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栾城集》 栾城后集卷十五

　　◆诏一首【拟合祭天地手诏元祐中撰。】

　　朕惟《周礼》王者亲祀天地，岁无不遍。故郊丘有南北之辨，礼乐有同异之别。降及汉、唐，事与古异。礼文浸盛，费用增广。既难躬行以遍飨，遂于三岁而亲祀。事非周旧，礼适时变。故致斋之日，躬见祖考；圜丘之飨，兼礼天地。盖将因此盛典，咸秩百神。变礼之得，实始于此。故祖宗以来，常祀従周，而亲祀用唐。神祇顾飨，中外蒙福，百有余年矣。乃者元丰之中，礼官建议，将举三代之故，而革近世之宜。见上帝于南郊，礼皇地于北壝。二祀特举，议与周合。然而飨庙之制，尚従变礼。先帝法古従众，始命亲祠北郊，如南郊仪，仍具上公摄事之礼。朕践祚临祭，于今八年，既已再见昊天，未尝亲奉神媪。惟父天母地，不可以独疏。故以人揆神，凛焉而夕惕。博谋多士，参订辅臣。或欲郊祀之岁，先行方泽；而大礼之举，并在期年。仲夏之时，忧于暑雨。或欲以夏至之祀，施于孟冬。而考之前王，初无此制。并举大事，势终难行。或欲天地二祀，互用三岁。而祀天废地，情既未允，以卑略尊，礼尤非顺。国之大事，朕何敢专！是用存先帝之新仪，昭示稽古之训，循祖宗之故事，一本沿情之实。将来南郊合祭天地，并以百神従祀，皆如熙宁十年以前旧制。其元丰六年亲祠北郊，及上公摄事仪注，并令太常寺检寻元敕，如法收藏，仍备录前后文案，送国史院，及令三省条件合用旧典，令礼官详定仪注闻奏。　　◆札子一首【论合祭天地札子〈时已有旨施行，不复上。〉】

　　臣伏见礼官等同议合祭天地之礼，其间有以合祭为非者，辄考之礼义，参之古今，窃谓以合祭为非者，皆按礼而未穷义。据古而未达今者也。何以言之？天子父事天，母事地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事父而遗母，事天而遗地者也。周人之法，王者一岁亲祀天者四，亲祀地者二。当其时，礼文简而仪卫少，又未有肆赦推赏之烦，盖一岁六祭而不为劳，故虽天地别祭，而不为阙也。自汉以来，事与周异，故武、宣之间，已三岁然后一郊，间岁然后一祠后土矣。虽礼文残缺，不可复详，然三辅故事，有合祭天地之语。至平帝元始之初，合祭之议始见。光武因而行之，其后或疏或数，或合或别，皆无常制，不足取法。惟唐天宝初，始定以三年冬至，皇帝合祭天地于圜丘。祀前亲飨太清宫及太庙。于是三年一郊，而始祖祖庙天地百神，无不咸秩，变礼之得，实始于此。本朝一祖五宗，监观前世议定郊祀，而以唐制为是，因而行之，逮今百有余年。鬼神飨德，四海蒙福，则其效概可见矣。尝窃原祖宗之意，盖以谓三代旧典，时异事异，不可复行。然而先王遗法，则不可废，是以著之通礼，每岁使有司摄事，以示无忘古初，而天子亲祀，则定従三年。凡今三年一郊，盖已非三代之旧，则其合祭天地，不用三代之故，盖不当复议矣。元丰三年，议礼之臣不达此意，枉以三代每岁别祭之仪，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礼。其说初无他义，惟有“殆非求神以类之意”一句，遂于四年有旨北郊亲祠并依南郊，仍修上公摄事之仪。六年，南郊遂罢合祭，而北郊之祀，迄今不举。其议始于黄履，而成于张璪。先帝重违群臣俯而従之耳。伏惟皇帝陛下践祚临祭，于今八年，既已再见昊天，而未始一见皇地。事天而遗地，有事父而遗母之嫌。推之人情，神意不远。故中外有识之士咸愿复举祖宗故事，合祭天地，従以百神，以逆无疆之休，以解天下之惑。愿大皇太后、皇帝陛下，深惟祖宗因时施宜之意，毋徇诸儒执礼拘文之说，断自圣意，举而行之，则天下幸甚，天下幸甚！

　　◆叙三首【元祐会计录叙〈此本有六篇，时与人分撰，后又不果用。】　　臣闻汉祖入关，萧何收秦图籍，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，汉祖赖之以并天下。丙吉为相，匈奴尝入云中、代郡，吉使东曹考案边琐，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，逡巡进对，指挥遂定。由此观之，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、制胜千里之外者，图籍之功也。盖事之在官，必见于书，其始无不具者，独患多而易忘，久而易灭，数十岁之后，人亡而书散，其不可考者多矣。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，并包巨细，无所不具。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，为景德、皇祐、治平、熙宁四书，纲罗一时出内之计，首尾八十余年，本末相授，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，参酌同异，因时施宜，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。臣以不佞，待罪地官，上承元丰之余业，亲睹二圣之新政，时事之变易、财赋之登耗，可得而言也。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，海内分裂，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。然而宗室尚鲜，诸王不过数人，仕者寡少，自朝廷郡县，皆不能备官。士卒精练，常以少克众。用此三者，故能奋于不足之中，而绰然常若有余。及其列国款附，琛贡相属于道，府库充塞，创景福内库以畜金币，为殄虏之策。太宗因之，克平太原，真宗继之，怀服契丹。二患既弭，天下安乐，日登富庶，故咸平、景德之间，号称太平。群臣称颂功德，不知所以裁之者，于是请封泰山，祀汾阴，礼亳社，属车所至，费以钜万。而上清、昭应、崇禧、景灵之宫相继而起，累世之积，糜耗多矣。其后昭应之灾，臣下复以营缮为言，大臣出争，章献感悟，沛然遂与天下休息。仁宗仁圣，清心省事，以幸天下。然而民物蕃庶，未复其旧，而夏贼窃发，边久无备，遂命益兵以应敌，急征以养兵，虽间出内藏之积，以求纾民，而四方骚然，民不安其居矣。其后西戎既平，而已益之兵，遂不复汰，加以宗子蕃衍，充牣宫邸，官吏冗积，员溢于位，财之不赡，为日久矣。英宗嗣位，慨然有救弊之意。群臣竦观，几见日新之政，而大业未遂。神考嗣世，忿流弊之委积，闵财力之伤耗，览政之初，为强兵富国之计。有司奉承，违失本旨，始为青苗助役，以病农民，继为市易盐铁，以困商买，利孔百出，不专于三司。于是经入竭于上，民力屈于下。继以南征交趾，西讨拓跋，用兵之费，一日千金，虽内帑别藏，时有以助之，而国亦惫矣。今二圣临御，方恭默无为，求民之疾苦而疗之，令之不便，无不释去，民亦少休矣。而西夏不宾，水旱继作，凡国之用度，大率多于前世。当此之时，而不思所以济之，岂不殆哉！臣历观前世，持盈守成，艰于创业之君。盖盈之必溢，而成之必毁，物理之至，有不可逃者。盈成之间，非有德者不安，非有法者不久。昔秦、隋之盛，非无法也，内建百官，外列郡县，至于汉、唐，因而行之，卒不能改，然皆二世而亡，何者？无德以为安也。汉文帝恭俭寡欲，专务以德化民，民富而国治，后世莫及。然身没之后，七国作难，几于乱亡。晋武帝削平吴、蜀，任贤使能，容受直言，有明主之风。然而亡不旋踵，子弟内叛，羌胡外乱，遂以失国。此二帝者，皆无法以为久也。今二圣之治，安而静，仁而恕，德积于世，秦、隋之忧，臣无所措心矣。然而空匮之极，法度不立，虽无汉、晋强臣敌国之患，而数年之后，国用旷竭，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。故臣愿得终言之，凡计会之实，取元丰之八年，而其为别有五：一曰收支，二曰民赋，三曰课入，四曰储运，五曰经费。五者既具，然后著之以见在，列之以通表，而天下之大计，可以画地而谈也。若夫内藏右曹之积，与天下封桩之实，非昔三司所领，则不入会计，将著之他书，以备观览焉。臣谨叙。

　　【收支叙】

　　古者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则九年之蓄，可跂而待也。今者一岁之入，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；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，而其出之多者六万；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，〈除米盐钱后得此数。〉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；〈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。〉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，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；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；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，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。然则一岁之入，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。故凡国之经费，折长补短，常患不足，小有非常之用，有司辄求之朝廷，待内藏米盐而后足。臣身典大计，以为是Ｓ〗媮岁月可也。数岁之后，将有不胜其忧者矣。是以辄尝推原其故。方今禁中奉养有度，金玉锦绣，不逾其旧，宫室不修，犬马不玩，有司循守法制，谨视出入之节，未尝有失也，而其弊安在？天下久安，物盛而用广，亦理之常也。顾所以处之如何耳。臣请历举其数。宗室之众：皇祐节度使三人，今为九人矣；两使留后一人，今为八人矣；观察使一人，今为十五人矣；防御使四人，今为四十二人矣。百官之富：景德大夫三十九人，〈景德为诸曹郎中。〉今为二百三十人矣；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，〈景德为员外郎。

　　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；承议郎一百二十七，〈景德为博士。〉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；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，〈景德为三丞。〉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；诸司使二十七人，今为二百六十八人矣；副使六十三人，今为一千一百十一人矣；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，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；侍禁三百一十六人，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；三省之吏六十人，今为一百七十五人矣。其余可以类推，臣不敢遍举也。昔者郎止前行，卿有定员，今之大夫、朝议皆无限法；尚书、侍郎，历改三曹，而今之正议、银青合而为一。官秩并增，不知其义。夫国之财赋，非天不生，非地不养，非民不长。取之有法，收之有时，止于是矣。而宗室、官吏之众，可以礼法节也。祖宗之世，士之始有常秩者，俟阙则补，否则循资而已，不妄授也。仁宗末年，任子之法，自宰相以下，无不减损。英宗之初，三载考绩，增以四岁。神宗之始，宗室袒免之外，不复推恩，袒免之外，以试出仕。此四事者，使今世欲为之，将以为逆人心，违旧法，不可言也，而况于行之乎？虽然，祖宗行之不疑，当世亦莫之非，何者？事势既极，不变则败，众人之所共知也。今朝廷履至极之势，独持之而不敢议，臣实疑之。诚自今日而议之，因其势，循其理，微为之节文，使见任者无损，而来者有限，今虽未见其利，要之十年之后，事有间矣。贾谊言诸侯之变，以谓“失今不治，必为痼疾”。今臣亦云“苟能裁之，天下之幸也”。　　【民赋叙】　　古之民政，有不可复者三焉。自祖宗以来，论事者尝以为言，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。然为之愈详，而民愈扰，事之愈力，而功愈难，其故何哉？古者隐兵于农，无事则耕，有事则战。安平之世，无廪给之费，征伐之际，得勤力之士。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。然而熙宁之初，为保甲之令，民始嫁母赘子，断坏支体，以求免丁。及其既成，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，擅弓剑之技以暴其乡党。至今河朔、京东之盗，皆保甲之余也。其后元丰之中，为保马之法，使民计产养马。畜马者众，马不可得。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，小不中度，辄斥不用。郡县岁时阅视可否，权在医驵，民不堪命。民兵之害，乃至于此。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。《周官·泉府》之制：“凡民之贷者，以国服为之息。”贷而求息，三代之政，有不然者矣。《诗》曰：“倬彼甫田，岁取十千。我取其陈，食我农人，自古有年。”而《孟子》亦云：“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”古盖有是道矣，而未必有常数，亦未必有常息也。至于熙宁青苗之法，凡主客户得相保任，而贷其息，岁取十二。出入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请纳之劳，民费自倍。凡自官而及私者，率取二而得一，且私而入公者，率输十而得五。钱积于上，布帛米粟贱不可售，岁暮寒苦，吏卒在门，民号无告。二十年之间，民无贫富，家产尽耗。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。古者治民，必周知其夫家田亩、六畜、器械之数，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，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。故三代之君，开井田，画沟洫，谨步亩，严版图，因口之众寡以授田，因田之厚薄以制赋。经界既定，仁政自成。下至隋、唐，风流已远。然其授民田，有口分、永业，皆取之于官。其敛民财，有租庸调，皆计之于日。其后世乱法坏，变为两税。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；夫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。田之在民，其渐由此，贸易之际，不可复知，贫者急于售田，则田多而税少。富者利避役，则税少而田多。侥幸一兴，税役皆弊。故丁谓之记景德，田况之记皇祐，皆以均税为言矣。然嘉祐中，薛向、孙琳始议方田，量步亩，审肥瘠，以定赋税之入。熙宁中，吕惠卿复建手实，抉私隐，崇告讦，以实贫富之等。元丰中，李琮追究逃绝，均虚数，虐编户，以补失陷之税。此三者，皆为国敛怨，所得不补所失，事不旋踵而罢。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。故臣愚以谓为国者，当务实而已，不求其名，诚使民尽力耕田，赋输以养兵，终身无复征戍之劳，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，教之战阵，以卫良民，二者各得其利，亦何所不可哉？富民之家，取有余以贷不足。虽有倍称之息，而子本之债，官不为理。偿还之日，布缕菽粟，鸡豚狗彘，百物皆售，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，而民自相养，盖亦足矣。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，虽小不齐，而安静不挠，民乐其业，赋以时入，所失无几。因其交易，而质其欺隐，绳之以法，亦足以禁其太甚。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，州县观望，虚张其数，以实户为客，虽得户八十余万，岁得钱数百万，而百姓困敝，实召天宝之乱。均税之害，何以异此？凡此三者，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，以为先王之遗法，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。然数十年以来，屡试而屡败，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。惟嘉祐以前，百役在民，衙前大者主仓库，躬馈运，小者治燕飨，职迎送，破家之祸，易如反掌。至于州县役人，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、仰以为生者，先帝深究其病，鬻坊场以募衙前，均役钱以雇诸役，使民得阖门治生，而吏不敢苟问。有司奉行，不得其当，坊场求数倍之价，役钱取宽剩之积，而民始困踬，不堪其生矣。今二圣鉴观前事，知其得失之实，既尽去保甲、青苗、均税，至于役法，举差雇之中，惟便民者取之，郡县奉承，虽未即能尽，而天下之民，知天子之爱我矣。故臣于《民赋》之篇，备论其得失，俾后有考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