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靖康传信录》 卷下

　　二十七日，宰执奏事延和殿，进呈车驾出郊诣资福寺迎奉道君仪注。耿南仲建议，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，出榜宫门，敢留者斩。先遣人搜索，然后车驾进见。余以为不若止依常法，不必如此，示之以疑。必欲过为之防，恐却有不可防者。南仲曰：“或之者，疑之也。古人于疑有所不免。”余曰：“古人虽不免于疑，然贵于有所决断，故《书》有稽疑，《易》曰：以断天下之疑。倘疑情不解，如所谓窃斧者，则为患不细。”南仲纷纷不已。余奏曰：“天下之理，诚与疑，明与暗而已。诚则明，明则愈诚，自诚与明推之，可以至于尧舜。疑则暗，暗则愈疑，自疑与暗推之，其患至于有不可胜言者。耿南仲当以尧舜之道辅陛下，而其人暗而多疑，所言不足深采。”上笑之，而南仲怫然怒甚。既退，再召对于睿思殿。赐茶讫，南仲忽起奏曰：“臣适遇左司谏陈公辅于对班中，公辅乃二月五日为李纲结构士民伏阙者，岂可处谏职乞送御史台根治。”上及宰相皆愕然。余奏曰：“臣适与南仲辨论于延和殿，实为国事，非有私意。而南仲衔臣之言，故有此奏。伏阙之事，陛下素所鉴察，臣不敢复有所辨，但臣以非材，冒处枢辅，仰荷特达之知，未能有所补报，区区素志，欲俟贼骑出疆，道君銮舆还阙，然后求归田庐，臣之愿也。今南仲之言若此，臣岂敢留。愿以公辅事送有司，臣得乞身待罪。”上笑曰：“士庶以亿万计，如何结构朕所洞知，卿不须如此。”南仲犹不已。余再拜辞上，而出居启圣院，不复归府。入札子求去，章凡十余上。上皆批答：封还，不允。差御药宣押造朝，及押赴枢密院治事。复即时上马。

　　四月朔，车驾诣宁德宫，复遣御药宣押扈从。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国门，余以守御使职事，迎拜于新东门内。道君于辇上顾揖。

　　翌日，扈从朝于龙德宫。讫，复上章恳请，求罢知枢密院事。上降手诏数百言，不允，复令徐处仁、吴敏谕旨。又诏至内殿，面加慰谕。且曰：“贼马方退，正赖卿协济艰难，今遽欲舍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怀，宜为朕少留。”辞意恳恻，余不得已，再拜，受命就职。他日，留身奏上曰：金人退师，割交三镇，官吏、军民不肯陷没夷狄，其势必为朝廷坚守，天时浸热，而虏有辎重之累，必不能久留，当即出疆。臣恐秋高马肥，虏必再至，以责前约。及今宜饬武备边防，勿恃其不来，当恃吾有以待之。于是为上条具所以备边御敌者，凡八事。其一，谓唐之藩镇所以拱京师，故虽屡有变故，卒赖其力。而及其弊也，有尾大不掉之患。祖宗鉴之，销藩镇之权，罢世袭之制，施于承平边备无事则可，在今日则手足以捍头目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以太原、真定、中山、河间建为藩镇，择镇帅付之，许之世袭，收租赋以养将士，习战阵，相为唇齿以捍金人，可无深入之患。又沧州与营平相直，隔黄河下流及小海，其势易以侵犯，宜分滨、棣、德、博，建横海军一道，如诸镇之制。则帝都有藩篱之固矣。其二，谓自熙丰以来，籍河北保甲凡五十余万，河东保甲凡二十余万。比年以来，不复阅习，又经燕山、云中之役，调发科率，逃亡流移，散为盗贼，今所存者犹及其半。宜专遣使团结训练，令人置器甲，官为收掌，用印给之。蠲免租税，以偿其值。武艺精者，次第迁补，或以官激劝之。彼既自保乡里、亲戚、坟墓，必无逃逸。又平时无养兵之费，有事无调发之劳，此最策之得者。其三，谓祖宗以来，养马于监牧，择陕西、河东、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处之，凡三十六所。比年废罢殆尽，而更给地牧马，民间杂养以充官使，吏虚文以塞责，而马无复有善者。又驱之燕山，悉为敌人所得。今诸军阙马者大半。宜复祖宗监牧之制，权时之宜，括天下马，量给其值。则不数月间，天下之马可具也。其四，谓河北塘泺东距海西抵广信、安肃，深不可以涉，浅不可以行舟，所以限隔胡骑，为险固之地。而比年以来，淤泥干涸，不复开濬，官司利于稻田，往往泄去积水，堤防弛坏。又自安肃、广信以抵西山，地形低下处，可益增广其高。仰处，即开干濠及陷马坑之类。宜专遣使以督治之。其五，谓河北、河东州县城池，类多溃圯堙塞，宜遍行修治。而近京四辅郡诸邑，皆当筑城，创置楼橹之属，使官吏、兵民有所恃而安。万一有贼骑深入，虏掠无所得，可以坐困。其六，谓河北、河东州县，经贼马残破蹂践去处，宜优免租赋，以赈恤之。往年方腊扰浙东，犹免三年，今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，安可不议所以大慰其心者。其七，谓河北、河东诸州，最以储峙、籴买粮草为急务，宜复祖宗加抬粮草钞法，一切以见缗走商贾而实塞下，使沿边诸郡积蓄丰衍，则虏不敢动矣。其八，谓陕西解盐无煮海之劳，而给边费足，民食其利不赀，因行东南盐法。以解盐地分，益陕西边，益贫。愿复祖宗旧制，以慰关、陕兵民之心。上俾宰执同议，而其间所论异同，虽建横海军一道，以安抚使总之，而藩镇之议寝。虽委提举官循旧制教阅，上户保甲三分之一，而遣使尽行团结、训练、置器甲之议不行。虽委沿边增修塘泺、城池，而辅近畿邑已降指挥，旋即罢止。虽委诸路相视监牧，而不复括马。虽免河北、河东租税，而止及一年。虽加抬粮草钞，而贴以四分香药。虽复解盐，而地分不如旧制。余力争之，不能得。大抵自贼马既退，道君还宫之后，朝廷恬然，遂以为无事。方建议立东宫、开讲筵、斥王安石、置《春秋》博士，而台谏所论，不过指摘京、黼之党，行遣殆尽无虚日。防边御寇之策，反置而不问。余窃忧之。惟兵事枢密院可以专行，乃与许翰条具调发防秋之兵，大概有五：一曰系将兵，二曰不系将兵，三曰土兵，四曰民兵，五曰保甲。系将兵，除已起发外，见在者十将。将以二千人为率，不过三万人。民兵，弓箭社、刀弩手之类是也，不过一万人。保甲，除河北、河东，起于陕西不过三万人，并见在河北、河东，通为二十万，以控制要害之地。将士得旨颁行，然后关三省，其间犹有以为不须如此者。又乞降旨：在京许监察御史以上，在外监司、郡守、帅臣，各荐材武智略大小使臣，枢密院籍记姓名，量材录用。上从之。又建议以谓在京步军十余万，隶于三衙，近年不复教阅，士卒骄惰。缓急用之，旋差将佐统领，兵将不相识，难以责成功。乞自枢密院选差大小使臣，分四壁教阅，因勒成步伍，以备缓急。上初可之，已而殿帅王宗楚等以为侵紊，非祖宗制，诏罢之，余然后窃叹事之难成也。少宰吴敏建议，欲置详议司检详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，当改革者，次第施行。诏以徐处仁、吴敏及余为提举官。命既行，为南仲沮止。敏丐去，不果。余奏上曰：“陛下即大位于国家艰难之时，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。而朝廷玩愒，一日复一日，未闻有所变革，近欲置司讨论，寻复罢之。今边事方疏，调度不给，前日爵禄冒滥、蠹邦财者宜稍裁抑之，以足国用，此政事所宜先者。”上以为然，委余条具以闻。余奏上三十余事，谓如节度使至窑刺史，祖宗本以待勋臣，故俸给特厚。当时员数少，今皆以戚里恩泽得之。除边功外，宜悉换授环卫官，以抑其滥。又三省堂吏，祖宗转官时止以正郎，崇、观间始许转至中奉大夫。今宜复祖宗之制，余皆类此。上深然之，降付三省。已而揭榜通衢曰：知枢密院事李纲陈请裁减下项。又榜东华门曰：守御使司给诸军卸甲钱多寡不均。御前特再行支给，而守御使司初未尝给卸甲钱也。余闻之惊骇，徐询所以，乃执政间有密白上，以余得都城军民之心，以此离间之。余始忧惧，不知死所矣。方欲乞罢，会守御使司补进武副尉二人，具状奏知，上批出有：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大臣专权，浸不可长之语。余惶惧，于上前辩明。曰：始亲征行营及守御使司，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，给空名文武告、敕、帖等三千余道。自置司以来，用过三十一而已。此二人者，乃赍御前蜡书至太原，当时约以得回报，即与补授，故今以空名帖补讫奏闻，乃遵上旨，非专权也。且叙孤危之踪，为人所中伤者非一，愿罢职任，乞骸骨归田里。上温颜慰谕，以谓偶批及此，非有他意。余退居定力院，入札子待罪乞去。章十余上，上悉批答不允，遣使押入。余不得请，即径出通津门，欲东下。上遣中使宣押，挽舟入城，络绎于道，既复锁府门。

　　余翌日见上，曰：“人主之用人，疑则当勿任，任则当勿疑。而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陛下惑于人言，于臣不得无疑，又不令臣得去，不知此何也”上安慰久之。余自此多在告，日欲去而未得。会种师中殁于军前，种师道以病告归，执政有密建议以余为宣抚使代师道者。初，斡离不之师还抵中山、河间，两镇兵民以死固守，不肯下。肃王、张邦昌及割地使等驰至城下说谕，投以矢石乃退，沿边诸郡亦然。而种师道进兵逼之，金人出境，两镇无虞。粘罕之师至太原城下，亦坚壁固守，粘罕屯兵围之，悉破诸县，为锁城法以困太原。锁城法者，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筑垒环绕，分人防守，内外不相通。而姚古进师复隆德府、威胜军，扼南北关，累出兵由井陉道与师中犄角应援太原。师中进次平定，乘胜复寿阳、榆次诸县，不设备，有轻金人之意。又辎重、犒赏之物，悉留真定，不以从行。金人乘间突诸军，以神臂弓射却之。欲赏射者，而随行银碗只十数枚，库吏告不足而罢。于是士皆愤怒，相与散去。师中为流矢所中，死之。其余将士，退保平定军。而师道驻滑州，复以老病丐罢。上纳建议者之说，决意用余宣抚两路，督将士解围。

　　一日，召对睿思殿，谕以欲遣行者。余再拜力辞，自言书生不知兵，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，实非所长。今使为大帅，恐不胜其任，且误国事，不足以塞责。上不许，即今尚书省书敕令，面授。余奏曰：“藉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，亦须择日受敕，今拜大将如呼小儿，可乎”上乃许别择日受敕。余退即移疾在告，入札子乞致仕，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。且云：此必有建议不容臣于朝者。章十余上，悉批答不允，且督令受命。于是台臣余应求、谏官陈公辅相继上言余不当去朝廷，上皆以为为大臣游说，斥去之，乃无敢言者。或谓余曰：“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，乃欲缘此以去公，则都人无辞耳。公坚卧不起，谗者益得以行其说，上旦怒，将有杜邮之赐，奈何。”余感其言，起受命，上录《裴度传》以赐。余入札子，具道吴元济以区区淮蔡之地抗唐室，与金人强弱固不相侔，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，以度况臣，实谓非伦。且言诸葛亮《出师表》谓“亲贤臣、远小人，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、远贤臣，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。”夫君子、小人，于用兵之间若不相及，而亮深以为言者，诚以寇攘外患，有可扫除之理；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，浸长难去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。是以吉甫赞周王以北伐，必有孝友之张冲。裴相赞唐王以东讨，必去奸邪之元稹。用能成功，焜耀图史。君子、小人之不两立，从古已然。臣窃观陛下嗣位之初，适遭金人入寇，宵旰忧勤、厉精图治，思刷前耻，虽古帝王勤俭之德，无以远过。然君子、小人尚犹混淆于朝，翕讹成风，殊未退黜。谓宜留神照察，在于攘逐戎狄之先。朝廷既正，君子道长，则所以捍御外患者有不难也。今取裴度论元稹、魏洪简章疏，节其要语，辄尘天听。上优诏宠答。宣抚司得兵二万人，而阙马。余白上曰：“戎事以马为先，今乏马如此，无以夺张军容。昔天宝末封常清出师，幽蓟人观之，见其军容不整，皆叛去。今臣出师，安知无窥觇者所系国体，非细故也。事迫矣，请括都城马，给价赏之，可得数千匹。”上以为然，令条具以闻。既而膀于开封府曰：宣抚司括马，事属骚扰，可更不施行。其意与前榜同，余窃叹息而已。以二万人分为五军，时捷胜军叛于河北，遣左军往招抚之，又遣右军属刘韐，时刘韐除宣抚副使，乃唐恪所荐，余初不知也。又以解潜为制置副使代姚古。以折彦质为河东句当公事，与潜治兵于隆德府。宣抚司兵凡万二千人，余请银、绢、钱于朝廷，各百万，才得二十万。期以六月二十日启行，而庶事皆未办集，乞量展行期。上批曰：迁延不行，岂非拒命余惶惧，入札子辨所以未可行者。且曰：陛下前以臣为专权，今以臣为拒命，方遣大帅解重围，而以专权、拒命之人为之，无乃不可乎愿并罢枢管之任，择信臣委之，得乞骸骨。因以尚书右丞、知枢密院事、宣抚使告敕缴纳。上封还，遣使趋召数四。

　　余入见上，具道所以为人中伤，致上听不能无惑者，只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事。今奉命出使，无缘复望清光。上惊曰：“卿只为朕巡边，便可还阙。”余奏曰：“臣之行，无有复还之理。昔范仲淹自参知政事出安抚西边，过郑州见吕夷简，语暂出之意。夷简曰：‘参政岂复可还。’其后果然。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，使臣既行之后，无沮难、无谤谗、无钱粮不足之患，则进而死敌，臣之愿也。万一有朝廷执议不坚，臣自度不能有所为，即须告陛下求代罢去，陛下亦宜察臣孤忠，以全君臣之义。”上颇感动，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，燕于紫宸殿，又赐御筵于琼林苑，所以赐劳甚渥。余犒军讫，号令将士，斩裨将焦安节以徇。初，安节隶姚古帐下，在威胜军虚传贼马且至，安节鼓扇罪情，劝姚古退师。至隆德，又劝遁去。于是两郡之人皆惊扰走散，而初无贼马。至是，从姚古还阙，余召斩之，人皆以为当。翌日，进师，以七月初抵河阳。入札子以畿邑汜水关、西都、河阳形胜之地，城壁颓圯，当亟修治。今虽晚，然并力为之，尚可及也。又因望拜诸陵，具奏曰：臣总师道出巩、洛，望拜诸陵寝，潸然流涕。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，圣圣传授，以至陛下。适丁艰难之秋，戎狄内侵，中国势弱，此诚陛下尝胆思报、厉精求治之日。愿深考祖宗之法，一一推行之，进君子、退小人，无以利口善谝言为足信，无以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，益固邦本，以图中兴。上以慰安九庙之灵，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。天下幸甚！初，余陛辞日为上道唐恪、聂山之为人，陛下任信之笃，且误国，故于此申言之。上批答有“铭记于怀”之语。留河阳十余日，训练士卒，修整器甲之属，进次怀州。自出师后，禁士卒不得扰民，有赶夺妇人钗子者，立斩以徇。拾遗弃物，决春黥配。逃亡捕获者，皆斩。以故军律颇肃，无敢犯者。尝以谓步不胜车，金人以铁骑奔冲，非车不能制之。有张行中者，献战车制度，两竿双轮，前施皮篱，枪刃运转轻捷。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，执弓驽、枪脾之属以辅翼之，结阵以行，铁骑遇之皆退遁。造千余两，日肄习之，俟防秋之兵集，以谋大举。而朝廷降旨，凡诏书所起之兵悉罢减之。余上疏力争，其大略曰：臣昨待罪枢府，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，臣意以为中国军政不修，几三十年矣，阙额不补者过半，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，不习战阵，故令金人得以窥伺。既陷燕山，长驱中原，遂犯畿甸。来无藩篱之固，去无邀击之威，庙堂失策，使之割三镇、质亲王、劫取金帛以亿万计，驱虏士女，屠戮良民不可胜数。《誓书》之言，所不忍闻。此诚宗庙之羞，而陛下尝胆思报者也。今河北之寇虽退，而中山、河间之地不割，贼马出没，并边诸郡寨栅相连，兵不少休。太原之围未解，而河东之势危甚。旁近县镇，为贼兵之所占据。秋高马肥，虏骑凭陵，决须深入，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。倘非起天下之兵，聚天下之力，解围太原、防御河北，则必复有今春之警。宗社安危，殆未可知。故臣辄不自揆，为陛下措画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，大约不过十余万人，而欲分布南北□□□霸等二十余郡，中山、河间、真定、大名、横海五帅府，腹里十余州军，沿河一带，控扼地分，翊卫王室，提防海道。其甚急者，解围太原，收复忻、代，以捍金人、夏人连兵入寇。不知此十数万人之众一一皆到，果能足用，而无贼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，去清光之日未几，朝廷已尽改前日诏书，调兵防秋之计既罢，峒丁又罢，弓弩又罢，士兵又罢，四川、福建、广东路将兵又罢，荆湖南北路系将、不系将兵，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发。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，罢去大半，金人聚兵，两路入寇，将何以支吾，而朝廷何恃。不留意于此，臣窃思之，以兵为不须起者，大概有五：川、广、福建、荆湖之地远，一也。钱粮犒赏之费多，二也。河北寇退，天下已无事，三也。太原之围，贼马不多，不攻自解，四也。探报有林牙、高丽之师，金人牵制，可必不深入，五也。若以川、广、福建、荆湖之地远，则诏书之下以四月，期天下兵以七月，当时关报三省，何不即止今已七月，远方之兵皆已在道，如复约回，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。一岁两起天下之兵，中道而两止之，天下谓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，而将士解体矣。国之大事在戎，宗社安危所系，而且行且止，有同儿戏。臣窃痛之！若以谓钱粮犒赏多，则今春无兵捍寇，致令误国，土地、宝货、人民皆为所取，今惜小费而不为之备，臣恐后来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。况原降指挥，防秋之兵各令赍粮以行，则钱粮犒赏之乏自非所患，庙堂不深思宗社大计，而惜小费，臣窃所不取也。若以河北寇退，天下无事，则边郡日报金人聚兵，声言某月入寇，当取某地。强敌临境，非和非战，朝夕恐栗，惧其复来。天下果无事乎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，火未及然因谓之安，以今日观之，何止于火未及然，殆处于烈焰之旁，而言笑自若也。若以谓太原之围贼马不多，不攻自解，则自春徂秋，攻守半年，曾不能得其实数。姚、种二帅，以十万之师，一日皆溃，彼未尝有所伤衄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，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谓非愚则诬。至林牙、高丽牵制之报，理或有之，然不可恃彼之不来，当恃我之有备。则屯兵聚粮，正今日之先务，不可忽也。今河北、河东州郡日告危急，乞兵皆以三五万为言，而半年以来，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。防秋之兵甫集，又皆遣罢，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谓不须动天下之兵，而自可无事，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，陛下胡不遣建议之人代臣，坐致康平，而重为此扰扰也。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唐间，臣已作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，所有余路乞依原降诏书起发，庶几不误国事。未报，间再具奏曰：近降指挥，减罢防秋之兵，臣所以深惜此事者，一则河北防秋阙人，恐有疏虞；一则一岁之间，再令起兵，又再止之，恐无以示四方大信。防秋之计，臣前奏论之已详，请为陛下更论不可失信之意。昔周为犬戎所侵，常以烽火召诸侯兵。恐诸侯之未必至也，举烽以试之，诸侯之兵大集，知其试已，皆怒而归。其后，真举烽，无复至者，去冬金人将犯阙，诏起勤王之师，远方之兵踊跃赴难，至中途而寇已和，有诏止之，皆愤惋而返。今以防秋之敌，又起天下之兵，良非获已，远方之兵率皆就道，又复约回，将士卒伍宁不解体。夫以军法勒诸路起兵，而以寸纸罢之，恐后时有所号召，无复应者矣。竟不报。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围，于是宣抚使刘韐、制置副使解潜、察访使张灏、句当公事折彦质、都统制王渊、折可求等曾议于隆德府，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，平定军辽州两路，刘韐、王渊主之；威胜军路，解潜、折彦质主之；汾州路，张灏、折可求主之。而宣抚副使、制置副使、察访使、句当公事，皆承受御前处分，事得专达，进退自如。宣抚司自有节制之名，特文具尔。余奏上以节制不专，恐误国事。虽降指挥约束，而承受专达自若也。至期出师，解潜与贼相遇于南北关，转战四日杀伤相当，金人增兵，潜军力不能胜而溃。平定、汾辽之师，皆逗留不进。其后，张灏又违节制，用统制官张思正复文水县，已而复为贼所夺。余亟为上论节制不专之弊，又分路进兵，贼以全力制吾孤军，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进。会范世雄以湖南兵至，即荐为宣抚判官，方欲会合，亲率师以讨贼，而朝议变矣。初，贼骑既出境，即遣王云、曹曚使金人军中，议以三镇兵民不肯割，愿以租赋代割地之约，至是遣回，有许意。其实以款我师，非诚言也。朝廷信之，耿南仲、唐恪尤主其议，意谓非归租赋，则割地以赂之，和议可以决成。乃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，而议和之使纷然于道路矣。既而徐处仁、吴敏罢相，而相唐恪；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，而进用聂山、陈过庭、李回等。吴敏复以内禅事，言者谓承蔡攸密旨，及初除门下侍郎亦蔡攸矫制为之，责授散官安置涪州。余窃叹曰：事无可为者矣！因入札子，奏状乞罢。

　　初，唐恪谋出余于外，则处仁、翰、敏可以计去之，数人者去，则余亦不能留也。至是，皆如其策。章数上，犹降诏批答不允。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胜任者，且得昏愦之疾，不罢决误国事，并叙曩日榻前之语。于是，上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巡边，交割宣抚司职事，召余赴阙，且俾沿河巡视防守之具。余连上章乞罢知枢密院事，守本官致仕。行至封邱县，得尚书省札子，有旨除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，时九月初也。余具奏辞免，不敢当。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罢者，非爱身怯敌之故，特事有不可为者，难以虚受其责。始宣抚司得兵若干，今屯驻某处，皆不曾用。始朝廷应副银、绢、钱若干，又御前降到若干，除支官兵食钱并犒赏外，今皆椿留怀州，及在京降赐，库具有籍可考按也。臣既罢去，恐不知者谓臣丧师费财，惟陛下遣使核实。虽臣以不才乞罢，愿益择将帅，抚驭士卒，与之捍敌。金人狡狯，谋虑不浅，和议未可专恃，一失士卒心，无与御侮，则天下之势去矣。臣自此不复与国论，敢冒死以闻。既而果有言余专主战议、丧师费财者，又指言十罪。于是遂落职宫观，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，建昌军安置。又以余上疏辩论，谓退有后言以惑众听，再谪宁江用舍。进退者，士之常，此不足道。但国家艰难，宗社危急，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成，而为庸懦谗慝者坏之，为可惜也。殆天未悔祸，生灵未有休息之期，命运之行自有数也。不然，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长沙以趋川陕，适荆南为寇贼所据，道梗，少留。时都城复为虏骑攻围，朝廷不通耗者累月，端忧多暇，探箧中取自上龙飞余遭遇以来，被受御笔内批，及表、札、章、奏等，命笔吏编次之，因叙其施设、去就本末，大概若此，庶几传信于后世。

　　时靖康二年岁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，长沙漕厅翠蔼堂录。