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栾城集》 栾城后集卷十三

　　◆颍滨遗老传下还朝，为御史中丞。命由中出，宰相以下多不悦。所荐御史，率以近格不用。自元祐初，革新庶政，至是五年矣。一时人心已定，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，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。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，皆持两端，为自全计，遂建言欲引用其党，以平旧怨，谓之“调停”。宣仁后疑不决，辙于延和面论其非。退，复再以札子论之。

　　其一曰：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，窃观圣意，似不以臣言为非者。然天威咫尺，言词迫遽，有所不尽，退伏思念，若使邪正并进，皆得预闻国事，此治乱之几，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。臣误蒙圣恩，典司邦宪。臣而不言，谁当救其失者。谨复稽之古今，考之圣贤之格言，莫不谓亲近君子，斥远小人，则人主尊荣，国家安乐。疏外君子，进任小人，则人主忧辱，国家危殆。此理之必然，非一人之私言也。其于《周易》，所论尤详，皆以君子在内，小人在外，为天地之常理，小人在内，君子在外，为阴阳之逆节。故一阳在下，其卦为《复》；二阳在下，其卦为《临》。阳虽未盛，而居中得地，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。一阴在下，其卦为《姤》；二阴在下，其卦为《遁》。阴虽未壮，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。若夫居天地之正，得阴阳之和者，惟《泰》而已。《泰》之为象，三阳在内，三阴在外。君子既得其位，可以有为，小人奠居于外，安而无怨，故圣人名之曰“泰”。《泰》之言安也，言惟此可以久安也。方泰之时，若君子能保其位，外安小人，使无失其所，则天下之安，未有艾也。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，使之在外而不安，则势将必至于反复。故《泰》之九三曰：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”窃惟圣人之戒，深切详尽，所以诲人者至矣。独未闻以小人在外，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，以自遗患者也。故臣前所上札子，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，至于牧守四方，奔走庶务，各随所长，无所偏废。宠禄恩赐，彼此如一，无一可指，如此而已。若遂引而置之于内，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，而导之于寝室，知虎豹之欲食肉，而开之以坰牧。天下无此理也。且君子小人，势同冰炭，同处必争。一争之后，小人必胜，君子必败。何者？小人贪利忍耻，击之难去，君子洁身重义，知道之不行，必先引退。故古语曰：“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。”盖谓此矣。先帝以聪明圣智之资，疾颓靡之俗，将以纲纪四方，追迹三代。今观其设意，本非汉、唐之君所能仿佛也。而一时臣佐，不能将顺圣德，造作诸法，率皆民所不悦。及二圣临御，因民所愿，取而更之，上下欣慰。当此之际，先朝用事之臣，皆布列于朝。自知上逆天意，下失民心，彷徨踧，若无所措。朝廷虽不加斥逐，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。尚赖二圣慈仁，不加谴责，而宥之于外，盖已厚矣。今者政令已孚，事势大定，而议者惑于浮说，乃欲招而纳之，与之共事，欲以此“调停”其党。臣谓此人若返，岂肯徒然而已哉！必将戕害正人，渐复旧事，以快私忿。人臣被祸，盖不足言，臣所惜者，祖宗朝廷也。盖自熙宁以来。小人执柄二十年矣，建立党与，布满中外，一旦失势，晞觊者多。是以创造语言，动摇贵近，协之以祸，诱之以利，何所不至。臣虽未闻其言，而概可料矣。闻者若又不加审察，遽以为然，岂不过甚矣哉！臣闻管仲治齐，夺伯氏骈邑三百，饭蔬食，没齿无怨言。诸葛亮治蜀，废廖立、李严为民，徙之边远，久而不召。及亮死，二人皆垂泣思亮。夫骈、立、严三人者，皆齐、蜀之贵臣也。管、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，而使之无怨者，非有他也，赏罚必公，举措必当，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，而所夺之非怨，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。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，其不合人心者，尚不为少，彼既中怀不悦，则其不服固宜。今乃直欲招而纳之，以平其隙，臣未见其可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”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，惟当久任才性忠良、识虑明审之士，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，虽未及皋陶、伊尹，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。惟陛下断自圣心，不为流言所惑，毋使小人一进，后有噬脐之悔，则天下幸甚。臣既待罪执法，若见用人之失，理无不言，言之不従，理不徒止。如此则异同之迹，益复著明。不若陛下早发英断，使彼此泯然无迹。可见之为善也。奏入，宣仁后命宰执于廉前读之，仍谕之曰：“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，其言极中理。”诸公相従和之。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。辙复奏曰：圣人之德，莫如至诚。至诚之功，存于不息，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，则天地可动，金石可移，况于斯人，谁则不服？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、皇帝陛下，随时驰张，改革弊事，因民所恶，屏去小人。天下本无异心，群党自作浮议。近者德音一发，众心涣然，正直有依，人知所向。惟二圣不移此意，则天下谁敢不然？卫多君子，而乱不生，汉用汲黯，而叛者寝。苟存至诚不息之意，自是太平可久之功。此实社稷之福，天下之幸也。然臣以谓昔所柄任，其徒实繁，布列中外，岂免窥伺？若朝廷施设必当，则此辈觊望自消。昔田Ｓ〗蚡为相，所为贪鄙，则窦婴、灌夫睥睨宫禁。诸葛亮治蜀，行法廉平，则廖立、李严虽流徙边郡，终身无怨。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，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。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，而祖宗纲纪具在，州郡民物粗安。若大臣正己平心，无生事要功之意，因弊修法，为安民靖国之术，则人心自定，虽有异党，谁不归心。向者异同反复之心，盖亦不足虑矣。但患朝廷举事，类不审详。曩者，黄河北流，正得水性，而水官穿凿，欲导之使东，移下就高，汩五行之理。及陛下遣官按视，知不可为，犹或固执不従。经今累岁，回河虽罢，减水尚存，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。今者西夏、青唐，外皆臣顺，朝廷招来之厚，惟恐失之。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，以侵其膏腴；议纳醇忠，以夺其节铖。功未可觊，争已先形。朝廷虽知其非，终不明白处置，若遂养成边衅，关陕岂复安居？如此二事，则臣所谓宜正已平心，无生事要功之意者也。昔嘉祐以前，乡差衙前，民间常有破产之患。熙宁以后，出卖坊场以雇衙前，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。及元祐之初，务于复旧，一例复差。官收坊场之钱，民出衙前之费，四方惊顾，众议沸腾。寻知不可，旋又复雇。雇法有所未尽，但当随事修完。而去年之秋，复行差法。虽存雇法，先许得差。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，以差为便。差法一行，即时差足，雇法虽在，谁复肯行。臣顷奉使契丹，河北官吏皆为臣言：“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。不然，何故惜此钱而不用，竭民力以供官。”此声四驰，为损非细。又熙宁雇役之法，三等人户并出役钱，上户以家产高强，出钱无艺，下户昔不充役，亦遣出钱。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。至于中等，昔既已自差役，今又出钱不多，雇法之行，最为其便。及元祐罢行雇法，上下二等，欣跃可知，唯是中等则反为害。臣请且借畿内为比，则其余可知矣。畿县中等之家，例出役钱三贯，若经十年，为钱三十贯而已。今差法既行，诸县手力，最为轻役；农民在官，日使百钱，最为轻费，钱一岁之用，已为三十六贯。二年役满，为费七十余贯。罢役而归，宽乡得闲三年，狭乡不及一岁。以此较之，则差役五年之费，倍于雇役十年。赋役所出，多在中等，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。然朝廷之法，官户等六色役钱，只得支雇役人。不及三年，处州役而不及县役，宽剩役钱，只得通融邻路邻州，而不及邻县。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，只得自雇，而官不为雇。如此之类，条目不便者非一，故天下皆思雇役，而厌差役，今五年矣。如此二事，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，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。臣以闻见浅狭，不能尽知当今得失。然四事不去，如臣等辈犹知其非，而况于心怀异同、志在反复、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。臣恐如此四事，彼已默识于心，多造谤议，待时而发，以摇撼众听矣。伏乞宣谕宰执，事有失当，改之勿疑，法或未完，修之无倦。苟民心既得，则异议自消。陛下端拱以享承平，大臣逡巡以安富贵，海内蒙福，上下所同，岂不休哉。然大臣怙权耻过，终莫肯改。比辙为执政，三省又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，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，不允。祖禹执奏如初，左正言姚勔亦言不当，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。辙谓诸公：“且候邦直命下，然后议此，如何？”皆不应。及帘前，微仲奏：“诸部久阙尚书，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，又不可阙官，须至用前执政。”上有黾俯従之之意，辙奏：“前日除李清臣，给谏纷然争之未定。今又用宗孟，恐不便。”宜仁后曰：“奈阙官何？”辙曰：“尚书阙官已数年，何尝阙事？今日用此二人，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。此三人者，非有大恶，但昔与王珪、蔡确辈并进，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。见今尚书共阙四人，若并用似此四人，使互进党类，气势一合，非独臣等耐何不得，亦恐朝廷难耐何矣！且朝廷只贵安静，如此用人，台谏安得不言？臣恐自此闹矣。”宣仁后曰：“信然，不如且静。”诸公遂卷除目持下。辙又奏：“臣去年初作中丞，首论此事，圣意似以臣言为然。今未及一年，备位于此，若遂不言，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乃退。六年春，诏除尚书右丞，辙上言：“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，薄祐早孤。凡臣之宦学，皆兄所成就。今臣蒙恩与闻国政，而兄适亦召还，本除吏部尚书，复以臣故，改翰林承旨。臣之私意，尤不遑安，况兄轼文学政事，皆出臣上。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，只乞寝臣新命，得与兄同备従官，竭力图报，亦未必无补也。”不听。逾年迁门下侍郎。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。微仲直而暗，莘老曲意事之，事皆决于微仲。惟进退士大夫，莘老阴窃其柄，微仲不悟也。辙居其间，迹危甚。莘老昔为中司，台中旧僚，多为之用，前后非意见攻。宣仁后觉之，莘老既以罪去，微仲知辙无他，有相安之意，然其为人则如故，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，至今愧之。盖是时所争议，大者有二：其一，西边事。其二，黄河事。初，夏人来贺登极，相继求和，且议地界。朝廷许之，本约地界已定，然后付以岁赐。久之，议不决。明年，夏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，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。朝廷隐忍不问，即遣使往赐策命。夏人受礼倨慢，以地界为词，不复入谢，且再犯泾原。四年，乃复来贺坤成，且议地界。朝廷急于招纳，疆议未定，先以岁赐予之。寻觉不便，乃于疆事多方侵求，不守定约。而熙河将佐范育、种谊等，又背约侵筑质孤、胜如二堡，夏人随即平汤。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，又擅招蕃部千余人。朝廷却而不受，西边骚然。辙力言其非，乞罢育、谊，更择老将以守熙河，宣仁后深以为是，而大臣主之。辙面奏：“此辈皆大臣亲旧，不忍坏其资任，虽其同列，亦不敢异议。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？当时德音宣谕，至深至切，然非大臣意，至今不了。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。人臣虽明见是非，而力所不加，须至且止。人主于事，不知则已，知而不得行，则事权去矣。臣今言此，盖欲陛下收揽威柄，以正君臣之分而已。若专听其所为，不以渐制之，及其太甚，必加之罪，只如韩维专恣太甚，范纯仁阿私太甚，皆不免逐去。事至如此，岂朝廷美事？故臣之意，盖欲保全大臣，非欲害之也。”宣仁后极以为然，而不能用。六年六月，熙河奏：“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，挑掘所争崖巉，杀人三日而退。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，急移近里堡寨，于界上修筑，乘利而往，不须复守诚信。”诸公会议都堂，辙谓微仲：“今欲议此事，当先定议，欲用兵耶，不用兵耶？”微仲曰：“如合用兵，亦不得不用。”辙曰：“凡欲用兵，先论理之曲直。我若不直，则兵决不当用。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，欲用庆历旧例，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，此理最为简直。夏人不従，朝廷遂不固执。盖朝廷临事，常患先易后难，此所谓先易者也。既而许于非所赐城寨，依绥州例，以二十里为界，十里为堡铺，十里为草地。〈非所赐城寨，指谓延州、塞门、义合、石州、吴堡、兰州诸城寨，通远军定西城。〉要约才定，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，一抹取直，夏人黾俯见従。要约未定，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，通前三十里，夏人亦又见许。凡此所谓后难者也。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，一抹取直，所侵蕃地凡百数十里。陇诺，祖宗旧疆，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？此则不直，致寇之大者也。今虽欲不顾曲直，一面用兵，不知二圣谓何？”莘老曰：“持不用兵之说虽美，然事有须用兵者，亦不可固执。”辙曰：“相公必欲用兵，须道理十全。敌人横来相加，势不得已，然后可耳。今吾不直如此，兵起之后，兵连祸结，三五年不得休，将奈何？”诸公乃许不従熙河之计。明日，面奏之，辙曰：“夏人引兵十万，直压熙河境上，不于他处作过，专于所争处杀人、掘崖巉，此意可见。此非西人之非，皆朝廷不直之故。”微仲曰：“朝廷指挥，亦不至大段不直。”辙曰：“熙河帅臣，辄敢生事奏乞，不守诚信。乘夏人抽兵之际，移筑堡寨。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，至秋深马肥，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？”诸人皆言：“今已不许之矣。”辙曰：“臣欲诘责帅臣耳，若不加诘责，或再有陈乞。”诸人皆曰：“俟其再乞，诘责未晚。”宣仁后曰：“边防忌生事，早与约束。”诸人乃听。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，深入西界，杀十余人。辙曰：“边臣贪功生事，不足以示威，徒足以败坏疆议，理须戒敕。”不听。既又以防护打草为名，杀六七人，生擒九人。微仲知不便，欲送还生口，因奏其事。辙曰：“边臣贪冒小胜，不顾大计，极害事。今送还九人，甚善。可遂戒敕边臣。”微仲不欲，曰：“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，已责降一行人，足以为戒。”辙曰：“李仪深入，以败事被责。兰州深入得功，若不戒敕，将谓朝廷责其败事，而喜其得功也。”宣仁后曰：“然。”乃加戒敕。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，朝廷乃议绝岁赐，禁和市，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，命熙河进筑定远城。夏人不能争。未几，复大入环庆，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。中书侍郎范子功独不可。辙度其意，昔延安帅臣赵卨，范氏姻家也。方议地界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，议出于卨。熙河斥其不可。议久不决，而卨死，故子功持之。辙谓之曰：“绥州旧例施于延安可耳，熙河远者或至七八十里，其不従宜矣。方论国事，亲旧得失，不宜置胸中也。”众皆称善，而子功悻然不服。会西人乞和，议遂不成。未几，右相苏子容以事去位。子功以同省得罪，因遂其请，实以汝遮故也。辙自为谏官，论黄河东流之害。及为执法，最后论三事：其一，存东岸清丰口；其二，存西岸披滩水口；其三，除去西岸激水锯牙。朝廷以付河北监司，惟以锯牙为不可去。辙于殿庐中，与微仲论之。微仲曰：“无锯牙，则水不东。水不东，则北流必有患。”辙曰：“然北京百万生灵，岁有决溺之忧，何以救之？且分水东入故道，见今淤合者多矣，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。若俟涨水已过，尽力修完北流堤防，使足胜涨水之暴，然后撤去锯牙，免北京危急，此实利也。”莘老曰：“河北监司不如此言，奈何？”辙曰：“公岂不知外官多所观望耶？”微仲曰：“河事至大，难以臆断。”辙曰：“彼此皆非目见，当以公议参之耳。”及至上前，二相皆以分水为便。辙具奏前语，且曰：“必欲重慎，候涨水过，故道增淤，即并力修完北堤，然后撤去锯牙，庶几可也。”近至都堂，二相遽批圣语曰：“依都水监所定。”辙语堂吏，适所奏不然。莘老失措，微仲知不可，乃曰：“明日别议。”卒改批“不得添展”乃已。八年正月，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，定河流以免淤填，时微仲在告。辙奏曰：“先帝因河决大吴，导之北流，已得水性，惟堤防未完，每岁不免决溢，此本黄河常事耳。是时北京之南，黄河西岸，有阚村、樊村等三斗门，遇河水泛溢，即开此三门，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，至北京北，合入大河，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。自数年来，大臣创议回河，水官王孝先、吴安持等，即塞此三门，贴筑西堤，又作锯牙马头，约水向东，直过北京之上，故北京连年告急。然约水既久，东流遂多于往岁。盖分流有利有害。秋水泛涨，分入两流，暂时且免决溢，此分水之利也；河水重浊，缓则生淤，既分为二，不得不缓，故今日北流淤塞，此分水之害也。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、北盖未可知，臣等昨于都堂问吴安持，安持亦言：‘去年河水自东，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？’”宣仁后笑曰：“水官尚作此言，况他人乎！”辙又奏曰：“臣今但欲徐观夏秋河势所向。水若东流，则北流不塞，自当淤断；水若北流，则北河如旧，自可容纳。似此处置，安多危少，行之无疑。若行险徼幸，万一成功，如水官之意，臣不敢従也。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，及软堰既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，然后遣使按行，具可否利害。”后复笑曰：“若令结罪，必谓执政协持之，且水官犹不保河之东、北，况使者暂往乎？姑别议之可也。”二月，微仲乃朝，辙具以前语谕之。微仲口虽不伏，而意甚屈。曰：“软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，更行相度。”辙曰：“如此终非究竟，必欲且尔亦可。”八日，辙方在式假，三省得旨批曰：“依水监所奏，下手日具功料取旨。”辙以非商量本意，以札子论之。微仲即日在告。十二日，辙入对奏曰：“自去年十一月后来，至今百日间耳。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，摇撼朝廷。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，先乞一面措置河事。旧法，马头不得增损。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，即指挥除两河门外，许一面措置。安持奸意既露，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緷，约令北流入东。即令转运司同监视，不得过所乞緷数。安持奸意复露。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。臣知安持意在回河，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。安持计穷。第四次即乞作软堰。凡安持四次擘画，皆回河意耳。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水监两事：其一，勘会北流元祐二年河门元阔几里？逐年开排，直至去年，只阔三百二十步，有何缘故？其二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？每年涨水东出，水面南北阔几里？南面有无堤岸？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？将来北流若果淤断，涨水东行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？有无包畜不定？今两问犹未答，便即施行，实太草草。”后嗟叹久之，深以所言为然。二十四日，与微仲同进呈，微仲曰：“苏辙所议河事，今软堰已不可作，无可施行。”辙曰：“软堰本自不可作，然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，动爷听，若令依旧供职，病根不去，河朔被害无已。”微仲曰：“水官弄泥弄水，别用好人不得，所以且用安持。”辙曰：“水官职事不轻，奈何以小人主之？《易》曰：‘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’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。”此后是非终不能决，会宣仁晏驾。九年正月，安持奏乞塞梁村口，缕张包口，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。八日，辙以祈谷宿斋三省，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。时微仲为山陵使，行有日矣。辙见之待漏，语及河事。微仲直视曰：“此大事，不可不慎。”辙曰：“诚然，公亦宜慎之。”时范尧夫为右相，旧不直东流。辙告之曰：“当与微仲议定，乃令西去。”尧夫曰：“命已下，奈何？”辙曰：“事有理，谁敢不従？”议于皇仪门外，再降指挥，使都水与本路安抚提转同议，可即施行，有异议，亟以闻。尧夫自外来，始意辙与微仲比。及此，大相信服。既而安抚许冲元，乞候过涨水，因河所向，闭所不行口。尧夫奏，乞令许将与吴安持同议，一面施行。辙曰：“河势难定，恐须令诸司共议，乃得共实。”上以为然。既行，上特宣喻曰：“河事不小，可遣两制以上二人，按行相度。”尧夫曰：“河役已起，方议遣官，恐稽留役事。”上曰：“但使议论得实，虽迟一年何损？”乃遣中书舍人吕希纯、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视之，二人归，极以北流为便，方施行，枢密签书刘仲冯援旧例，乞与河议。仲冯本文潞公、吴冲卿门下士也，其言纷然，吕、井之议遂格，而辙亦以罪见逐，于是河流遂东。凡七年，而后北流复通。微仲之在陵下也，尧夫奏乞除执政，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，邓圣求为尚书石丞。三人久在外，不得志，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，邦直尤力。旧法，母后之家，十年一奏门客。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，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，尧夫无以裁之。一日日中，请辙于都堂与邦直议之，辙曰：“上始亲政，皇太妃閤中事，当遍议之，车服仪制，已付礼部矣。皇太后月费，尚书省已奏，乞依太皇太后矣。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，至于奏荐，亦当议，有所予，付吏部可也。凡事付有司，必以法裁处。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，于体为便。”明日，奏之，上曰：“月费俟内中批出，奏荐，皇太后家减二年，皇太妃十年。”议已定，邦直独曰：“此可为后法，今姑予之可也。”上従之。邦直之附会类如此。会廷策进士，邦直撰策题，即为邪说，以扇惑群听。辙论之曰：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，有欲复熙宁、元丰故事之意。臣备位执政，不敢不言。然臣窃料陛下，本无此心，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，不复深究是非，远虚安危，故劝陛下复行此事。此所谓小人之爱君，取快于一时，非忠臣之爱君，以安社稷为悦者也。臣窃观神宗皇帝，以天纵之才，行大有为之志，其所施设，度越前古，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。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：先帝在位近二十年，而终身不受尊号。裁损宗室，恩止袒免，减朝廷无穷之费。出卖坊场，雇募衙前，免民间破家之患，罢黜诸科诵数之学，训练诸将慵惰之兵，置寄禄之官，复六曹之旧，严重禄之法，禁交谒之私。行浅攻之策，以制西戎，收六色之钱，以宽杂役。凡如此类，皆先帝之睿算，有利无害，而元祐以来，上下奉行，未尝失坠者也。至于其他，事有失当，何世无之？父作之于前，子救之于后，前后相济，此则圣人之孝也。汉武帝外事四夷，内兴宫室，财用匮竭，于是修盐铁、榷酤、均输之政，民不堪命，几至大乱。昭帝委任霍光，罢去烦苛，汉室乃定。光武、显宗以察为明，以谶决事，天下恐惧，人怀不安。章帝即位，深鉴其失，代之以宽厚、恺弟之政，后世称焉。及我本朝，真宗皇帝右文偃革，号称太平，群臣因其极盛，为天书之说。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，揽大臣之议，藏书梓宫，以泯其迹；仁宗听政，亦绝口不言。天下至今韪之。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，大臣过计，创濮庙之议，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。及先帝嗣位，或请复举其事，寝而不答，遂以安静。夫以汉昭、章之贤，与吾仁宗、神宗之圣，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！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。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，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，此真明君之所务，不可与流俗议也。臣不胜区区，愿陛下反复臣言，慎勿轻事改易。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岁不用之人，人怀私忿，而以先帝为词，则大事去矣。奏入不报，再以札子面论之，上不悦。李、邓従而媒蘖之，乃以本官出知汝州。居数月，元丰诸人皆会于朝，再谪知袁州。未至，降授朝议大夫，分司南京，筠州居住。居三年，责授化州别驾，雷州安置。未期年，或言方南行，兄弟相遇中涂，赁富民屋以居，复移循州。今上即位，大臣犹不悦，徙居永州。皇子生，复徙岳州。已乃复旧官，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。有田在颍川，乃即居焉。居二年，朝廷易相，复降授朝请大夫，罢祠宫。凡居筠、雷、循七年，居许六年，杜门复理旧学，于是《诗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古史》四书皆成。尝抚卷而叹，自谓得圣贤之遗意。缮书而藏之，顾谓诸子：“今世已矣，后有达者，必有取焉耳。”家本眉山，贫不能归，遂筑室于许。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，昔尝约祔于其廋，虽远不忍负也，以是累诸子矣。予居颍川六年，岁在丙戌，秋九月，阅箧中旧书，得平生所为，惜其久而忘之也，乃作《颍滨遗老传》，凡万余言。已而自笑曰：“此世间得失耳，何足以语达人哉！”昔予年四十有二，始居高安，与一二衲僧游，听其言，知万法皆空，惟有此心不生不灭。以此居富贵、处贫贱二十余年，而心未尝动，然犹未睹夫实相也。及读《楞严》，以六求一，以一除六，至于一六兼忘，虽践诸相，皆无所碍，乃油然而笑曰：“此岂实相也哉！夫一犹可忘，而况《遗老传》乎？虽取而焚之可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