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廿二史札记》 卷二十六 宋史
岁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，定岁币之数：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。 仁宗时，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，再与定盟，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。
夏主元昊既纳款，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。
南渡后，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，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。 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。
开禧用兵既败，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。 至金哀宗时，宋停其岁币。
后数年金亡，元太宗曾遣王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，宋不与。
按宋之于金，岁币外，每金使至又有馈赠，大使金二百两，银二千两，副使半之，币帛称是。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。故路伯达使宋回，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。（见金史路伯达传）梁肃使宋回，以所得礼物多，至推排物力时，自增六十贯。（金史梁肃传）金使至夏国者，夏国馈赠，视诏书几道为多寡。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，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。（金史完颜纲传）金史路伯达传赞曰“受岁币，礼也；使者至燕享，亦礼也，纳其贿可乎？乃习以为常，莫有知其非者。出则云酬劳效，归则云增物力，上下惟利是视，此何理耶？”
和议
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，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，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，乃为真义理也。
宋遭金人之害，掳二帝，陷中原，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，此义理之说也。然以屡败积弱之余，当百战方张之寇，风鹤方惊，盗贼满野，金兵南下，航海犹惧其追，幸而饱掠北归，不复南牧，诸将得以剿抚寇贼，措设军府，江淮以南，粗可自立。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，即长驱北指，使强敌畏威，还土疆而归帝后，虽三尺童子，知其不能也。
故秦桧未登用之先，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。
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，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。
绍兴五年，将遣使至金，通问二帝，胡寅言“国家与金世仇，无通使之理。”
张浚谓“使事兵家机权，日后终归于和，未可据绝。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。
陈与义云“和议成，岂不贤于用兵？不成则用兵必不免。”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。
高宗谓赵鼎曰“今梓宫、太后、渊圣皆在彼，若不与和，则无可还之理。”此正高宗利害切己，量度时势，有不得不出于此者。
厥后半壁粗安，母后得返，不可谓非和之效也。
自胡铨一疏，以屈己求和为大辱，其议论既恺切动人，其文字又愤激作气。天下之谈义理者，遂群相附和，万口一词，牢不可破矣！然试令铨身任国事，能必成恢复之功乎？不能也！即专任韩、岳诸人，能必成恢复之功乎？亦未必能也！故知身在局外者，易为空言；身在局中者，难措实事。秦桧谓“诸君争取大名以去，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。”斯言也！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。
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！吕本中言“大抵献言之人，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。言不酬，事不济，则脱身去耳！朝廷之事，谁任其咎？”汤思退亦云“此皆利害不切于己，大言误国，以邀美名，宗社大计，岂同戏剧？”斯二人者，虽亦踵桧之故智，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！
统宋一代论之。
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，太祖、太宗久欲取之，自高梁河、岐沟关两败之后，兵连祸结，边境之民烂焉。澶渊而后，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。
元昊跳梁，虽韩、范名臣不能制，亦终以岁币饵之，而中国始安枕。 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，况南渡乎？ 且南渡之初，非不战也，富平一败，丧师数十万，并陕西地尽失之，卒归于和而后已。
及金亮渝盟，兵叛身弑，此时宜可乘机进取，乃宿州一溃，又弃唐、邓、海、四而卒归于和。
其后开禧用兵，更至增岁币，函送韩侂胄之首，而后再定和议。
此和与战，利害之较然者也。
及与蒙古共灭金，两国方敦邻好，使早定和议，坚守信誓，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，可以财帛饵也，而举朝泄泄（竞进），付之不理，致蜀地先失，鄂亦被兵。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，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，世祖遂撤兵去，似道归，又以援鄂为己功，深讳议和，不复践夙约，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，更锢之真州，不答一书，不遣一使，于是遂至亡国。
是宋之为国，始终以和议而存，不和议而亡。盖其兵力本弱，而所值辽、金、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，天之所兴，固非人力可争，以和保邦，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。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，妄肆诋諆，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，听其言则是，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。
按宋南渡后，亦未尝无可乘之机。
其一在金废刘豫，以地予宋，而乌珠（旧史名兀术）又兴兵来取之时。宋则刘锜有顺昌之捷，韩世忠围淮阳，有泇口镇、潭城、千秋湖之捷，且曰“兵势最重处，臣请当之。”岳飞有郾城之捷、颖昌之捷，已进军至朱仙镇，遣将经略京东西、汝、颖、陈、蔡诸郡，且曰“直捣黄龙，与诸君痛饮耳。”吴璘在蜀，亦有石壁砦、百通坊、剡家湾、腊家城之捷，使乘此势，策励诸将进兵，河以北虽不可知，而陕西、河南地未必不可得。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，遽令班师，遂成画淮之局，此一失也。 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，军溃而归。中原鼎沸，南有魏胜、李宝之起义，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。金世宗虽贤，登极未久，国势易摇；宋则孝宗为君，张浚为相，皆锐意恢复者，使有韩、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，自当大有克捷。而诸宿将已无在者，仅一刘锜老病垂死，吴璘亦暮气不振，所恃李显忠、邵宏渊辈，望轻才薄，才得灵虹，至宿州辄大溃，于是三京终不可复。此又一失也。
统前后观之，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，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，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。（明邱浚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，为世儒所讪笑，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？然通观古今者，必见及此也。）
西夏番盐
郑文宝传：诸羌少树艺，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，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，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，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，以给陕西民食，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。诏从之。乃设禁，有私市者抵死。行之数月，犯者益众，戎人乏食，屡入寇掠。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、邓、襄、汝间，得善价，关、陇民转至无盐以食。太宗知其事，遣钱若水视之，遂弛其禁。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。
其后因元昊强肆，则又禁番盐以困之。孙甫传：元昊称臣，乞岁卖青盐十万石。甫疏言“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，先帝以其乱法不听。及再请，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。盖盐乃中国之利，西戎之盐味胜解池，既开其禁，则流于民间，无所堤防。”梁鼎亦疏云“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，其价甚贱，及禁青盐以困贼，令商贾入粟，运解盐于边，其价与番盐不相远，故番盐不能售。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，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，乃资盗粮也。”是二说者，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。
按夏国传，元昊既纳款，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，第不通青盐。是宋自西夏用兵后，不复许番盐入境也。然当中外分界之时，固不可不严其禁，若中外一统之世，则又不妨听其入边。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，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，亦良法也。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，则日久不能无弊耳。
宋宰相屡改官名
宋承唐制，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。 初无定员。
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，监修国史。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。
或置三相，则昭文、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。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，王溥监修国史，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。
三师（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）、三公（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）则为宰相加官。
神宗新官制：置侍中、中书令，而尚书令不设，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。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以行侍中之职。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以行中书令之职。 政和中，改左右仆射为太宰、少宰，仍兼两省侍郎。
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。
建炎三年，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门下、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，废尚书左右丞。从之。
干道八年（孝宗），诏尚书左右仆射，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，删去侍郎、中书令、尚书令之职，以丞相充。
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。恐阅史者易于淆惑，故录出之。 平章事之称，本始于唐。
按旧唐书高宗永淳元年，以郭待举、岑长倩、郭正一、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，同承受进止平章事。上谓崔知温曰“待举等历任尚浅，且令预闻政事，未即与卿等同名称。”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，遂以平章为名。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。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。 宋因之，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，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，则以处老成硕德，如文彦博、吕公著是也。
开禧元年，韩侂胄为丞相，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。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，去同字则所任者专。时陈自强为右丞相，请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。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。其后贾似道亦为之。
德祐中，王爚进平章军国重事，陈宜中为左丞相，留梦炎为右丞相，是又于两相之上，特设此官。盖沿侂胄、似道之班位，而又稍变其制也。
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，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。元制：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，不以授汉人，汉人惟为平章政事，亦称宰执。如王文统、许衡是也。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。 宋节度使
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。宋初犹存此官，然无所职掌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，或宰相、枢密使出判大府，亦系此衔，谓之使相。
元丰新官制，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其后仍复此官。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。 至徽宗时，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。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。
南渡以后，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，并有兼两镇、三镇者。如韩世忠兼镇南、武安、宁国节度使，张浚兼静江、宁武、静海节度使是也。
继世为相
再世为相，汉推韦、平，唐推苏、李，已属仅事。
宋则有三世为相者： 吕蒙正相太宗，其侄夷简相仁宗，夷简子公著，哲宗时亦为相。传赞谓世家之盛，古所未有。 南宋则史浩相孝宗，其子弥远相宁宗、理宗，浩孙嵩之（弥远之侄），理宗时亦为相。
其再世为相者：韩琦历相仁、英、神三帝，其子忠彦，徽宗时亦为相。 按琦固名相，忠彦亦不失父风。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，嵩之谋起复为无父，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。若吕氏奕世勋猷，辉映史册，可谓极盛矣！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，不以门阀自高，益能守正不挠，为时名相，尤不可及也。 三入相
宋史吕蒙正传赞谓“国朝三次入相者，惟赵普及蒙正。”然蒙正后，又有王钦若、张士逊、吕夷简、文彦博、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，蔡京并至四次入相。宋史所云，尚未深考也。今录于左：
赵普：干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，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。太平兴国初再入相，拜司徒兼侍郎。八年，出为武胜军节度使。雍熙三年再入相，拜太保兼侍中。 吕蒙正：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，淳化初罢为吏部尚书。四年又以本官入相，至道中出判河南府。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。
王钦若：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以与马知节争论罢。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寻出判杭州。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 张士逊：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后出知江宁。明道初再入相，进中书侍郎，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，封郢国公。
吕夷简：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，后出判陈州。未几复相，封申国公，再出判许州。未几，又以右仆射入相，进位司空。
文彦博：平贝州归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唐介劾罢，出知许州。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，久之，出判河南，以太师致仕。元祐初召平章军国重事，六日一朝。
陈康伯：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，出判信州。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，出知建康府。淳熙九年拜右丞相，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，改为丞相。
四次入相
蔡京：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，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，三年罢，出居杭州。政和二年召还再相，三日一至都堂，宣和二年令致仕。六年再起，领三省。凡四当国。
两次入相
张齐贤：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后出知河南府。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李昉：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，寻罢。淳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 向敏中：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，寻出知永兴军。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。
陈尧叟：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，寻罢，领群牧使。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。 陈执中：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降给事中。皇祐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。
冯拯：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出为武胜军节度使。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。 贾昌朝：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判大名府。嘉祐元年又兼侍中，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。
李迪：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罢知郓州。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王曾：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知青州。景祐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。
富弼：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英宗时以足疾辞，出判扬州。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
范纯仁：元祐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出知颖昌。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。
赵鼎：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寻出知绍兴府。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张浚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都督江淮军马，以吕祉事罢。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都督如故。凡两为节相。
朱胜非：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，寻出知洪州。绍兴二年又入相。
吕颐浩：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为江东安抚使。绍兴元年，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 秦桧：自金归，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二年罢。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汤思退：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，寻罢。隆兴六年，又拜左仆射。
史浩：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，寻奉祠。淳熙五年又为右丞相，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。
梁克家：干道八年拜右丞相，后出知建康。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，封仪国公。
郑清之：端平初为右丞相，寻乞罢。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。 吴潜：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，十五年出判庆元。寻又拜特进左丞相。 程元凤：宝祐中拜右丞相，出判福州。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。
陈宜中：德祐元年拜特进右丞相，被劾竟去。召之入朝，仍为右丞相。元兵入，宵遁。益王立于福州，又以为左丞相。
文天祥：德祐初拜右丞相，使元军脱归。益王立，仍拜右丞相。
王安石之得君
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，引用奸邪，更张法令，驯至靖康之难。人皆咎安石为祸首，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。
帝自命大有为之才，尝欲克复燕云，恢张先烈。
当其为颖王时，已与韩维论功名。（见维传）
及即位，富弼因奏对即曰“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。”盖已窥见意旨矣。（见弼传）
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，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。（见安礼传）
苏颂使契丹归，帝问以山川人情，颂曰“彼讲和日久，未有他意。若汉武久勤征讨，匈奴终不服。至宣帝时，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。唐中叶以后，河湟陷于吐蕃，宪宗欲复之而不能。至宣宗时，乃以三关七州来归。盖外国之叛服不常，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。”颂意盖有所讽云。（见颂传）
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，别储于景福殿后，神宗题此库云“五季失图，玁狁孔炽，艺祖造邦，思有惩艾，爰设内府，基以募士，曾孙保之，敢忘厥志。”又诗曰“每虔夕惕心，妄意遵遗业，顾予不武姿，何日成戎捷。”（见食货志）
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。
后帝与大臣定议，将遂举兵，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，太后曰“吉凶悔吝生乎动，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。万一不谐，生灵所系，可胜言哉？苟可取，则太祖、太宗已取之，何待今日？”（见慈圣光献曹后传） 观此数传，则帝意在用武开边，复中国旧地，以成盖世之功。而环顾朝臣，皆习故守常，莫有能任其事者。安石一出，悉斥为流俗，别思创建非常，突过前代。帝遂适如所愿，不觉如鱼得水，如胶投漆，而倾心纳之。欲用兵必先聚财，于是青苗、免役之法行；欲聚财必先用人，于是吕惠卿、章惇之徒进。虽举朝争之，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，外而韩琦、富弼诸老臣，俱以安石为不可用，而帝持之愈力，护之愈坚。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，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，王安石出而与之遇，宜其流毒不能止。然则非安石之误帝，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。厥后兵不敢用于北，而稍试于西，灵武之役，丧师覆将，涂炭百万，帝中夜得报，起环榻行，彻旦不寐。（见宣仁高后传）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，已晚矣！善乎韩维之论曰“圣人功名，因事而见，不可先有功名心。”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！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
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，人皆知之，然青苗钱之名，不自安石始也。
宋史赵瞻对神宗云“青苗法，唐行之于季世。”范镇亦言“唐季之制不足法。”按通鉴：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，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。此青苗之始也。旧唐书：干元以来用兵，百官缺俸，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，命御史府差官征之，以充百官奉料。永泰二年，侍御韦光裔为使，得钱四百九十万贯。其冬，诏减青苗地头钱，三分取一，遂为常制。每岁特设使者，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、刘晏兼诸道青苗使、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。食货志：大历元年，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，每亩税三十文。永泰八年，诏天下青苗地头钱，每亩一例十五文。德宗又增三文，以给骑。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，不及待秋敛，当苗方青即征之也。 是唐所谓青苗钱，并与宋制不同。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，唐直计亩加税耳。（按唐时长安、万年二县，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，收其息以供杂费。宋之青苗钱，正唐杂税钱之法耳） 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，本以利民。
宋史李参传：参为陕西转运使，部多戍兵，苦食少，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，先贷以钱，俟麦粟熟，输之官，号青苗钱。经数年，廪有羡粮。
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。在参行之，固为善政。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，当亦以行之久，则弊生耳。
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，贷谷与民，立息以偿，俾新陈相易，民甚便之。安石操履廉洁，亲施之于一县，民自有利而无害。
及登朝柄用，以此事已效于一县，遂欲行之天下，然犹未敢遽行，使苏辙议之，辙力陈其弊，乃不复言。
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，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，（即本李参之术）春散秋敛，与安石意合，于是决然行之。（见苏辙传） 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，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，广廉又奏请于上也。 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，非惟安石能利民，而李参已先有成绩，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。至著为功令，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，而不顾民之愿否；不肖者又藉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，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。
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，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。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，而一岁凡两放两收，则其息已加四，有司又约中熟为价，令民偿必以钱，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，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，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！此所以病民也。
即如常平社仓，何尝非古人善政。然沿及后世，常平春借秋还，出则克扣，入则浮收，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。社仓听民自为经理，宜更无弊矣。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，必岁签殷户承充，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。又必岁遣小官稽核，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。
古来未尝无良法，一经不肖官吏，辄百弊丛生，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。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，则民不被其泽。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，非惟不被其泽，且转受其害也哉！
车盖亭诗
哲宗即位，蔡确播浮言，谓由己拥护。既失势，遂怨望，至安陆，尝游车盖亭，赋诗十章，内有用郝甑山事。甑山者，唐郝处俊封甑山公。高宗欲逊位武后，处俊谏而止。确引之以比宣仁后，兼有“沧海扬尘”等语，尤悖逆。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。于是左右谏议张焘、范祖禹、左右司谏王岩叟、吴安诗、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，遂贬英州别驾，新州安置。
沧海扬尘，谓世事巨变，同“沧海桑田”。此为吴处厚构讦蔡确之语。按宋史处厚传：蔡确尝从处厚学赋，及作相，处厚通笺乞怜，确无汲引意。王圭为大理丞，王安礼、舒亶相攻，事下大理，处厚以安礼与圭善，论亶用官烛为自盗。确欲救亶，密遣人致意处厚，不从，确怒欲逐之，未果。圭请除处厚馆职，确又沮之。元祐中，确知安州，有卒当戍汉阳，确固不遣，处厚怒曰“尔在庙堂时数陷我，今比郡作守，犹尔邪？”会得确车盖亭诗，乃笺释上之，云“郝处俊封甑山公，会高宗欲逊位武后，处俊谏止，今乃以比太皇太后。且用沧海扬尘事，此盖时运之大变，尤非佳语。讥谤切害，非所宜言。”确遂南窜。擢处厚知卫，然士大夫由此畏恶之。
宣仁后曰“帝以子继父，有何间言？而确自谓有定策功，妄煽事端。规为异时炫惑地，吾不忍明言，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。”此正后之深识远虑。若论确设心之奸险，措词之凶悖，虽诛戮尚不足蔽辜，仅从远窜，已属宽典。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，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，
谓“圣朝务宜宽厚。”力言于宣仁帘前，并言于哲宗者，范纯仁及王存也；
谓“注释诗语，近于捃摭，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。”盛陶也；
谓“以诗罪确，非所以厚风俗者。”李常也； 谓“恐启罗织之渐。”上疏论列，及闻确谪命，又封还除目者，彭汝砺也； 谓“薄确之罪，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；若深罪确，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。皇帝宜敕置狱逮治，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，则仁孝两全者。”苏轼也；
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，及闻新州之命，又谓“自干兴以来，不窜逐大臣，已六十余年，一旦行之，恐人情不安。”；
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，亦谓“确不足惜，然为宰相，当以宰相处之。”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。 可见是时朝野内外，无不以谪确为过当。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，纵有罪恶，止从黜谪，绝少岭海之行，久已习见，以为当然。一旦有此远谪，便群相惊怪，不论其得罪之深，反以为用刑之滥，政令纵弛，人无畏惧，实由于此，宋之所以不竞也。
同文馆之狱
神宗不豫时，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，诱宣仁后（英宗宣仁高皇后，神宗生母）侄公绘曰“延安（即哲宗，时为延安郡王）幼冲，雍（神宗弟雍王赵颢）、曹（神宗弟曹王赵頵）皆贤王也。”公绘惊趋出（公绘惊曰：“此何言？君欲祸吾家邪！”），恕计不行，反扬言“太后属意雍王，使首相王圭知之”（反宣言“太后属意雍王，与王圭表里。”）。确乃约圭同入问疾，阳以语勾致圭，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，俟圭语小异即诛之。既而圭言“上自有子”，恕计无所施。（恕导确约圭入问疾，阳勾致圭语，使知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，须圭小持异则执而诛之。既而圭言“上自有子，定议立延安。”恕益无所施，犹自谓有定策功，传播其语。）而语稍闻于宣仁后，遂黜恕出知随州。
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，绐司马光子康手书，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“方今主少国疑，宣训事尤可虑。”宣训者，北齐娄太后宫名，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，而立少子演，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。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，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，又恐人疑非光言，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。其设心可谓黠矣！会确贬新州，恕亦远谪，事不果行。 绍圣初，章惇、蔡卞当国，欲甘心元祐诸贤，引恕入为御史中丞，于是恕追理前说，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，追讼其父在日知王圭谋立雍王以实其言，总欲以此为题，陷害诸正人，并诬宣仁后以见已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。
先是刘挚、吕大防为相时，文潞公（文彦博）之子及甫居丧，恐服除不得京官，抵书邢恕曰“改月遂除，入朝之命未可必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济之以粉昆，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，可为寒心。”其谓司马昭者，本指吕大防，粉昆者，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，时韩忠彦执政，其弟嘉彦尚主，故以忠彦为粉昆也。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，（刘挚传谓蔡渭。邢恕传谓蔡懋。皆确子也。）使上其书，讼当时宰相刘挚、吕大防等陷其父确，谋危宗社，引此书为证，惇、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、王岩叟等，以为有废立意，置狱于同文馆，用蔡京、安惇杂治之，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“司马昭指刘挚，粉谓王岩叟面如白粉，昆谓梁焘字况之，况犹兄也。”（文及甫亦可谓名父之子多败德）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，并以悖逆坐司马光、吕公著，甚至欲追废宣仁后。会无实据，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，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，乃止，章惇又疏言司马光、刘挚、梁焘、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，惧陛下一日新政，必有欺君之诛，乃密为倾摇之计，帝曰“元祐诸臣，果如是乎？”惇、京曰“诚有是心，但反形未具耳。”帝乃锢挚、焘等子孙，（见刘挚、邢恕、蔡确、章惇、安惇等传）
呜呼！固一己之权位，而欲以悖逆诬正人，以图一网打尽，甚至诬及母后，奸人之处心设计，真可畏哉！
秦桧文字之祸
秦桧赞成和议，自以为功，惟恐人议己，遂起文字之狱，以倾陷善类。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，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，无不争先告讦，于是流毒遍天下。
今见于高宗本纪者：
茶陵县丞王庭圭作诗送胡铨，坐谤讪，停官，辰州编管。
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，语涉谤讪，诏送大理寺，狱成。光遇赦，永不检举；孟坚除名，峡州编管；（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）胡寅、程瑀、潘良贵、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；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，新州安置。
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。
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，惠州编管。
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，弃市。
叶三省、王远通书赵鼎、王庶，三省落职筠州居住，远除名高州编管。
黄岩县令杨炜诽谤，除名，万安军编管。知台州萧振落职，池州居住。（振知台州，炜每大言无顾忌，振击节称善，遂荐炜改秩，又移书于桧从子秦昌时，俾同荐之。属吏密语振曰：“炜尝以书责李参政及太师，昌时义不当举，待制亦不可举。”振曰：“吾业已许之，岂可中辍？”遂因炜狱中供前事而贬。） 大府丞范彦辉谤讪，除名，荆门军编管。
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，邕州编管。
知建康府王循友，以桧捃摭，命大理寺鞫之，贷死，循州安置。
王超以交通李光，下狱，除名，辰州编管。
故学士程瑀、知饶州洪兴祖、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，兴祖昭州，安行钦州，俱编管。瑀子孙并论罪。 通判沉长卿、县尉芮奕作诗讥讪，除名，长卿化州，奕武冈军，俱编管。
知泉州宗室令衿坐交结罪人，汀州安置。
又命大理寺鞫张祈附丽胡寅狱。
此皆本纪所书也。 其散见于各传者：
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，谪监广州盐。
罗汝楫劾其横议，除名，编管新州。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，再移吉阳军。 李光以忤和议，谪藤州，守臣言其作诗风刺，再移琼海。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，乃又移昌化军。
赵鼎窜潮州，又移吉阳军。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，鼎知桧必杀己，遂不食而死。 张浚窜连州，又徙永州。
盖此数人者，名愈高，桧忌之愈甚，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，屡濒于死，而凡与之交际者，亦必被祸不少贷。
王庭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，而铨先谪广州。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，谪知安远军。
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，流袁州。
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，除名，永州编管。
此以铨而连及者也。
叶三省、王远、王超既以通书赵鼎、李光得祸。
吴元美之下狱也，以家有潜光亭、商隐堂，为人首告，谓亭号潜光，有心于党李，堂名商隐，无意于事秦，所谓党李者，亦指光也。 此因鼎、光而连及者也。
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，连逮数十家，将诬以不轨。
此因浚而连及者也。
桧尝书铨、鼎、光、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（高宗亲书“一德格天”匾其阁），必欲杀之。
赵汾之狱，其父鼎已死，桧令大理寺鞫之，欲汾自诬与铨、光、浚等谋大逆，所连及一时名士，至五十三人。会浍死，始得免。设桧不死，则肆害更未有已也。 他如程瑀等之以论语得罪，则以瑀尝为论语说，至弋不射宿，谓孔子不欲阴中人，洪兴祖序之，魏安行锓之（刻版印行），故皆及祸。 赵令衿之得罪也，则因观桧家庙记，口诵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为桧侄婿汪召锡所告，故安置汀州后，再牵入赵汾狱，几死。
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，下狱死。
黄龟年以论桧，贬。
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“夫差！而忘越之杀而父乎？”杖脊刺配吉阳军。
闽浙大水，白谔有燮理乖谬语，刺配万安军。
高登亦以考试策问闽浙大水之由，郡守以达桧，坐以事，编管容州。 进士黄友龙坐谤讪，黥配岭南。
内侍裴咏坐指斥，编管邕州。
径山僧清言，以谤讪被黥。 何兑诵其师马伸在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书，桧以为分己功，编管英州。
郑圮、贾子展以会中有嘲谑讲和之语，圮窜容州，子展窜德庆。
此则不必与铨等相涉，第语言文字稍触其忌，即横遭诬害，更不可数计矣！
桧又疏禁野史，许人首告，并禁民间结集经社，甚至司马伋自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所著，李光家亦举光藏书万卷悉焚之。（桧先禁私史，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，时司马伋遂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，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。） 其威焰之酷，真可畏哉！ 秦桧史弥远之揽权
蔡京、章惇之奸恶，犹第谐臣媚子伎俩，长君逢君，窃弄威福，人主能用之，亦尚能罢之。若秦桧、史弥远之柄国，则诛赏予夺，悉其所主持，人主反束手于上，不能稍有可否，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！姑不必一一实指其事，但观宋史各列传可见也。
李浩传：自秦桧用事塞言路，及上总揽威权，浩与王十朋等始相继言事。王纶传：绍兴二十六年，高宗躬亲政事，收揽威柄，（秦桧死于二十五年）召诸贤于散地。甚至虞允文疏谓“秦桧盗权，十有八年，桧死权归陛下。”此语直奏于高宗之前，则桧未死以前，高宗不能有权可知也。
洪咨夔传：史弥远死，帝始亲政。崔与之传：端平初，帝始亲政。郑清之传：端平元年，上既亲总庶政，赫然独断。真德秀传：弥远卒，上亲政。魏了翁传：弥远卒，上亲庶政。则弥远未死以前，理宗不能有权可知也。
统观古今以来权臣当国，未有如二人之专者。然桧十八、九年，威福由己，名入奸臣传，至今唾骂未已；弥远相宁宗十七年，相理宗又九年，其握权既久于桧，桧仅杀岳飞，窜赵鼎等；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，而别立嗣君，其无君之罪，更甚于桧。乃及身既少诟詈，死后又不列奸邪，则以桧仇视正人，翦除异己，为众怨所丛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，遂无訾之者。然则弥远之黠，岂不更胜于桧哉！至如贾似道专国，威权震主，至度宗为之下拜，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。斯则亡国之运，主既昏庸，臣亦狂谬，实无大奸大恶之才，固无足论矣！
宋南渡诸将皆北人
宋南渡诸将立功虽在江南，而其人皆北人也。
张浚凤翔府成纪人，韩世忠、张宗颜皆延安人，岳飞汤阴人，刘光世保安军人，刘锜德顺军人，吴玠、吴璘、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，杨存中代州崞县人，王德通远军熟羊砦人，王彦上党人，杨政原州临泾人，牛皋汝州鲁山人，曲端镇戎人，成闵邢州人，解元保安军德清砦人，王渊熙河人，赵密太原清河人，李宝河北人，魏胜宿迁人，王友直博州高平人，李显忠绥德军清涧人。
统计诸名将，无一非出自山、陕者，是南宋之偏安，犹是北宋之余力也。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节者，亦多北人。
如守建宁死者杨震代州崞人，守隆德府死者张确邠州宜禄人，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，守代州死者史抗济源人，守永兴死者郭忠孝河南人。 其后德祐国亡时能战之将，尤推张世杰，世杰亦范阳人，从张柔戍杞有罪奔宋者。
端平入洛之师 宋理宗端平元年，（金哀宗天兴三年，元太宗六年）与蒙古共灭金时，蒙古乏粮，宋助以三十万石。张柔中矢，宋孟珙力救出之。两国方敦邻好，初无嫌隙。宋果欲复三京八陵，宜先令孟珙等即在军前定议。乃计不出此，兵退之后，郑清之、赵范、赵葵等忽欲乘虚复中原，以致兵连祸结。当时议者，皆归咎入洛之师。（赵范奏“赵葵、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，赵楷、刘子隆参赞失计，师退无律，致后阵败覆。”又言“扬义之败皆由徐敏子、范用吉怠于赴援，致不能支。”此即所谓入洛之师也。） 今以宋、金二史考之，则宋师先入汴，而入洛犹在后也。
是年正月灭金，三月即遣朱扬祖、林拓诣洛阳谒陵寝，此不过遣官省视，未即为召衅之端。
然宋史孟珙传：是时淮阃刻日进师，蒙古闻宋来争河南，已设哨至孟津，并增戍潼关，谒陵使谍知此信，疑畏不前，珙曰“淮师溯汴，非旬余不达，吾以轻骑疾驰，不十日可竣事。”乃与二使昼夜兼行，至陵下成礼而归。此虽未知何月日，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发可知也。
又金史崔立传：天兴二年正月，哀宗走归德，立在汴，以汴降蒙古。立恃势恣横，李伯渊、李琦、李贱奴等恶之，明年正月，金亡，六月伯渊等闻近境有宋兵，阳与立谋备御，偕立巡城，遂杀之。是六月中，宋兵已至汴也。
其后赵范守襄阳，与伯渊等酣狎，以致襄阳失守。可见伯渊杀崔立后，即投入宋军，宋军于是年六月到汴，无可疑者。（宋史赵葵传亦谓是时盛暑行师）
续通鉴纲目谓：全子才既至汴，赵葵自滁州以淮兵五万来会，谓子才曰“本谋据关守河，今抵汴已半月，不急攻洛阳，潼关何待耶？”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，徐敏子为监军，到洛阳，寂然无应者，至晚有残民三百余家登城投降，是宋师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证。到洛之次日，所赍粮已尽，而蒙古兵已到，宋兵遂败而归。此事宋、金二史纪传俱不明析，惟续通鉴纲目较详。
再证之元史刘亨安传：岁甲午，平蔡，既而宋师二十万攻汴，将趋洛，元帅塔察儿使亨安拒之，宋师奔溃。此又可了然于当日宋师先汴而后洛也。
而宋史纪传但谓：入洛之师起衅。则以宋兵之败，在洛而不在汴耳。
宋史缺传
宋史各列传，自理宗以后，大概又详于文臣而略于武臣，不特缺漏彭义斌诸人也。 王坚
王坚守合州最有功，其见于理宗本纪者，诏叙坚合州功与官两转。及合州围解，又诏擢坚宁远节度使驻兴元，兼知合州，封清水县伯。
其见于各传者，张传，谓：与坚协力拒元兵，攻九月不能下。王安节传，谓：安节，坚之子也，其父守合州有功，为贾似道所忌，移知和州，郁郁以死。及安节守常州，城破被执，元人问其姓名，曰“我节度使王坚子也。”，遂遇害。
此见于宋史者也。
其见于元史者：宪宗纪：帝攻合州，遣宋降人晋国宝招谕坚，坚不应，国宝去，坚又追还杀之。帝悉率诸军战城下，攻一字城，攻镇西门，攻东新门，攻奇胜门，攻护国门，皆不克。汪田哥又选兵登其外城，坚率众来拒，遇雨，元兵梯折，后军不克进，乃止。
赵阿哥潘传，亦谓：宪宗驻钓鱼山，守将王坚夜来斫营，阿哥潘拒却之。汪德臣传：王坚负险五月不下，德臣至城下呼曰“王坚！我来活汝一城军民，宜速降。”语未既，为飞矢所中。
此见于元史者也。
是坚之守合州，几不减张巡之守睢阳，乃竟无专传。
王佐
王佐守利州，父子皆死难。理宗纪，谓：佐坚守孤垒，元使降将南永忠来说降，佐骂之，永忠流涕而去。王翊、张传亦俱谓：元兵拔长宁，佐父子俱死。
元史宪宗纪：帝围长宁，守将王佐及裨将徐昕等出战，败之。帝又督军力战于望喜门，破其城，王佐死焉，又诛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余人。
是王佐之守长宁，亦必宜有专传，而宋史无之。 王虎臣、王大用
元史伯颜传：伯颜自鄂顺流下，斩郢将赵文义、范兴师，至沙洋，遣人持黄榜及文义首入城招降，守将王虎臣、王大用焚榜斩使，有私谋出降者，虎臣杀之。伯颜又命吕文焕来招，亦不应。遂攻破其城，擒虎臣、大用，杀之。
是王虎臣、王大用皆力守孤城，抗节不屈，宋史皆无传，并不附见其姓名于他传中。
麻士龙
又尹玉、麻士龙，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，玉战死五牧，士龙战死虞桥，见德祐纪及元史伯颜传。
乃宋史玉有传而士龙无传，并不附姓名于玉传中，亦皆缺事也。
张世杰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，张世杰以水师碇焦山下，力战而败，宋自是不复能军。柯维骐谓“世杰何不据镇江、瓜州以扼敌冲？”及观元史而后知其势不然也。 是年，（宋德祐元年，元至元十二年）贾似道兵败后，伯颜直趋建康，其时镇江府马军总管石祖忠先以城降，行枢密院使阿塔海即来驻京口，立木栅以护民居，又分兵屯瓜州以绝扬州之援。（阿塔海传）阿术别奉命攻扬州，亦以兵先驻瓜州，宋淮东制置使尽焚瓜州城中庐舍，徙其民而去，阿术创楼橹以守之。（阿术传）于是瓜州有阿术，镇江有阿塔海，世杰无地可据，不得不泊焦山以决死战也。 至李庭芝、姜才守扬州，宋亡后犹能支撑半年，则亦有故。
其时临安虽亡，而扬州所属之高邮、宝应、通泰、真州尚俱拒守，故可藉其粮援。观宋史文天祥传：天祥由镇江脱走至真州，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，乃托辞遣之出。又元史阿术传：真州冯都统来袭瓜州，阿术遣阿塔赤败之。是真州尚为扬守也。
又阿术及苫彻传：宝应馈粮扬州，姜才率军士迎粮，苫彻夺其马并粮橐二万。是高、宝亦尚为扬守也。
博罗欢传：宋亡后，淮东诸城尚坚守，博罗欢自西小河入漕河，断通泰援兵。（怯怯里传亦同）是通泰亦尚为扬守也。
其时蒙古兵两大营，一驻扬州北之湾头，一驻扬州南之扬子桥，固已扼其要害。然文天祥指南录：蒙古南北两营，每日早晚必会哨，哨既过，仍有村民贸贩者往来，故天祥等得乞贩者之余糁羹以救饥，而逃至通州入海。宋史姜才传亦云：才每出兵，运粮高邮、真州以给兵，马家渡与元将史弼彻夜苦战，亦为护粮也。可见扬城南北虽有敌兵围守，而资粮尚可入城，故阿术曰“宋已亡，独庭芝未下，以外援尚多也。”乃又栅扬州北之丁村，以扼高、宝之馈；留屯新城，（邵伯埭）以断泰州。（阿术传）于是庭芝等大困，走入泰州，城陷，遂为所执。
论古者不参观于宋、元二史，无由得当日情事也。
又姜才传：德祐帝北迁至瓜州，才以兵四万直捣瓜州，欲夺驾，战三时，众拥帝北去。按帝既北行，应过扬州城下，何以姜才不于城下截之？
此亦即在才传可意揣也。是时元筑长围，自扬子桥竟瓜州，东北跨湾头至横塘，西北至丁村，务欲以久困之。是扬城北皆有长围防护，盖瓜州战后，元兵即拥帝从围墙外北去，故无从邀夺也。
夏贵
宋夏贵于国亡后降元，故宋史不立传。然究是宋末劳臣，观于元史纪传可见也。
中统元年，夏贵军于淮南新城，元将隋世昌乘战舰抵城下，战退宋兵。（隋世昌传）
二年，元将张庭瑞筑城于蜀之虎啸山，夏贵以师数万围之，城当炮皆穿，护以木栅，栅又坏，乃依大树，张牛马皮以拒炮。贵以城中人饮于涧外，绝其水，庭瑞取人畜粪溺沸煮，泻土中以泄臭，人饮数合，唇皆疮裂。坚守数月，伺宋兵少懈，奋出击之。（张庭瑞传）元将焦德裕来援，夜薄贵营，令士卒人持三炬，贵惊走。（焦德裕传）
三年，李反于济南宋夏贵乘虚袭取蕲州、宿州等城。（本纪）万户李义战死，贵又攻邳州，守将李杲哥出降，贵去，杲哥入城诡言有保城功，已而事露，伏诛。（本纪）贵焚庐舍去，杲哥之弟复与贵以兵三万来援，元将郭侃败之。（郭侃传）时夏贵已陷亳、滕、徐、宿、邳、沧、滨七州及利津等四县，张弘略遏之于涡口，贵始去，乃尽复所失地。（郭弘略传）
四年，宋夏贵以兵侵蜀中虎啸山寨，元将赵匣剌往御，走之。（赵匣剌传）
至元元年，元将刘元礼为潼川路汉军元帅，宋夏贵率军五万来犯，诸将以众寡不敌，有惧色，元礼持长刀，大呼突阵，遂退贵兵。（刘元礼传）
二年，宋夏贵欲攻虎啸山，诏以石抹纥扎一军戍之。（本纪）
六年，攻宋襄阳，宋夏贵率兵五万，馈粮三千艘，自武昌来援。时汉水暴涨，贵乘夜潜上，元将赵璧发伏兵，夺其五舟。明旦，阿术追贵骑兵，璧以舟师追贵水兵，合战于龙尾洲，贵败去。（赵璧传）贵又泊鹿门山西岸，相持七日，元将李庭与水军万户解汝楫击之，斩其将王、元胜。（李庭传）
七年，元将史权驻荆子口，宋夏贵以船万艘载壮士欲薄江面，权破之。既而转粮于随，贵又扼前路，权又破之。（史权传）
九年，元筑正阳两城，宋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，元将董文炳登城御之，一夕，贵去复来，飞矢贯文炳左臂著脥，拔矢授左右，发四十余矢，矢尽，力亦困，遂闷绝。明日，水入外郛，文炳移营避水，贵乘之，压军而阵，文炳创甚，以其子士选代战，贵败去。（董文炳传）
十一年，宋夏贵以舟师十万围正阳，决淮水灌城，城几陷，元将塔出突围入城，复出与战，遂解正阳之围。（塔出传）刘整又追败之于大人洲。（刘整传）孟德亦夺舟数艘。（孟德传）夏贵知亳无备，引兵袭亳，元将贾文备破之。（贾文备传）是年，伯颜大军已自郢东下至汉口，夏贵以战船万艘分据诸隘，伯颜乃开坝由沙芜口入江夏，贵迎战于阳逻洑，元将谒只里奋勇冲贵军，获战舰百，贵东走。（本纪及伯颜、李庭、谒只里等传）
十二年，伯颜大兵自鄂东下至丁家洲，贵与贾似道以舟师横亘于江，伯颜以大炮击之，宋兵阵动，似道走扬州，贵走庐州。（本纪及伯颜等传）贵又欲由太湖入卫临安，元将李庭、薛塔剌海截战于峪溪口，败之。（李庭、薛塔剌海传）高闹儿又败夏贵于焦湖。（高闹儿传）
由是观之，贵崎岖戎马，东奔西走，补救于末造者，几二十年，固宋末一劳臣，使其能保危疆，支撑半壁，固当与南渡韩、岳诸公比烈，即不然而以身殉国，亦当与边居谊、李芾、李庭芝等同以忠义传，乃自峪溪口、焦湖之败，伯颜、阿术大兵分驻建康、镇江，贵欲入卫而无由，遂不能守其初志，伯颜遣人往攻，即致书曰“杀人一万，自损三千，愿勿费国力，攻此边城，若行在归降，边城焉往。”（洪君祥传）明年正月宋亡，二月贵遂以淮西入献，其意以为国亡始降，犹胜于刘整、昝万寿、吕文焕、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。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为立传，元史又以其在元朝无绩可纪，亦不立传，徒使数十年劳悴，付之子虚。计其时年已大耋，即苟活亦只数年，故殁后有人吊之曰“享年八十三，何不七十九？呜呼夏相公！万代名不朽。”（宋稗史）真可惜也！
案贵降后，入觐上都，授参知政事。至元十五年，授江淮行中书省左丞，以江南盗贼窃发，命贵招抚。十七年，贵请老，从之。诏官其子孙。未几卒。俱见元史各传。
宋四六多用本朝事
刘克庄诗多用本朝事，说见丛考。然不特诗也，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。
贺谢司谏启云“既寝了翁之谏疏，孰敢撄老蔡之锋？使行献可之弹文，世岂受金陵之祸？质肃论灯笼锦，或讥后遂无文；道乡谏谣华宫，有云事不止此。”
贺刘察院启云“永叔责高司谏，犹在馆中；了翁忤张雷州，方为博士。宁作夷陵之役，不登绍圣之舟。”
贺李制置启云“寇莱公之镇北门，契丹服其望重；范文正之理西夏，元昊惧而胆寒。”
贺傅侍郎挂冠启云“永叔避关弓之害，沂公惩一网之危。”
上王师侍启云“中年勇退，有君实、晦叔之风；晚节后雕，负元城、了翁之望。”
其授秘撰谢丞相启云“词臣援綦叔厚，请暴扬老桧之奸；言者疑曾子开，有忿嫉新州之意。温公除吏，莫荣子骏京东之行；文正怜才，不夺大年阳翟之志。” 除云台观谢丞相启云“愧非韩驹、徐俯之伦，将有陆游、米芾之拟。”
除宗簿谢丞相启云“范、欧与庆历之文治，莫引用于圣俞；马、吕致元祐之诸贤，独见遗于无已。”
是克庄四六亦多以时事为典故。然此体实不自克庄始。南渡以来，已多有人为之者。
李刘贺虞大参帅蜀启云“小范有胸中百万兵，西贼闻之胆惊破；维弼上河朔十三策，北边皆其手抚摩。” 贺董司谏启云“尚欲作石守道纪德之诵，幸勿还李师中落韵之诗。” 贺卫参政除江西帅启云“夷狄之问寇公，儿童之诵君实。”
谢曾舍人启云“说战场文，人方迷于五色；读刑赏论，公放出于一头。”
上史丞相启云“昔在服中，欲上范文正之书而无路；今来阙下，愿作石徂徕之颂而难言。”
上卫参帅启云“夷狄问潞公之年，幸其未老；儿童诵君实之字，持此安归。”
周必大贺汪参政启云“资减甘宁，彦博入登于宰席；使来西夏，仲淹归赞于枢庭。”
杨万里回韩安抚启云“颍滨上太尉之书，永叔记武康之节。”
熊克贺汤丞相启云“考本朝宰府之故事，若先正沂公之迭为。天圣初来，既践昭文首台之位；景祐再入，乃屈集贤次辅之居。”
王十朋除馆职谢启云“魏国公奋自甲科，犹荐而后召；苏内相擢由制举，亦试而后除。”
洪适贺王宪启云“东坡六君子之游，庆历三谏官之列。”
此皆在刘克庄前，而已用本朝事者也。其与克庄同时及在克庄后者，亦多用此体。
王迈上留经略启“惟元城之在宋，问业有徒；与了翁之居淮，及门者众。”
上应经略启云“笔下无一点尘埃，富大苏之文采；胸中有百万兵甲，负小范之经纶。”
曾宪启云“余庆历、元祐之典刑，有玉局、宛邱之标致。”
贺李仓曹启云“舞彩袖于春舆，遂蔡端明便亲之志；鸣木铎于石鼓，寻朱紫阳讲道之盟。”
贺郑枢密云“昔中书未有寇忠愍，若得为辞；今吾国已相司马公，岂容生事？”
李廷忠贺娄同知启云“辽人相戒，慎勿开边隙，为司马之秉钧衡；澶渊一举，足以定虏盟，本寇公之筹帷幄。”
方岳贺李制置启云“维弼画河朔十三策，小范有胸中百万兵。”
谢李尚书启云“介为时论所喧，雅见推于永叔；轼陷深文之久，独受荐于景仁。”
洪咨夔到运使任谢政府启云“念司马公用鲜于，以福齐鲁之区；而王文正命薛奎，以宽江淮之力。”
贺郑丞相启云“庆历之进杜正献，尽革弊端；元祐之相司马公，力正伦纪。”
贺蔡侍郎升侍读启云“若昔邢昺，在咸平之间；与吾坡仙，处元祐之始。”
贺李参政启云“独乐园之自逸，难淹君实之留；天章阁之一开，即傒郑公之用。” 林鉴贺曾参政启云“措置西事，莫如此庙堂，固已契吕申公之精识；戒饬疆吏，勿更开边隙，行当踵司马相之清名。” 真德秀宣召入院谢表云“修除翰苑，在环滁出守之年；轼侍禁庭，亦赤壁归来之后。” 方蒙贺徐枢密启云“文富人望，行大播于雄麻；韩吕世家，定增光于汗竹。”
谢王丞相启云“狂若仲淹，真负晏公之荐；戆如苏轼，几贻安道之危。”
致福建安抚李尚书启云“晦叔虽介甫所厚，安可属以私；淳夫受温公之知，岂不言其过。”
回泉守赵侍郎启云“善神谁护于熙宁，怪鬼已喑于庆历。”
姚勉谢应判县送酒启“诚斋作汝饮吾宴之诗，美过于味；东坡谓我眠君去之语，若未为贤。”
回胡主簿启云“昔明道先生之在鄠县，以德化人；至紫阳夫子之仕同安，以学造士。”
文天祥贺江左相启云“潞公平章军国，司马实位昭文；正猷议论庙堂，微仲尝伸左辖。”
贺马右相启云“简淡独周于事物，晦叔所以有立于潞国司马之间；忠恕不离于须臾，尧夫所以无愧于正献微仲之际。” 谢江枢密启云“称彦博于都堂，幸借郇公之誉；荐仲淹于馆职，敢忘元献之公。” 致章签书启云“永叔之参兵柄，在魏国位平章之时；尧夫之赞枢庭，当潞公重判事之日。传江西宗派之图，敢云入社；诵徂徕圣德之句，请继作歌。”
致胡丞相启云“轼韩范之规模，溯赵张之事业。” 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。盖宋朝国史记载，本散布于民间，如李焘作通鉴长编，徐梦莘作北盟会编之类，若非得国史原本，凭何撰述？可知日历、实录，士大夫家有其书也。他如名臣录、笔谈、遗事、家传、文集，又随时刊布，人皆得知本朝故事，故便于引用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