等文字，将何以画分乎？经史子集，久列四库，其原始亦非远。试论六艺之初，则经目本无有也。大《易》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，一子书耳。《书》与《春秋》，两史籍耳。《诗》三百篇，文集耳。《仪礼》、《周官》，律令会典耳。自《易》藏太卜而外，其余四者，均隶柱下之籍，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，未闻沾沾取其若《纲目》纪传者，而专为史类，其他体近繁博，遽不得与于是选也。《诗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，《诗》类今之文选耳，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？土风殊异，人事兴衰，纪传所不及详，编年所不能录，而参互考验，其合于是中者，如《鸱枭》之于《金滕》，《乘舟》之于《左传》之类；其出于是外者，如《七月》追述周先，《商颂》兼及异代之类，岂非文章史事，固相终始者与？两京文字，入选甚少，不敌班、范所收，使当年早有如选《文苑》其人，裁为大部盛典，则两汉事迹，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。史体坏于六朝，自是风气日下，非关《文选》。昭明所收过略，乃可恨耳。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，不必列文于史中，顾斤斤画文于史外，其见尚可谓之卓革否？杨万里不通太史观风之意，故驳诗史之说。

　　以兄之卓见而惑之，何哉？

　　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修志有二便：地近则易核，时近则迹真。有三长：识足似断凡例，明足以决去取，公足以绝请托。有五难：清晰天度难，考衷古界难，调剂众议难，广征藏书难，预杜是非难。有八忌：忌条理混杂，忌详略失体，忌偏尚文辞，忌妆点名胜，忌擅翻旧案，忌浮记功绩，忌泥古不变，忌贪载传奇。有四体：皇恩庆典宜作纪，官师科甲宜作谱，典籍法制宜作考，名宦人物宜作传。有四要：要简，要严，要核，要雅。今拟乘二便，尽三长，去五难，除八忌，而立四体，以归四要。请略议其所以然者为十条。先陈事宜，后定凡例，庶乎画宫于堵之意云。

　　一，议职掌，提调专主决断是非，总裁专主笔削文辞，投牒者叙而不议，参阅者议而不断，庶各不相侵，事有专责。

　　二，议考证。邑志虽小，体例无所不备。考核不厌精详，折衷务祈尽善。　　所有应用之书，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，如《廿二史》、《三楚文献录》、《一统志》、圣祖仁皇帝御纂《方舆路程图》、《大清会典》、《赋役全书》之后，俱须加意采访。他若邑绅所撰野乘、私记、文编、稗史、家谱、图牒之类，凡可资搜讨者，亦须出示征收，博观约取。其六曹案牍，律令文移，有关政教典故、风土利弊者，概令录出副本，一体送馆，以凭详慎铨次。庶能巨细无遗，永垂信史。　　三，议征信。邑志尤重人物，取舍贵辨真伪。凡旧志人物列传，例应有改无削。新志人物，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，核实无虚，送馆立传。此俱无可议者。但所送行状，务有可记之实，详悉开列，以备采择，方准收录。如开送名宦，必详曾任何职，实兴何利，实除何弊，实于何事有益国计民生，乃为合例。如胆云清廉勤慎，慈惠严明，全无实征，但作计荐考语体者，概不收受。又如卓行亦必开列行如何卓，文苑亦必开列著有何书，见推士林，儒林亦必核其有功问经，何等著作有关名教，孝友亦必开明于何事见其能孝能友。品虽毋论庸奇偏全，要有真迹，便易采访。否则行皆曾、史，学皆程、朱，文皆马、班，品皆夷、惠，鱼鱼鹿鹿，何以辨真伪哉？至前志所收人物，果有遗漏，或生平大节，载不尽详，亦准其与新收人物一例开送，核实增补。

　　四，议征文。人物之次，艺文为要。近世志艺文者，类辑诗文记序，其体直如文选；而一邑著述目录，作者源流始末，俱无稽考，非志体也。今拟更定凡例，一仿班《志》刘《略》，标分部汇，删芜撷秀，跋其端委，自勒一考，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，斯则有裨文献耳。但艺文入志，例取盖棺论定，现存之人，虽有著作，例不入志。此系御纂续考馆成法，不同近日志乘，掇拾诗文，可取一时题咏，广登尺幅者也。凡本朝前代学士文人，果有卓然成家，可垂不朽之业，无论经史子集，方技杂流，释门道藏，图画谱牒，帖括训诂，均得净录副本，投柜送馆，以凭核纂。然所送之书，须属共见共闻；即未刻行，亦必论定成集者，方准收录。倘系抄撮稿本，畸零篇页，及从无序跋论定之书，概不入编，庶乎循名责实之意。惟旧志原有目录，而藏书至今散逸者，仍准入志，而于目录之下，注一“亡”字以别之。

　　五，议传例。史传之作，例取盖棺论定，不为生人立传。历考两汉以下，如《非有先生》、《李赤》诸传，皆以传为游戏。《圬者》、《橐驼》之作，则借传为议论。至《何蕃》、《方山》等传，则又作贻赠序文之用。沿至宋人，遂多为生人作传，其实非史法也。邑志列传，全用史例，凡现存之人，例不入传。惟妇人守节，已邀旌典，或虽未旌奖，而年例己符，操守粹白者，统得破格录入。盖妇人从一而终，既无他志，其一生责任已毕，可无更俟没身。而此等单寒之家，不必尽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缙绅，或在穷乡僻壤，子孙困于无力，以及偶格成例，今日不予表章，恐后此修志，不免遗漏，故搜求至汲汲也。至去任之官，苟一时之政绩卓然可传，舆论交推，更无拟议者，虽未经没身论定，于法亦得立传。盖志为此县而作，为宰有功此县，则甘棠可留；虽或缘故被劾，及乡论未详，安得没其现施事迹？且其人已去，即无谀颂之嫌，而隔越方州，亦无遥访其人存否之例。惟其人现居本县，或现升本省上官及有统辖者，仍不立传；所以远迎合之嫌，杜是非之议耳。其例得立传人物，投递行状，务取生平大节合史例者，详慎开载。纤琐碔砆，凡属浮文，俱宜削去。其有事涉怪诞，义非惩创，或托神鬼，或称奇梦者，虽有所凭，亦不收录。庶兔凫履羊鸣之诮。

　　六，议书法。典故作考，人物作传，二体去取。均须断制尽善，有体有要，乃属不刊之书，可为后人取法。如考体但重政教典礼，民风土俗，而浮夸形胜，附会景物者，在所当略。其有古迹胜概，确乎可凭，名人题咏，卓然可纪者，亦从小书分庄之例，酌量附入正考之下；所以厘正史体，别于稗乘耳。盖志体譬之治室，厅堂甲第，谓之府宅可也。若依岩之构，跨水之亭，谓之别业可，谓之正寝则不可。玉麈丝绦，谓之仙服可，谓之绅笏则不可：此乃郡县志乘，与卧游清福诸编之分别也。列传亦以名宦乡贤，忠孝节义，儒林卓行为重。文苑、方技有长可见者次之。如职官而无可纪之迹，科目而无可著之业，于法均不得立传。盖志同信史，非如宪纲册籍，一以爵秩衣冠为序者也。其不应立传者，官师另立历任年谱，邑绅另有科甲年谱，年经月纬之下，但注姓名，不得更有浮辞填入。即其中有应立传者，亦不必更于谱内，注明有传字样，以昭画一。若如近日通行之例，则纪官师者，既有职官志，以载受事年月，又有名宦志，以载历任政绩；而于他事有见于生祠碑颂、政绩序记者，又收入艺文志。记邑绅者，既有科目志，又有人物志，亦分及第年分与一生行业为两志。而其行业有见于志铭传诔者，则又收入艺文志。

　　一人之事，迭见三四门类，于是或于此处注传见某卷，于波处注详见某志，字样纷错，事实倒乱，体裁烦碎，奠此为甚。今日修志，尤当首为厘定，一破俗例者也。　　七，议援引。史志引用成文，期明事实，非尚文辞。苟于事实有关，即胥吏文移，亦所采录，况上此者乎？苟于事实无关，虽班扬述作，亦所不取，况下此者乎？但旧志艺文所录文辞，今悉散隶本人本事之下，则篇次繁简不伦，收入考传方幅之内，其势不无删润。如恐嫌似剿袭，则于本文之上，仍标作者姓名，以明其所自而已。至标题之法，一仿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例。《史》、《汉》引用周秦诸子，凡寻常删改字句，更不识别，直标“其辞曰”三字领起。惟大有删改，不更仍其篇幅者，始用“其略曰”三字别之，若贾长沙诸疏是也。今所援引，一皆仿此。然诸文体中，各有应得援引之处。独诗赋一体，应用之处甚少。惟地理考内，名胜条中，分注之下，可载少许，以证灵杰。他若抒写性灵，风云月露之作，果系佳构，自应别具行稿，或入专主选文之书，不应搀入史志之内，方为得体。且古来十五《国风》，十二《国语》，并行不悖，未闻可以合为一书。则志中盛选诗词，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。

　　倘风俗篇中，有必须征引歌谣之处，又不在其例。是又即《左》、《国》引谚征谣之义也。

　　八，议裁制。取艺文应载一切文辞，各归本人本事，俱无可议。惟应载传志行状诸体，今俱删去，仍取其文裁入列传，则有难处者三焉：一则法所不应立传，与传所不应尽载者，当日碑铭传述，或因文辞为重，不无滥收。

　　二则志中列传，方幅无多，而原传或有洋洋大篇；全录原文，则繁简不伦；删去事迹，则召怨取讥。三则取用成文，缀入本考本传，原属文中援引之体，故可标作者姓名及“其辞曰”三字，以归征引之体。今若即取旧传，裁为新传，则一体连编，未便更著作者姓名。譬班史作《司马迁传》，全用《史记自序》，则以“迁之自序云尔”一句，标清宾主。盖史公《自序》，原非本传，故得以此句识别之耳。若孝武以前纪传，全用《史记》成文者，更不识别；则以纪即此纪，传即此传，赞即此赞，其体更不容标司马迁曰字样也。

　　今若遽同此例，则近来少见此种体裁，必有剿袭雷同之谤。此三端者，决无他法可处，惟有大书分注之例，可以两全。盖取彼旧传，就今志义例，裁为新传，而于法所应删之事，未便遽删者，亦与作为双行小字，并作者姓厌，及删润之故，一体附注本文之下。庶儿旧志证实之文，不尽刊落；而新志谨严之体，又不相妨矣。其原文不甚散漫，尚台谨严之例者，一仍其旧，以见本非好为更张也。

　　九，议标题。近行志乘，去取失伦，芜陋不足观采者，不持文无体要，即其标题，先已不得史法也。如采典故而作考，则天文、地理、礼仪、食货数大端，本足以该一切细目。而今人每好分析，于是天文则分星野、占候为两志，于地理又分疆域、山川为数篇。连编累牍，动分几十门类。大《史》、《汉》八书十志之例具在，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？如访人物而立传，则名宦、乡贤、儒林、卓行数端，本不足以该古今人类。而今人每好合并，于是得一逸才，不问其行业如何超卓，而先拟其有何色目可归；得一全才，不问其学行如何兼至，而先拟其归何门类为重；牴牾牵强，以类括之。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，曷尝必首标其色目哉？所以然者，良由典故证据诸文，不隶本考而隶艺文志，则事无原委，不得不散著焉，以藏其苟简之羞。行状碑版诸文，不隶本传而隶艺文志，则人无全传，不得不强合焉，以足其款目之数。
故志体坏于标题不得史法，标题坏于艺文不合史例：而艺文不合史例之原，则又原于创修郡县志时，误仿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也。夫志州县与志名山不同。彼以形胜景物为主，描摩宛肖为工，崖颠之碑，壁阴之记，以及雷电鬼怪之迹，洞天符检之文，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，收无子遗，即征奥博，盖原无所用史法也。若夫州县志乘，即当时一国之书，民人社稷，政教典故，所用甚广，岂可与彼一例？而有明以来，相沿不改。故州县志乘，虽有彼善于此，而卒鲜卓然独断，裁定史例，可垂法式者。今日尤当一破夙习，以还正史体裁者也。

　　十，议外编。廿一史中，纪、表、志、传四体而外，《晋书》有载记，《五代史》有附录，《辽史》有《国语解》；至本朝纂修《明史》，亦于年表之外，又有图式。所用虽各不同，要皆例以义起，期于无遗无滥者也。邑志狠并错杂，使同稗野小说，固非正体。若遽以国史简严之例处之，又非广收以备约取之意。凡事属琐屑而不可或遗者，如一产三男，人寿百岁，神仙踪迹，科第盛事，一切新奇可喜之传，虽非史体所重，亦艰速议刊落。当于正传之后，用杂著体，零星纪录，或名外编，或名杂记，另成一体。使纤伙碔砆，先有门类可归，正以厘清正载之体裁也。谣歌谚语，巷说街谈，苟有可观，皆用此律。

　　甲申冬抄，大门胡明府议修县志，因作此篇，以附商榷。其论笔削义例大意，与旧《答甄秀才》前后两书相出入。而此议前五条，则先事之事直，有波书所不及者。若彼书所条，此议亦不尽入，则此乃就事论事，而余意推广于纂修之外者，所未遑也。至论俗例拘牵之痛，此较前书为畅；而艺文一志，反覆论之特详。是又历考俗例受病之原，皆不出此，故欲为是拔本塞源之论，而断行新定义例，初非好为更张耳。阅者取二书而互考焉，从事编纂之中，庶几小有裨补云。自跋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呜呼！艺文一考，非第志文之盛，且以慨其衰也。有志之士，负其胸中之奇，至于牴牾掎撅，不得已而见之于文，伤已！乃其所谓文者，往往竭数十年萤灯雪案，苦雨凄风，所与刻肝肾，耗心血，而郑重以出者。曾不数世，而一觚拓落，存没人间，冷露飘风，同归于尽，可胜慨哉！幸而輶轩载笔，得以传示来兹。然汉史所录，《隋志》阙亡者若干人；《隋志》所录，《唐书》残逸者若干家；《崇文总目》，《中兴书目》，《文渊阁目》，上下千年，大率称是。岂造物忌才，精华欲秘钦？抑所撰述精采不称，不足传久远欤？而两汉以下，百家丛陛，雅俗杂揉，猥鄙琐屑之谈，亦具有存者，则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。《景陵旧志》，艺文不载书目，故前人著作，未尽搜罗；而本传附录生平著书，今亦不少概见。然则斯考所采，更阅三数十年，其散逸遗亡，视今又何如那？此余之所以重为诸家惜也。今采摭诸家，勒为一考，厥类有四：曰经，曰史，曰子，曰集。其别有三：曰传世，曰藏家，俱分隶四部；曰亡逸，别自为类，附篇末。

　　论曰：近志艺文，一变古法，类萃诗文，而不载书目，非无意也。文章汇次甲乙成编，其有裨于史事者，事以旁证而易详，文以兼收而大备。故昭明以后，唐有《文苑》，宋有《文鉴》，元有《文类》，括代总选，雅俗互陈，凡以辅正史，广见闻，昭文章也。第十五《国风》，十二《国语》，固宜各有成书，理无可杂。近世多仿《国语》而修邑志，不闻仿《国风》而汇辑一邑诗文，以为专集。此其所以爱不忍删，牵率牴牾，一变艺文成法欤！
夫史体尚谨严，选事贵博采。以此诗文阑入志乘，已觉繁多，而以选例推之，则又方嫌其少。然则二者自宜各为成书，交相裨佐明矣。至著作部目，所关至巨，未宜轻议刊置。故今一用古法，以归史载。其文之尤不忍删者，暂隶附录。苟踵事增华，更汇成书，以裨志之不逮，呜呼！庶有闻风而嗣辑者欤？　　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尧水汤旱，圣世不能无灾。回星反火，外物岂能为异？然而石鹢必书，螟蝗谨志者，将以修人事，答天变也。自《援神》、《钩命》，符谶荒唐，遂失谨严。而班、范所录，一准刘向《洪范》之传，连类比附，证合人事，虽存警戒，未始无附会矣。夫天人之际，圣人谨焉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五行灾洋，杂出不一。圣人第谨书之，而不与斤斤规合，若者应何事，若者应何人。非不能也，盖征应常变之理，存其概，足以警人心；而牵合其事，必至一有不合，或反疑灾变之不足畏，毋乃欲谨而反怠欤？草木变异，虫兽祸孽，史家悉隶五类，列按五事。余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，亦有不必尽然，难以附合者。故据事直书，不分门类，不注征应，一以年月为次：人事有相关者，杂见他篇，可自得焉。

　　天门县志学校考厅阙里备家乘矣，成均辑故事矣。胶库伴水，寰宇同风，曷事连编采摭，更为专考？抑自两汉以下，政教各有所崇，而学校有兴无废。披水筑宫，拂谶拭履，有事则于中讲明而施行之，无事则父老子弟，于以观游自淑；而礼法刑政，民彝物则，胥出于是焉。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。典型具在，坠绪茫然，抚钟鼓而想音徽，可以蹶然兴矣！

　　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志为史裁，全书自有体例。志中文字，俱关史法，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，亦必有规矩准绳，不可忽也。体例本无一定，但取全书足以自覆，不致互歧，毋庸以意见异同，轻为改易。即原定八门大纲，中分数十子目，略施调剂，亦足自成一家，为目录以就正矣。惟是记传叙述之人，皆出史学。史学不讲，而记传叙述之文，全无法度。以至方志家言，习而不察，不惟文不雅驯，抑亦有害事理。曾子曰：“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”鄙则文不雅也，倍则害于事也。文士囿于习气，各矜所尚，争强于无形之平奇浓淡。此如人心不同，面目各异，何可争，亦何必争哉？推法度义例，不知斟酌，不惟辞不雅驯，难以行远；抑且害于事理，失其所以为言。今既随文改正，附商榷矣。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，约举数端，以为梗概。则不惟志例洁清，即推而及于记传叙述之文，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，切实有用，不致虚文害实事矣。

　　如《石首县志》，举文动称石邑，害于事也。地名两字，摘取一字，则同一字者，何所分别？即如石首言石，则古之县名，汉有石成，齐有石秋，隋有石南，唐有石岩，今四川有石柱厅，云南有石屏州，山西有石楼县，江南有石埭县，江西、广东又俱有石城县，后之观者，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？

　　至以县称邑，亦习而不察其实，不可训也。邑者，城堡之通称，大而都城、省城、府州之城，皆可称邑。《诗》称京邑，春秋诸国通好，自称敝邑，岂专为今县名乎？小而乡村筑堡，十家之聚，皆可称邑，亦岂为县治邪？

　　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，亦非实也。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，体视县令为尊，结衔犹带京秩，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。今若袭用其称，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。若邑侯、邑大夫，则治下尊之之辞；施于辞章则可，用以叙事，鄙且倍矣。邑宰则春秋之官，虽汉人施于碑刻，毕竟不可为训。令尹亦古官名，不可滥用以疑后人也。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，大有害干事理。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，适欲考其先世，为之迷闷数日，不得其解。盖流俗好用文语，以《周官》司马，名今之兵部；然尚书、侍郎与其属官，皆可通名司马，已难分矣。又府同知，俗称亦为司马，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。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，其官相悬绝矣。司马公三字，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，况后世乎？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，以古庠序称今之廪增附生。明经本与进士分科，而今为贡生通号，然恩、拔、副、岁、优、功、廪、增、附、例十等，分别则不可知矣。通显贵官，则谥率恭文懿敏；文人学子，号多峰岩溪泉。谥则称公，号则先生、处士，或如上寿祝辞，或似荐亡告牒，其体不知从何而来。

　　项籍曰：“书足以记姓名。”今读其书，见其事，而不知其人何名，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？　　又如双名止称一字，古人已久摘其非。如杜台卿称卿，则语不完，而荀卿、虞卿，皆可通用。安重荣称荣，则语不完，而桓荣、寇荣，皆可通用。

　　至去疾称疾，无忌称忌，不害称害，且与命名之意相反，岂尚得谓其人欤？

　　妇女有名者称名，无名者称姓，《左》、《史》以来，未有改者。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，甚至称为该氏，则于义为不通，而于文亦鄙塞也。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，往往不称姓氏，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，尤害理也。妇人守节，比于男子抒忠。使为逢、比诸公撰传，不称逢、比之名，而称忠臣云云，有是理乎？经生之为时艺，首用二语破题。破题例不书名，先师则称圣人，弟子则称贤者，颜、曾、孟子则称大贤；盖仿律赋发端，先虚后实，试帖之制度然尔。今用其法以称节孝，真所谓习焉不察者也。

　　柳子曰：“参之太史以著其洁。”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。文如何而为洁，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。古人读《易》如无《书》，不杂之谓也，同为经典，同为圣人之言，倘以龙血鬼车之象，而参粤若稽古之文；取熊蛇鱼雎之梦，而系春王正月之次；则圣人之业荒，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。今为节妇著传，不叙节妇行事，往往称为矢志柏舟，文指不可得而解也。夫柏舟者，以柏木为舟耳。诗人托以起兴，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。《关睢》可以兴淑女，而睢鸠不可遂指为淑女；《鹿鸣》可以兴嘉宾，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？理甚晓然，奈何纪事之文，杂入诗赋藻饰之绮语？夫子曰“必也正名乎。”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。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，而事理于焉不可得而明。是以书有体裁，而文有法度，君子之不得已也。苟徇俗而无伤于理，不害于事，虽非古人所有，自可暖随时变通之义，今亦不尽执矣。

　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干隆三十八年癸巳夏，与戴东原相遇于宁波道署，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。戴君经木淹贯，名久著于公卿间，而不解史学，闻余言史事，辄盛气凌之。见余《和州志例》，乃曰：“此于体例，则甚古雅，然修志不贵古雅。余撰《汾州》诸志，皆从世俗，绝不异人，亦无一定义例，惟所便尔。　　大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于地理沿革，则志事已竟。侈言文献，岂所谓急务哉？“余曰：“余于体例，求其是尔，非有心于求古雅也。然得其是者，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。如云但须从俗，则世俗之人皆可为之，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？

　　方志如古国史，本非地理专门。如云但重沿革，而文献非其所急，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，何为集众启馆，敛费以数于金，卑辞厚币，邀君远赴，旷日持久，成书且累函哉？且古今治革，非我臆测所能为也。考沿革者，取资载籍。载籍具在，人人得而考之。虽我今日有失，后人犹得而更正也。若夫一方文献，及时不与搜罗，编次不得其法，去取或失其宜，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，湮没无闻者矣。夫图事之要，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，加之意也。

　　然则如余所见，考古固宜详慎：不得已而势不两全，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。“戴他顾而语人曰：“沿革苟误，是通部之书皆误矣。名为此府若州之志，实非此府若州也，而可乎？”余曰：“所谓沿革误，而通部之书皆误者，亦止能误入载宿可稽之古事尔。古事误入，亦可凭古书而正之，事与沿革等耳。

　　至着三数百年之内，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，与夫口耳流传，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者。以及兴举利弊，切于一方之实用者，则皆核实可稽，断无误于沿革之失考，而不切合于此府若州者也。“冯君曰：“方志统合古今，乃为完书，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？”余曰：“史部之书，详近略远，诸家类然，不独在方志也。《太史公书》详于汉制，其述虞、夏、商、周，显与六艺背者，亦颇有之。然六艺具在，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。则迁书虽误，犹无伤也。秦楚之际，下逮天汉，百余年间，人将一惟迁书是凭。迁于此而不详，后世何由考其事邪？且今之修方志者，必欲统合今古，盖为前人之修是志，率多猥陋，无所取裁，不得已而发凡起例，如创造尔。如前志无憾，则但当续其所有；前志有阙，但当补其所无。

　　夫方志失修，远者不过百年，近者不过三数十年。今远期于三数百年，以其事虽递修，而义同创造，特宽为之计尔。若果前志可取，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。夫修志者，非示观美，将求其实用也。时殊势异，旧志不能兼该，是以远或百年，近或三数十年，须更修也。若云但考沿革，而他非所重，则沿革明显，毋庸考订之，州县可无庸修志矣。“冯君恍悟曰：”然。“戴拂衣径去，明日示余《汾州府志》曰：“余于沿革之外，非无别裁卓见者也。旧志人物门类，乃首名僧，余欲删之，而所载实事，卓卓如彼，又不可去。然僧岂可以为人？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。余思名僧必居古寺，古寺当归古迹，故取名憎事实，归之古迹，庸史不解此创例也。”余曰：“古迹非志所重，当附见于舆地之图，不当自力专门。古迹而立专门，乃统志类纂名目，陋儒袭之，入于方志，非通裁也。如云僧不可以为人，则彼血肉之躯，非木非石，毕竟是何物邪？笔削之例至严，极于《春秋》。其所诛贬，极于乱臣贼子。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，不闻不以为人，而书法异于圆首方足之伦也。且人物仿史例也，史于奸臣叛贼，犹与忠良并列于传，不闻不以为人，而附于地理志也。削僧事而不载，不过俚儒之见耳。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，而不以人物为名，则《会稽志》禹穴，而人物无禹；《偃师志》汤墓，而人物无汤；《曲阜志》孔林，而人物无孔子。彼名僧者，何幸而得与禹、汤、孔子同其尊欤？无其识而强作解事，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。”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承示志稿，体裁简贵，法律森严，而殷殷辱赐下询，惟恐有辜盛意，则仅就鄙衷所见，约举一二，以备采菲，然亦未必是也。盖方志之弊久矣，流俗猥滥之书，固可不论，而雅意拂拭，取足成家，则往往有之。大抵有文人之书，学人之书，辞人之书，说家之书，史家之书，惟史家为得其正宗。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，途径不一。著作之史，宋人以还，绝不多见。

　　而纂辑之史，则以博雅为事，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，错综排比，整炼而有剪裁，斯为美也。　　今来稿大抵仿朱氏《旧闻》，所谓纂辑之善者也，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。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《历城县志》，无一字不著来历。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，固注原书名目；即新收之事，无书可注，如取于案牍，则注某房案卷字佯；如取投送传状，则注家传呈状字样；其有得于口述者，则注某人口述字样。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证，乃真仿《旧闻》而画一矣。志中或注新增二字，或不加注，似非义例。

　　又世纪遗漏过多，于本地沿革之见于史志者，尚未采备，其余亦似少头绪，此门似尚未可用。至城市中之学校，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，此乃率土所同，颁于令典，本不须载；今载之，又不注出于《会典》，而注出于旧志，似亦失其本原。又诗文入志，本宜斟酌，鄙意故欲别为文征。今仿《旧闻》之例，载于本门之下，则亦宜画一其例。按《旧闻》无论诗文，概为低格分载。今但于山川门中，全篇录诗，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，多删节而不列正文，恐简要虽得，而未能包举也。

　　又表之为体，纵横经纬，所以爽豁眉目，省约篇章，义至善也。今职官选举，仍散著如花名簿，名虽为表，而实非表。户籍之表善矣，然注图甲姓氏可也。今有注入名者，不知所指何人，似宜覈核。　　艺文之例，经、史、子、集无不当收。其著书之人，不尽出于文苑。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，谓仿《书录解题》。其实刘向《七略别录》，未尝不表其人，略同传体。然班氏撰入《汉。艺文志》，则各自为传，而于《艺文》目下，但注有传二字，乃为得体。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。

　　以上诸条，极知瞽蒙之见，无当采择。且不自揣，而为出位之谋，是以琐屑不敢渎陈；然既承询及，不敢不举其大略也。

　　复崔荆州书前月过从，正在公事旁午之际，荷蒙赐赆赠舟，深切不安。措大眼孔，不达官场缓急情事，屡书冒读，抱惭无地！冬寒，敬想尊候近佳。所付志稿，解缆匆忙，未及开视，曾拜书，俟旋省申覆。舟中无事，亦粗一过目，则叹执事明鉴，非他人可及。前在省相见，送志稿时，执事留日无多，即云：“志颇精当，内有讹错，亦易改正。”数语即为定评。　　今诸缙绅，磨勘月余，签摘如麻，甚至屡加诋诘嘲笑，全失雅道，乃使鄙人抱惭无地。然究竟推敲，不过职官、科目二表，人名有颠倒错落；文征碑记一卷，时代不按先后，诚然牴牾。然校书如仇，议礼成讼，办书之有签商往复，亦事理之常。否则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学，今人修书，亦不必列校订参阅之衔名矣。况职官、科目二表，实有办理错误之处；亦有开送册籍，本不完全之处。文征则因先已成卷，后有续收，以致时代有差。虽曰舛误，亦不尽无因也。而诸绅指摘之外，严加诋诃，如塾师之于孺子，官长之于胥吏，则亦过矣。况文理果系明通，指摘果无差失，鄙人何难以严师奉之。今开卷第一条，则凡例原文云“方志为国史要删”，语本明白。要删，犹云删要以备用尔。语出《史记》，初非深僻。而签改为要典，则是国史反藉方志为重，事理失实，而语亦费解矣。文征《二圣祠记》，上云“立化像前”，下云“食顷复活”。化即死也，故字书死字从化字之半。其文亦自明白。今签立化句云：“有误，否则下文复活无根。”由此观之，其人文理本未明通，宜其任意呵叱，不知斯文有面目也。至职官、科目之表，舛误自应改正。然职官有文武正佐，科目亦有文武甲乙，既以所属七县画分七格，再取每属之职官科目，逐一分格，则尺幅所不能容。是以止分七格，而以各款名目，注于人名之下。此法本于《汉书。百官表》，以三十四官，并列一十四格，而仍于表内各注名目，最为执简驭繁之良法。今签指云：“混合一表，眉目不清。”
又文征以各体文字分编，通部一例，偶因碑记编次舛误，自应签驳改正可也。

　　今签忽云：“学校之记当前，署廨列后，寺观再次于后。”则一体之中，又须分类；分类未为不可，然表奏、序论、诗赋诸体，又不分类，亦不签改，则一书之例，自相矛盾。由此观之，其人于书之体例，原不谙习，但知信口詈骂，不知交际有礼义也。其余摘所非摘、驳所非驳之处甚多，姑举一二以概其余。则诸绅见教之签，容有不可尽信者矣。

　　《荆志》风俗，袭用旧文，以谓士敦廉让。今观此书签议，出于诸绅，则于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虚实，而于体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编次，一味横肆斥骂，殆于庸妄之尤，难以语文风土习矣。因思执事数日之间，评定志稿得矢，较诸绅汇集多日，纷指如麻，为远胜之，无任钦佩之至。但此时执事无暇及此，而鄙人又逼归期，俟明岁如签声覆，以听进止可耳。

　　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干隆四十六年冬，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。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，号称畿南冲要；而县志尚未哀合成书，文献之征，阙焉未备。余有志搜罗，下车之始，姑未遑暇。至四十九年、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，采取两县旧志，参互考订，益以后所见闻，汇辑为编，得图说二篇，表二篇，志七篇，传五篇，凡一十六篇。而叙例目录之列于卷首，杂采缀记之附于眷未者不与焉。五十年春正月，书成。会余迁河间府同知，寻以罣误免官，羁迹旧治。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，自隆平移治兹县。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，而大雅擅文，所学具有原本。及余相得，奠逆于心。因以志稿属君订定，而付之梓人。爱述所以为志之由，而质之吴君。

　　曰：往在肥乡官舍，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，与余论修志事。章君所言，与今之修志者异。余征其说，章君曰：“郡县志乘，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；而近代修志诸家，误仿唐、朱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。《周官》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注谓若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。是一国之史，无所不载，乃可为一朝之所取裁。夫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必征百国宝书，是其义矣。

　　若夫图经之用，乃是地理专门。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，注：版谓户籍，图谓土地形象，田地广狭，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。是方志之与图经，其体截然不同；而后人不辨其类，盖已久矣。“余曰：”图经于今，犹可考乎？“章君曰：“古之图经，今不可见，间有经存图亡，如《吴郡图经》、《高丽图经》之类；又约略见于群书之所称引，如水经地志之类，不能得其全也。

　　今之图经，则州县舆图，与六条宪纲之册，其散著也。若元、明之《一统志》书，其总汇也。散著之篇，存于官府文书，本无文理，学者所不屑道。统汇之书，则固地理专门，而人物流寓，形胜土产，古迹祠庙诸名目，则因地理而类撮之，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，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。故形胜必用骈俪，人物节取要略，古迹流连景物，祠庙亦载游观，此则地理中之类纂，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，甚皎然也。“余曰：“然则统志之例，非与？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，不当载人物者，其言洵足法与？”章君曰：“统志创于元、明，其体本于唐、宋，质文损益，具有所受，不可以为非也。《元和郡县》之志，篇首各冠以图，图后系以四至八到，山川经纬之外，无旁缀焉；此图经之本质也。《太平寰宇》之记，则入人物艺文，所谓踵事而增华也。《嘉熙方舆胜览》，侈陈名胜古迹，游览辞赋，则逐流而靡矣。《统志》之例，补《寰宇》之剩义，删名胜之支辞，折衷前人，有所依据，阎氏从而议之过矣。然而其体自有轻重，不可守其类纂名目，以备一方文献之全，甚晓然也。”余曰：“古之方志，义例何如？”章君曰：“三代封建，与后代割据之雄，大抵国自为制，其体固不侔矣。郡县之世，则汉人所为《汝南先贤》、《襄阳耆旧》、《关东风俗》诸传说，固已偏而不备，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。今可见者，宋志十有余家，虽不能无得失，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，则史氏家法犹存，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，取为全志，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。”余曰：“宋志十有余家，得失安在？”章君曰：“范氏之《吴郡志》，罗氏之《新安志》，其尤善也；《罗志》芜而不精，《范志》短而不详，其所蔽也；《罗志》意存著述，《范志》笔具剪裁，其所长也。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鲜矣。知剪裁者，其文削而不腴，其事郁而不畅，其所识解，不出文人习气，而不可通于史氏宏裁；著康氏《武功》之志，韩氏《朝邑》之志，其显者也。何为文人习气？盖仿韩退之《画记》而叙山川物产，不知八书、十志之体，不可废也；仿柳子厚《先友记》而志人物，不知七十列传之例，不可忘也。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；等而下者，更无论矣。”余曰：“如君所言，修志如何而后可？”章君曰：“志者，志也。其事其文之外，必有义焉，史家著作之微旨也。一方掌故，何取一人著作？然不托于著作，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。文案簿籍，非不详明，特难乎其久也，是以贵专家焉。专家之旨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不可以言传也。其可以言传者，则规矩法度，必明全史之通裁也。”“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？”曰：“知方志非地理专书，则山川、都里、坊表、名胜，皆当汇入地理，而不可分占篇目，失宾主之义也。知方志为国史取裁，则人物当详于史传，而不可节录大略；艺文当详载书目，而不可类选诗文也。知方志为史部要删，则胥吏案牍，文士绮言，皆无所用，而体裁当规史法也。此则其可言者也。夫家有谱，州县有志，国有史，其义一也。然家谱有征，则县志取焉；县志有征，则国史取焉。今修一代之史，盖有取于家谱者矣，未闻取于县志。则荒略无稽，荐绅先生所难言也。然其故，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，此则不可不明辨也。”噫！章君之言，余未之能尽也。然于志事，实不敢掉之以轻心焉。二图包括地理，不敢流连名胜，侈景物也。七志分别纲目，不敢以附丽失伦，致散涣也。二表辨析经纬，不敢以花名卯簿，致芜秽也。五传详具事实，不敢节略文饰，失征信也。乡荐绅不余河汉，勤勤讨论，勒为斯志，庶几一方之掌故，不致如章君之所谓误于地理之偏焉耳。若求其志，而欲附于著作专家，则余谢不敏矣。

　　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常德为古名郡，左包洞庭，右控五溪，战国楚黔中地，秦楚争衡，必得黔中以为橐钥；所谓旁摄溪蛮，南通岭峤，从此利尽南海者也。后汉尝移荆州治此，盖外控诸蛮，则州部之内，千里晏然。隋、唐以来，益为全楚关键。

　　五季马氏既并朗州，而后屹然雄视，诸镇莫敢与抗矣。盖北屏荆渚，南临长沙，远作滇、黔门户，实为控要之区，不其然欤？我朝奕世承平，蛮夷率服，大湖南北，皆为腹地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满洲将军驻防荆州，遂移提督军门，弹压常德。后虽分湖南、北为两部院，而营制联络两部，呼吸相通，故节制之任，仍统于一。

　　余承乏两湖，尝按部常德，览其山川形势，慨想秦汉通道以来，治乱机缄，割制利弊，与夫居安思治，化俗宜民之道，爱进守土长吏，讲求而切磋究之。知府三原李君大霳，悃愊吏也。六条之察，次第既略具矣。府志辑于康熙九年，故册荒陋，不可究诘；百余年之文献，又邈焉无征；于是请事重修。余谓此能知其大也。虽然，方志遍寰宇矣，贤长吏知政贵有恒，而载笔之士，不知辞尚体要，猥芜杂滥，无讥焉耳。即有矫出流俗，自命成家，或文人矜于辞采，学士侈其搜罗，而干事之关于经济，文之出于史裁，则未之议也。
会稽章典籍学诚，游于余门，数为余言史事，犁然有当于余心。余嘉李君之意，因属典籍，为之撰次，阅一载而告成。凡书二十四篇：为纪者二，编年以综一郡之大事；为考者十，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；为表者四，年经事纬，以著封建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之名姓；为略者一，为传者七，采辑传记，参合见闻，以识名宦、乡贤、忠孝、节义之行事。纲举而目斯张，体立而用可达。俗志附会古迹，题咏八景，无实靡文，概从删落。其有记序文字，歌咏篇什，足以考证事实，润色风雅，志家例录为艺文者。今以艺文专载书目，诗文不可混于史裁，别撰《文征》七卷，自为一书，与志相辅而行。其搜剔之余，畸言脞说，无当经纶，而有资谈助者，更为《丛谈》一卷。皆不入于志篇。凡此区分类别，所以辨明识职，归于体要。于是常德典故，可指掌而言也。　　夫志不特表章文献，亦以辅政教也。披览舆图，则善德、桃源之为山镇，渐、潜、沧浪之为川泽，悠然想见古人清风，可以兴起末俗。爱求前迹，有若马伏波、应司隶之流，制苗蛮于汉世；李习之、温简舆其人，兴水利于唐时；因地制宜，随时应变，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。考古即以征今，而平日讨论，不可以不豫也。盖政之有恒，与辞之体要，本非两事，昧于治者不察也。

　　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务也，而推明大旨，以为求治理者法焉。

　　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荆州富于《禹贡》《职方》，雄据于三国六朝五季，而冲要岩剧于前明。　　盖至今所领仅七城，而于湖北部内十一府州，犹为重望云。三代画州，荆域袤延且数千里，无可言也。汉分南郡，荆州所部。蒯越说刘表曰：“荆州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八郡可传檄而定。”诸葛忠武说昭烈曰：“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用武之国。”六朝争剧于萧梁，五季称雄于高氏，一时献奇借箸，腾说虽多，大约不出蒯、葛数语。然是时荆州，实兼武陵、桂阳诸郡，幅员包湖南境。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，则今荆州境矣。彼时王国所封，蔚为都会。我朝因明旧治，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，旋改满营，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。雍正十三年，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，分置宜昌、施南两府。干隆五十六年，又以远安隶荆门州。于是荆州所部，止于七县。然而形势犹最诸府，则江陵固兼南北之冲，而东延西控，联络故自若也。

　　至于时事异宜，则满汉分城，民兵不扰；漕兑互抵，转饷无劳，亦既因时而立制矣。惟大江东下分流，故道多湮，江防堵筑，视昔为重。干隆戊电大水灌城，军民被淹，城治倾圮。天子南顾畴咨，特命重臣持节临莅，发帑二百万金，巨工大役，次第兴举。余于是时，奉命来督两湖，夙夜惴惕，惟恐思虑有所未周，无以仰答诏旨。咨于群公，询于寮寀，群策材力，幸无陨越。　　而亿兆生灵，皆蒙恺泽，而出于昏垫，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。

　　逾年，民气渐苏，官司稍有清晏。知府山阴张君方理，始欲整齐掌故，为后持循；旋以事去。继其任者，永济崔君龙见，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。

　　崔君以名进士起家，学优而仕，其于斯志，盖斤斤乎不苟作也。且《荆志》著于古者，倍他卅邵，盛弘之有《荆州记》，庾仲雍有《江记》，宗懔有《荆楚岁时记》，梁元帝有《荆南志》；又有《丹阳尹传》，书虽不存，部目可考，遗文逸句，犹时见于群书所称引也。前明所修《荆州府志》，仅见著录而无其籍。康熙年间胡在格所修，号称佳本，而世亦鲜见，今存叶仰高志，自云多仍胡氏旧文，体例谨严，纂辑必注所出，则其法之善也。而崔君之于斯志，则一秉史裁，详赡博雅之中，运以独断别裁之义。首纪以具编年史法，次表以著世次年代，掌故存于诸考，人物详于列传，亦既纲举而目张矣。又以史志之书，记事为主。艺文乃著录之篇，而近代志家，猥选诗文杂体；其有矫而正者，则又裁节诗文，分类隶于本事之下，皆失古人流别。今师史例以辑府志，更仿选例以辑文征。自云：志师八家《国语》，文征师十五《国风》，各自为书，乃得相辅而不相乱。又采辑之余，琐事畸盲，取则失裁，弃则可惜。近人编为志余，亦非史法。今乃别为《丛谈》一书，巨细兼收，而有条不紊，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。昔罗愿撰《新安志》，自谓儒者之书，不同钞撮簿记。今崔君所辑，本源深远，视罗氏雅裁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已。

　　会湖北有《通志》之役，聘会稽章典籍学诚，论次其事。章君雅有史识，与余言而有合。崔君又屡质于典籍，往复商榷，时亦取衷于余。余故备悉其始末，而叙于卷端。

　　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石首为荆州望县，两汉本华容地，晋平吴，分华容置县，因山以石首名。

　　赵宋改治调弦，易名建宁。寻迁绣林山左，复名石首。元大德中，又迁楚望山下。历明至今，文物声名，为荆部称盛。县志不修，近六十年。旧志疏脱，诠次无法，又阙数十年之事实。知县玉田王君维屏，因余撰辑通志，檄征州县之书，乃论次其县事，犁剔八门，合首尾为书十篇，以副所征，且请余为之序。　　余披览其书，而知王君之可与论治也。夫为政必先纲纪，治书必明体要。

　　近日为州县志者，或胥吏案牍，芜秽失裁；或景物题咏，浮华无实。而求其名义所归，政教所重，则茫然不知其所指焉。夫政者，事也；志者，言也。

　　天下盖有言之斐然，而不得于其事者矣；未闻言之尚无条贯，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。今王君是志，凡目数十，括以八目，若网在纲，有条不紊。首曰编年，存史法也。志者史所取裁，史以记事，非编年弗为纲也。次曰方舆，考地理也。县之有由立也，山川古迹，以类次焉。而水利江防，居其要矣。

　　次曰建置，人功修也。城池廨署，以至坛庙，依次附焉。次曰民政，法度立也。户田赋役之隶于司徒，邮驿兵防之隶于司马，皆《洪范》八政之经也。

　　次曰秩官，昭典守也。长佐师儒，政教所由出也。而卓然者，受斯传矣。次曰选举，辟才俊也。论秀书升，《王制》之大，兴贤与能，《周官》是详；勒邦乘者，所不容略也。次曰人物，次曰艺文，一以征文，一以考献。皆搜罗放失，谨备遗忘，尤为乘时之要务也。人物必征实事，而下以标榜为虚名；艺文谨著部目，而不以诗文充篇幅。盖人物为马《史》列传之遗，艺文为班刘著录之例，事必师古，而后可以法当世也。部分为八，亦既纲举而目张矣。

　　至于序例图考，寇于篇首，余文剩说，缀于简末，别为篇次，不入八门。殆如九夫画井，八阵行军，经纬灿然，体用具备。乃知方志为一方之政要，非徒以风流文采，为长吏饰儒雅之名也。

　　旦石首置县以来，凡三徙矣。今县治形势，实为不易。四顾平衍之中，至具群山涌出，东有龙盖，南有马鞍，西有绣林，北有楚望，居中扼要，政令易均。是以明代至今，相仍为治。夫抚驭必因形势，为政必恃纲纪，治韦必贵体要，一也。王君以儒术入仕，知所先务。其于治书，洵有得于体要，后人相仍，如县治矣。抑古人云：“坐而言者期起而行。”今之具于书者，果能实见诸政治，则必不以簿书案牍为足称职业，文采绚饰为足表声誉。是则虽为一县之志，即王君一人之治书也。古之良史，莫能尚已，余于王君有厚望焉。

　　书武功志后康海《武功志》三卷，又分七篇，各为之目：一曰《地理》，二曰《建置》，三曰《祠祀》，四曰《田赋》，五曰《官师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选举》。首仿古人著述，别为篇叙，高自位置，几于不让，而世多称之。　　王氏士正，亦谓“文简事核，训辞尔雅”；后人至欲奉为修志楷模，可为幸矣，夫康氏以二万许言，成书三卷，作一县志，自以谓高简矣。今观其书，芜秽特甚。盖缘不知史家法度，文章体裁，而惟以约省卷篇，谓之高简，则谁不能为高简邪？

　　志乃史裁，苟于事理无关，例不滥收诗赋。康氏于名胜古迹，猥登无用诗文；其与俗下修志，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，相去有几？夫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诸侯，严名分也。历代帝王、后妃，史尊纪传，不藉方志。修方志者，遇帝王、后妃故里，表明其说可也。列帝王于人物，载后妃于列女，非惟名分混淆，且思王者天下为家，于一县乎何有？康氏于人物，则首列后稷以至文王，节录太史《周纪》；次则列唐高祖、太宗，又节录《唐本纪》，乖刺不可胜诘矣。方志不当僭列帝王，姑且勿论。就如其例，则武王以下，何为删之？以谓后有天下，非◆之故邑耶？则太王尝迁于歧，文王又迁于丰，何以仍列武功人物？以武王买有天下，文王以上，不过追王，故录之耶？则唐之高祖、太宗，又何取义？以谓高祖、太宗生长其地，故录之耶？则宣、懿二祖，何为删之？后妃上自姜◆，下及太姜，何为中间独无太任？姜非武功封邑，入于武功列女，以谓妇从夫耶？则唐高祖之太穆窦后，太宗之文德长孙皇后，皆有贤名，何为又不载乎？夫载所不当载，为芜为僭，以言识不足也。就其自为凡例，任情出入，不可诘以意指所在，天下有如是而可称高简者哉？

　　尤可异者，志为七篇，舆图何以不入篇次？盖亦从俗例也。篇勿首冠图，图止有二，而苏氏《璇玑》之图，乃与舆图并列，可谓胸中全无伦类者矣。

　　夫舆图冠首，或仿古人图经之例，所以揭一县之全势，犹可言也。《璇玑》之图，不过一人文字，或仿范氏录蔡琰《悲愤诗》例，收于列女之传可也。

　　如谓图不可以入传，附见传后可也。蓦然取以冠首，将武功为县，特以苏氏女而显耶？然则充其义例，既列文王于人物矣，曷取六十四卦之图冠首？既列唐太宗于人物矣，曷取六阵之图冠首？虽曰迂谬无理，犹愈《璇玑图》之仅以一女子名也。惟《官师志》褒贬并施，尚为直道不泯，稍出于流俗耳。　　书朝邑志后韩邦靖《朝邑志》二卷，为书七篇：一曰《总志》，二曰《风俗》，三曰《物产》，四曰《田赋》，五曰《名宦》，六曰《人物》，七曰《杂记》。

　　总约不过六七千言，用纸十六七番，志乘之简，无有过于此者。康《武功》极意求简，望之瞠乎后矣。康为作序，亦极称之。

　　今观文笔，较康实觉简净。惟总志于古迹中入唐诗数首，为芜杂耳。康氏、韩氏皆能文之士，而不解史学，又欲求异于人，故其为书，不情至此，作者所不屑道也。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，故以志法绳之，疵谬百出。韩氏则更不可以为志，直是一篇无韵之《朝邑赋》，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《朝邑考》。入于六朝小书短记之中，如《陈留风俗》、《洛阳伽蓝》诸传记，不以史家正例求之，未始不可通也。故余于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家之志，以《朝邑》为稍优。然《朝邑志》之疵病虽少，而程济从建文事，滥采野史，不考事实，一谬也。并选举于人物，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，二谬也。书其父事，称韩家君名，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。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，自系邦靖尊属，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，何人之母。古人临文不讳。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，然《滑稽传》有谈言微中，不讳谈字，恐讳名之说未确。就使讳之，而自叙家世，必实著其父名，所以使后人有所考也。今邦靖讳其父，而使人不知为谁；称其尊属为太宜人，而使人不知为谁之妻母，则是没其先人行事，欲求加人而反损矣。三谬也。

　　至于篇卷之名，古人以竹简为篇，简策不胜，则别自为编，识以甲乙，便稽核耳。后人以缯帛成卷，较竹简所载为多，故以篇为文之起讫，而卷则概以轴之所胜为量。篇有义理，而卷无义理故也。近代则纸册写书，较之卷轴，可增倍蓰，题名为卷，不过存古名耳。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，则分篇者，毋庸更分卷数，为其本自无义理也。今《武功》、《朝邑》二志，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，而括题俱以篇名，可谓得古人之似矣。《武功》用纸六十余番，一册足用，而必分七篇以为三卷，于义已无所取。《朝邑》用纸仅十余番，不足一册之用，而亦分七篇以为二卷，则何说也？或曰：此乃末节，非关文义，何为屑屑较之？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，此等篇题名目，犹且不达古人之意，则其一笔一削，希风前哲，不自度德量力，概可知矣。

　　书吴郡志后范成大《吴郡志》五十卷，分篇三十有九：曰沿革，曰分封，曰户口税租，曰土贡，曰风俗，曰城郭，曰学校，曰营寨，曰官字，曰仓库，而场务附焉，曰坊市，曰古迹，曰封爵，曰牧守，曰题名，曰官吏，曰祠庙，曰园亭，曰山，曰虎邱，曰桥梁，曰川，曰水利，曰人物，而列女附焉，曰进士题名，曰土物，曰宫观，曰府郭寺，曰郊外寺，曰县记，曰冢墓，曰仙事，曰浮屠，曰方技，曰奇事，曰异闻，曰考证，曰杂咏，曰杂志。篇首有绍定二年，汴人赵汝谈序。言“石湖志成，守具木欲刻。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，哗曰：”是书非石湖笔也。‘守莫敢刻，遂藏学宫。绍定初元，广德李侯寿朋以尚书郎出守。其先度支公嘉言，石湖客也。谒学问故，惊曰：“是书犹未刊耶？’他日拜石湖祠，从其家求遗书，校学本无少异。而书止绍熙三年，其后大建置，如百万仓、嘉定新邑、许浦水军、顾径移屯等类皆未载。

　　于是会校官汪泰亨，与文学士杂议，用褚少孙例，增所阙遗，订其误伪，而不自别为续焉。“又曰：”石湖在时，与郡士龚颐、滕成、周南厚三人数咨焉，而龚荐所闻于公尤多，异论由是作。益公碑公墓，载所为书，篇目可考“云云。其为人所推重如此。今学者论宋人方志，亦推罗氏《新安志》与范氏《吴郡志》为称首，无异辞矣。

　　余谛审之，文笔亦自清简，后世方志庸猥之习，彼时未开，编次亦尔雅洁。又其体制详郡而略县，自沿革、城池、职官题名之属，皆有郡而无县。　　县记二卷，则但记官署，间及署中亭台，或取题石记文而无其名姓，体参差不一律。此则当日志例，与近日府志之合州县志而成者，迥不相同。余别有专篇讨论其事，此固可无论也。第他事详邵略县，称其体例可也。沿革有郡无县，则眉目不分矣。宜其以平江路府，冒吴邵之旧称，冠全志而不知其谬也。且沿革叙入宋代，则云“开宝元年，吴越王改中吴军为平江军。太平兴国三年，钱俶纳土。”考史，是时改苏州矣，而志文不著改州。下突接云：“政和三年，升苏州为平江府。”上无苏州之文，忽入升州为府，文指亦不明矣。通体采摭史籍及诗文说部，编辑而成，仍注所出于本条下，是足为纂类之法，却非著作体也。风俗多摭吴下诗话，间亦考订方音，是矣。徐祐辈九老之会，章祐辈耆英之会，皆当日偶为盛事，不当入风俗也。学校在四卷，县记在三十七八卷；县治官字，既入县记，而学校兼志府县之学，是未出县名而先有学矣。坊市不附城郭，而附官字，亦失其伦。提点刑狱司、提举常平盐茶司题名，不入牧守题名本类，而附见官字之后，亦非法度。提点刑狱题名，皆大书名胜于上，而分注出身与来去年月于下；提举常平盐茶，皆大书官阶名姓于上，而分注任事年月于下，亦于体例未画一也。牧守载有名人，而题名反著于后，是倒置矣。官吏不载品制员额，而但取有可传者，亦为疏略。功曹掾属，与令长相间杂次，亦嫌令长之名在县记之先也。古迹与祠庙、官宇、园亭、冢墓、宫观、寺、山、川等，颇相混乱。别出虎丘一门于山之外，不解类例牵连详略互注之法，则触手皆荆棘矣。

　　人物不自撰著，裁节史传，亦纂类之例也。依次编为八卷，不用标目分类，尚为大雅。然如张、顾大族，代有闻人，自宜聚族为篇，一族之中，又以代次可也。乃忽分忽合，时代亦复间有颠例，不如诸陆之萃合一编，前后不乱。岂今本讹错，非范氏之原次欤？仙事、浮屠、方技，亦人物之支流，纵欲严其分别，亦当次于人物之后，别其题品可也。今于人物之后，间以进士题名、土物、宫观、府郭寺、郊外寺、县记、冢墓，凡十二卷后，忽出仙事以下三门，遂使物典人事，淆杂不清，可谓扰而不精之甚者矣。土物搜罗极博，证事亦佳。但干将、莫邪、属镂之剑，吴鸿、扈稽之钩，传记所载一时神物，亦复难以尽信，今概入之土物，非其类矣。奇事一卷，异闻三卷，细勘实无分别，考证疏而不至于陋。诗赋杂文，既注各类之下，又取无类可归者，别为杂咏一门，虽所收不恶，亦颇嫌漫漶无当也。每见近人修志，识力不能裁断，而又贪奇嗜琐，不忍割爱，则于卷末编为杂志，或曰余编。盖缘全志分门，如布算子，无复别识心裁，故于事类有难附者，辄为此卷，以作蛇龙之菹，甚无谓也。今观范氏志末，亦为杂志，则前辈已先导之。其实所载，皆有门类可归，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。其五十卷中，官名地号之称谓非法，人氏名号之倍笔乱填。盖宋人诗话家风，大变史文格律，其无当于方志专家，史官绳尺，不待言矣。其所以为世所称，则以石湖贤而有文，又贵显于当时。而剪裁笔削，虽不合于史法，亦视近日猥滥庸妄一流，固为矫出，得名亦不偶然也。然以是为方志之佳，则不确矣。

　　书姑苏志后王鏊《姑苏志》六十卷，首郡邑沿革，次古今守令，次科第，皆为之表；次沿革，次分野，次疆域，次山，次水，次水利，次风俗，次户口，次土产，次田赋，次城池，次坊巷，次乡都，次桥梁，次官署，次学校，次兵防，次仓场，次驿递，次坛庙，次寺观，次第宅，次园池，次古迹，次冢墓，次吴世家，附封爵氏族，次平乱，次宦绩，次人物，而人物之中，分名臣、忠义、孝友、儒林、文学、卓行、隐逸、荐举、艺术、杂技、游寓、列女、释老，凡一十三类；殿以纪异杂事。而卷次多寡，不以篇目为齐。名宦分卷为六，人物中之名臣分卷为十，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，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，仓场与驿递合为一卷，如此等类，不一而足。总六十卷，亦约略纸幅多寡为之，无义例也。《苏志》名义不一，即范氏成大以苏州为《吴郡志》，已失其理；而前人惟讥王氏不当以苏州府志为《姑苏志》，所谓贵耳而贱目也。然郡县志乘，古今卒鲜善本。如范氏、王氏之书，虽非史家所取，究于流俗恶烂之中，犹为矫出。今本《苏州府志》之可取者多，亦缘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。

　　然有荒谬无理，不直一笑，虽末流胥吏，略解文簿款式，断不出于是者，如发端之三表是也。

　　表一曰郡邑沿革，以府县为郡邑，其谬不待言矣。表以州、国郡、军、府、路为目，但有统部州郡而无县邑；无论体例不当，即其自标郡邑名目，岂不相矛盾耶？且职官有知县，而沿革无县名，不识知县等官何所附耶？尤可异者，表之为体，纵横以分经纬，盖有同年月而异地，或同世次而异支，所谓同经异纬，参差不齐，非寻常行墨所能清析，故藉纵横经纬以分别之。

　　如《守令表》，必以郡之守丞判录，县之令丞簿尉，横列为经；而以朝代年月，纵标为纬。后人欲稽莅任年月，由纵标而得其时世，由横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录，或先或后，或在同时，披表如指掌也，假有事出先后，必不同时，则无难列款而书，断无经纬作表之理。表以州、国、郡、军、府、路分格，夫州则苏州也，国则吴国也，郡则吴郡也，军府路则平江路府也，此皆一苏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，称吴国时并无苏州，称苏州时并无吴郡，称吴郡时并无平江路府；既无同时异出参差难齐之数，则按款罗列，阅者自知。今乃纵横列表，忽上忽下，毫无义例，是徒乱人耳目；胥吏文簿，不如是颠倒也。《古守令表》，以太守、都尉权摄分格。夫太守、都尉，固有同官年月。

　　至于权摄，犹今之署印官也。有守即无权守，有尉即无摄尉。权摄官与本官，断无同时互见之理，则亦必无纵横列表之法。今分列格目，虚占篇幅，又胥吏之所不为也。职官列表，当以时制定名；守令之表，当题府县官表，以后贯前可也。今云古守令表，于文义固无碍矣；至于今守令表，则今乃指时制而言也，仍以守令称明之知府、知县，名实之谬，又不待言矣。府官但列知府，而削同知以下；县官但列知县，而削丞簿之属，此何说也？又表有经纬，经纬之法，所谓比其类而合之，乃是使不类者从其类也。故类之与表，势不两立。表则不能为类，类则无所用表，亦胥吏之所通晓也。科第之表，分上、中、下，以古今异制，简编繁重，画时代以分卷可也。其体自宜旁书属籍为经，上书乡会科年为纬。举人、进士，皆科第也，今乃以科第为名，而又分举人、进士列为二表，是分类之法，非比类也。且第进士者，必先得举人。　　今以进士居前，举人列后，是于事为倒置，而观者耳目且为所乱，又胥吏所不为也。凡此谬戾，如王氏鏊，号为通人，未必出其所撰，大抵暗于史裁，又浸渍于文人习气，以表无文义可观，不复措意，听一时无识之流，妄为编辑，而不知其贻笑识者，至如是也。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。

　　至于官署建置，亭楼台阁，所列前人碑记序跋，仍其原文可也。志文叙述创建重修，一篇之中，忽称为州，忽称为郡，多仍《范志》原文，不知《范志》不足法也。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，名为苏州，政和五年以后，名为平江路府，终宋之世，无吴郡名。《范志》标题既谬，则志文法度，等于自郐无讥。王氏不知改易，所谓谬也。

　　又叙自古兵革之事，列为平乱一门，亦不得其解也。山川田赋，坊巷风俗，户驿兵仓，皆数典之目；宦迹流寓，人物列女，皆传述之体。平乱名篇，既不类于书志数典，亦不等于列传标人，自当别议记载，务得伦序。否则全志皆当改如记事本末，乃不致于不类之讥。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，尚非所责于此志也。其余文字小疵，编摩偶舛，则更不足深求矣。《苏志》为世盛称，是以不得不辨，非故事苛求，好摭先哲也。

　　书滦志后家存《滦志》四帙，板刻模糊，脱落颠倒，不可卒读。盖干隆四十七年，主讲水平，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，欲属余撰辑州志，因取旧志视余，即其本也。按《明史。艺文志》，有陈士元《滦州志》十一卷。陈字养吾，湖广应城人，嘉靖甲辰进士，历滦州知州，有盛名，著述甚富，多见《明志》，而史不列传。《应城县志》有传而无书目，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。余少侨应城，求其所著，一无所见。闻前知县江浦金。，尽取其家藏稿以去，意甚惜之。今此志尚称陈君原本。康熙中，知州侯绍歧依例续补，虽十一卷之次，不可复寻，而门类义例，无所改易。篇首不知何人撰序，有云：“昔宦中州，会青螺郭公议修《许州志》。公曰：”海内志书，李沧溟《青州志》第一，其次即为《滦志》。‘“似指陈君原本而言。其书与人，均为当世盛称，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。今观其书，矫诬迂怪，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；文理至此，竟不复可言矣。陈君以博赡称，而《滦志》庸妄若此，其他著述，不知更如何也。而郭氏青螺又如此妄赞，不可解矣。

　　其书分四篇：一曰世编，二曰疆里，三曰壤则，四曰建置。世编用编年体，仿《春秋》书法，实为妄诞不根。篇首大书云：“帝喾氏建九州，我冀分。”传云：“书者何？志始也。”云云。以考九州分域，又大书云：“黄帝逐荤粥。”传云：“书荤粥何？我边邵也。”又大书云：“周武王十有三祀，夷齐饿死于首阳，封召公奭于燕，我燕分。”此皆陈氏原编，怪妄不直一笑。《春秋》，鲁国之书，臣子措辞，义有内外，故称鲁为我，非特别于他国之君。且鲁史既以国名，则书中自不便于书国为鲁，文法宜然，非有他也。郡县之世，天下统于一尊，珥笔为州县志者，孰非朝廷臣子，何我之有？　　至于公谷传经，出于经师授受，隐微之旨，难以遽喻，则假问答而阐明之，非史例也。州县之志，出于一手撰述，非有前人隐义，待已阐明，而自书自解，自问自答，既非优伶演剧，何为作独对之酬酢乎？且刘氏《史通》，尝论《晋纪》及《汉晋春秋》，力诋前人摩拟无端，称我与假设问答，俱在所斥。陈氏号为通博，独未之窥乎？国史且然，况州县志乎？周武王十有三祀，文尤纰缪。殷祀周年，两不相蒙。《洪范》为箕子陈畴，书法变例，非正称也。陈氏为夷齐之故，而改年称祀，其下与封召公，同蒙其文，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？且夷齐不食周粟，饿死首阳，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，非绝粒殉命之谓也。大书识其年岁，不傎甚乎？即此数端，尚待窥其余乎？
其世编分目为三：一曰前代，二曰我朝，三曰中兴。其称我朝者，终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；其题中兴者，断始嘉靖二十九年，实亦不得其解。疆里之目有六：曰域界，曰理制，曰山水，曰胜概，曰风俗，曰往迹。壤则之目有七：曰户口，曰田赋，曰盐法，曰物产，曰马政，曰兵政，曰驿传。建置之目十一：曰城池，曰署廨，曰儒学，曰仓库，曰铺舍，曰街市，曰坊牌，曰楼阁，曰桥渡，曰秩祀，曰寺观。而官师人物。科目选举，俱在编年之内。　　官师则大书年月，某官某人来任；其人有可称者，即仿《左传》之例，注其行实于下。科目则曰，某贡于学，某举于乡，某中某傍进士。其有可称者，亦同官师之例，无则阙之。孝义节烈之得旌者，书于受旌之日。而暗修之儒，能文之士，不由科目，与夫节孝之妇，贞淑之女，偶不及旌，则无入志之例矣。

　　尤有异者，侯君续陈之志，于明万历四十七年，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，分注前明年号于下；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，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。夫前明疆宇，未入我朝版图，国朝史笔，于书明事，不关于正朔者，并不斥去天启、崇祯年号。藉曰臣子之义，内本朝而外前明，则既书天命年号于上，事之在前明者，必当加明字以别之；庶使阅者知所主客，是亦一定理也。今冯运泰乃明之进士，林应聚乃明之知州，隶于本朝年号之下，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，是直以明之进士知州，为本朝之科第职官，不亦诬乎？　　至《滦志》标题，亦甚庸妄。滦乃水名，州亦以水得名耳。今去州字，而称《滦志》，则阅题签者，疑为滦水志矣。然《明。艺文志》以陈士元撰为《滦州志》，则题删州字，或侯绍岐之所为。要以全书观之，此等尚属细事，不足责也。

　　书灵寿县志后书有以人重者，重其人而略其书可也；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，重其意而略其辞可也。平湖陆氏陇其，理学名儒，何可轻议？然不甚深于史学，所撰《灵寿县志》，立意甚善，然不甚解于文理。则重陆之为人，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。重其人，因重其书，以谓志家之所矜式，则耳食矣。余按陆氏《灵寿县志》十卷：一曰地理，纪事方音附焉，二曰建置，三曰祀典，四曰灾祥，五曰物产，六曰田赋，七曰官师，人曰人物，人物之中，又分后妃、名臣、仕绩、孝义、隐逸、列女，九选举，十艺文。而田赋、艺文分上下卷，祀典、灾祥、物产均合于一，则所分卷数，亦无义例者也。其书大率简略，而田赋独详，可谓知所重矣。《叙例》皆云：“土瘠民贫，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，土著者不可侈靡争竟。”尤为仁人恺悌之言。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，其用心真不愧于古循良吏矣。

　　篇末以己所陈请于上，有所兴废于其县者，及与县人傅维云往复论修志凡例终编。其兴废条议，固切实有用；其论修志例，则迂错而无当矣。余惧世人徇名而忘其实也，不得不辨析于后。

　　如篇首地理，附以方音可也，附以纪事谬矣。纪事，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，编年而书，是于一县之中，如史之有本纪者也。纪事可附地理，则《舜典》可附于《禹贡》，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。书事贵于简而有法，似此依附，简则简矣，岂可以为法乎？建置之篇，删去坊表，而云所重在人，不在于坊，其说则迂诞也。人莫重于孔子，人之无藉书志以详，亦莫如孔子。　　以为所重有在，而志削其文，则阙里之志，可焚毁矣。坊表之所重在人，犹学校之所重在道也，官署之所重在政也，城池之所重在守也。以为别有所重而不载，是学校、官廨、城池皆可削去，建置一志，直可省其目矣。寺观删而不载，以谓辟邪崇正，亦迂而无当也。《春秋》重兴作，凡不当作而作者，莫不详书，所以示鉴戒也。如陆氏说，则但须削去其文，以为辟邪崇正，千百载后，谁复知其为邪而辟之耶？况寺观之中，金石可考，逸文流传，可求古事，不当削者一也。僧道之官，定于国家制度，所居必有其地，所领必有其徒，不当削者二也。水旱之有祈祷，灾荒之有赈济，弃婴之有收养，先贤祠墓之有香火，地方官吏多择寺观以为公所，多遴僧道以为典守，于事大有所赖，往往见于章奏文移，未尝害干治体。是寺观僧道之类，昔人以崇异端，近日以助官事，正使周孔复生，因势利导，必有所以区处，未必皆执人其人而庐其居也。陆氏以削而不载，示其卫道，何所见之隘乎？官师选举，止详本朝，谓法旧志断自明初之意，则尤谬矣。旧志不能博考前代，而以明初为断，已是旧志之陋；然彼固未尝取其有者而弃之也。今陆氏明见旧志，而删其名姓，其无理不待辨矣。自古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诸侯，理势然也。

　　方志诸家，于前代帝王后妃，但当著其出处，不可列为人物，此说前人亦屡议之，而其说讫不能定。其实列人物者，谬也。姑无论理势当否，试问人物之例，统载古今，方志既以前代帝王、后妃，列于人物，则修京兆志者，当以本朝帝、后入人物矣。此不问而知其不可。则陆志人物之首后妃，殊为不谨严也。

　　至于篇末与傅维云议，其初不过所见有偏，及往复再辨，而强辞不准于情理矣。其自云：“名臣言行，如乐毅、曹彬，章章于正史者，止存其略。”维云则谓“三代以上圣贤，事已见经籍者，史迁仍入《史记》；史迁所叙孝武前事，班固仍入《汉书》，不以他见而遂略。前人史传文集，荒僻小县，人罕尽见；艺文中如乐毅《报燕王书》、韩维《僖祖庙议》，不当刊削。”其说是也。陆氏乃云：“春秋人物，莫大于孔子，文章亦莫过于孔子。《左传》于孔子之事，不如叔向、子产之详，于孔子之文，不如叔向、子产之多。

　　相鲁适楚，删书正乐，事之章章于万世者，曾不一见；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，昭昭于万世者，曾不一见。以孔子万世圣人，不必沾沾称述于一书，所以尊孔子也。“此则非陆氏之本意，因穷于措办，故为大言，以气盖人，而不顾其理之安，依然诋毁阳明习气矣。《左传》乃裁取国史为之，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，义与《春秋》相为经纬。子产、叔向，贤而有文，又当国最久，故晋、郑之享，多涉二人言行，非故详也，关一国之政也。孔子不遇于时，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，是与国事相关，何尝不详载乎？其奔走四方，与设教洙泗，事与国政无关，左氏编年附经，其体径直，非如后史纪传之体，可以特著道学、儒林、文苑等传，曲折而书，因人加重者也。虽欲独详孔子，其道无由，岂曰以是尊孔子哉！至谓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不入《左传》，亦为左氏之尊孔子，其曲谬与前说略同，毋庸更辨。第如其所说，以不载为尊，则帝典之载尧舜，谟贡之载大禹，是史臣不尊尧、舜、禹也；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，是诗人不尊周先王也；孔子删述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。其说尚可通乎？且动以孔子为拟，尤学究压人故习。试问陆氏修志初心，其视乐毅、曹彬、韩维诸人，岂谓足以当孔子邪？

　　又引太史公《管晏传赞》有云：“吾读《管子》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》，其书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。“可见世所有者，不必详也。此说稍近理矣，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，盖重在轶事，故为是言。且诸子著书，亦不能尽裁入传。韩非载其《说难》，又岂因其书为世所有而不载耶？文入史传，与入方志艺文，其事又异。史传本记事之文，故裁取须严；而方志艺文，虽为俗例滥入诗文，然其法既宽，自可裁优而入选也。必欲两全而无遗憾，余别有义例，此不复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